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应从根本性问题入手

胡今立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持续升温。提到收入分配改革，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发钱。比如，给工薪阶层涨点工资，给农民多点补贴，给低收入群体提高最低保障等等。但我觉得，所谓改革，应该是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调整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在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上下功夫。单纯的发钱、涨工资、提高最低生活保障不能叫改革，只能叫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很不牢靠，很容易被通胀等因素所抵消。
现在，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改革的紧迫性已有共识，但对改什么，怎么改，仍有各种不同认识。
有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减税，让更多的财富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企业和居民手中；有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加税，通过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有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还有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就是涨工资、均贫富。
这些观点各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似乎都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减税往往有利于富人，不利于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加税似乎也不合理，在政府税收连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加税的合理性、紧迫性和必要性会面临公众的强烈质疑。至于涨工资、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当然很好，但是，前面已经说过，这只是一种不触碰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善，而且还会面临一系列现实的操作问题。比如：涨工资是一部分社会群体涨，还是全社会一起涨？这笔钱由谁来出？涨多少？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多少才算合理？提高部分会不会被通胀等其他因素所抵消等等，都是不好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我看来，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方方面面因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加税、减税或涨工资、给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发点钱那么简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对症下药，从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入手。我认为，造成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二是政策导向过于追求GDP增长。
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就会滋生腐败，破坏公平。多年以来，少部分人通过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坑蒙拐骗、钻法律漏洞等手段迅速发家致富。这些人的致富，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非法侵占大量国家财产资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公平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自然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分配秩序，潜规则就会代替明规则，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时刻强调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将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打击腐败和各种违法行为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否则，收入分配改革就容易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同时，对过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策导向应加大纠偏力度。片面追求GDP造成了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严重社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认识到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将民生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使普通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如今，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政策转向力度，摒弃过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策导向，转而将民生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当前应重点关注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负利率。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就进入了负利率时代。负利率可以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但也容易造成通货膨胀预期增强、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投资渠道有限，其主要资产仍是银行存款，负利率就意味着普通老百姓资产的缩水，而大量持有房产、股票、企业等不动产的富人财富反而会增值。因此，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尽早扭转负利率局面，否则，即使普通百姓的收入有所增长，也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
二是劳动权益保护。近几年，中国工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得到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多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全国人大也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但是，各地政府干部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劳动合同法》会提高企业成本，削弱当地企业竞争力，在执行时比较消极。而一些利益代言人也纷纷制造舆论，反对提升工人待遇。在这种局面下，工人维权难、讨薪难、涨工资难的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工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财富在企业与工人间的合理分配就无法实现，因此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工会的谈判能力和自主性，只有这样，普通劳动者的整体收入才会得到明显提高。
三是房子。由于房价飞涨，房子已经成为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两年前拥有同样财富的家庭今天再进行比较，没有房产的会比拥有房产的少则差了几十万，多则差了几百万。这导致有房族与无房族之间、有单套房者和多套房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房价的飞涨迅速拉大，几乎到了很难缩小的程度，房子也因此成为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最令中国人纠结的话题。国家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就不能回避房价问题，一方面应继续加大住房供应量，平抑房价，另一方面也应对那些拥有几套、甚至几十套住房的家庭开征房产税，在提高房地产投机成本的同时，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四是政府投资方向。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过去，为了追求发展和效率，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这导致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小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新的资源仍在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导致“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马太效应。因此，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扭转当前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的局面，将资源尽可能投向中西部、投向小城市和农村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让落后地区群众收入的提高获得长久的动力。
五是三农。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仅免除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还推广了新农合。此外，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显示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仍不尽如人意。中国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已经很多年，但是力度仍略显不足。因此，国家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将8亿农民的利益放在更突出位置，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即使这种补贴的经济效益不如投资到城市，可是却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社会、政治效益要远大于经济效益。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关键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加强法治建设，摒弃过度注重GDP增长的政绩观。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必将触动既有利益分配格局，而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惯性，要打破它，必将面临重重阻力。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长远，以坚定的决心和强力的执行方有望产生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