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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关于“新型社会矛盾”的事前与事后研究
李培林

2005年12月05日13:36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运用“事前的研究”和“事后的研究”这两种观察视角，对当前我国不同类型的矛盾进行了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已有不少研究的书籍和文章。新近出版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是社会科学院一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书中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这些矛盾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其一,我们的结论来自对经验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我主持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11-12月间对我国内地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市居民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经过近两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才得出我们的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层认同和价值认同,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链条。
其二,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我们采取了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事后的研究”（即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理路；另一种是“事前的研究”（即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我们的研究就是尝试着进行“事前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民众未来的社会选择和取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基于调查，我们在书中概括了七个主要发现（见链接）。这些发现多数都在围绕揭示一种新型的由价值认同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意识的主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也要冷静地看到,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磨擦,加上近一二十年来一些腐败现象的滋长,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在个别地区,一些集市口角、汽车碰撞、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征用分歧等日常生活的矛盾,有些有可能因处理不当而演变成对抗性的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
研究发现：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根据统计分析的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体制不完善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比如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了。
有人会问: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益问题引起的,价值认识差异的重要性究竟该如何认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比如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说有一个5%-6%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为了保证劳动市场的竞争性而存在的可接受的失业率,超过了这个失业率就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实际上,各国的情况不同,很多国家失业率长期超过10%,社会也比较安定,因为有公平的竞争规则和较完善的相关保障制度,人们主观上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强。
研究发现：当前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
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我们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提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这却遭到了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这不合实际。我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当时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不够,使人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调查结果并没错,因为有多次调查的验证。“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主观生活质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它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注意研究一些社会矛盾新的特点、新的发展规律和新的解决办法。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如果能够完成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和谐社会体制,其贡献、作用和意义会不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想,二十年以后,假如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够像目前这样持续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十几亿人过上相对富裕生活,那的确是一项伟业,那会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形成独特的“中国经验”,因为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亿人口。(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李培林著,社科文献出版社版)
链接
本书基于调查提出的七大发现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
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决定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是“父辈的社会地位”。
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除了物质利益性矛盾，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类型———社会价值观念性矛盾。
五年内“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的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
党政干部取代私营企业主或演艺人员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社会保障的可靠性和某些人的“腐败得利”问题使人们产生了这种看法。
城市公众在各类企业的劳资冲突中对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的感受最为强烈。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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