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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地下性
记者 邓飞
“我们必须要看到，地下性产业正在给国家制造方方面面的伤害。”一网友在互联网上一条与《治安处罚法》有关的新闻后跟帖说。
庞大地下性产业在大陆已是一个客观存在。2004年，广东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一次性调集500名妓女为日本人服务，充分展现大陆地下性产业的巨大组织能量和活跃程度。
一个四川籍记者在博客上描述说，1990年代以来，乡村普遍贫困导致年轻女人很多离开了村庄，一个农家甚至出现嫂子和小姑子等几个女性都在卖春。大量农村女性持续流向城市，成为性产业“后备军”。她们带回的钱逐渐瓦解村庄对她们的道德指责或者鄙意。“笑贫不笑娼”的氛围鼓励越来越多乡村女性在离家前就已完成卖春心理准备和信息准备，主动进入地下性产业链条。
新迹象显示，大陆地下性产业在吸纳边缘人群时候也在不断吸纳主流人群。2000年代以来，更多女性认为自己有支配自己身体权利，对性习以为常。3月，杭州警方抓获10多名卖春女，其中一半是在校女大学生，年轻的高学历女性得到卖春者的追捧。卖春开始成为一些城市女性的生活方式。
一些权力部门的精英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这个产业。一个被暴露的个案是， 2005年10月，《大河报》报道说，2001年3月至2004年7月，河南原陕县检察院检察官姚灼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在灵宝市紫金宫国际大酒店夜总会、渑池温莎琪浴场、三门峡鸿志夜总会及新境界茶苑，以招募、容留等手段控制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
大陆地下性产业各层次卖春资源随着相关政策变动不断分化调整。随着大陆民众流动进一步频繁和城市居民财富增加，性产业规模持续膨大化。大陆媒体说，中国城市里有一亿多民工，多数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与这个产业的庞大和组织化极不对称的是，大陆执行的严打禁娼政策，性产业是一个不被法律保护的地下产业。因为长期以来秘密的地下运作，这个产业链充斥血泪，有的不被外界知晓的诸多危险。
2002年，一个12岁的小女孩段英（化名）被拐卖后被迫卖春的真实个案在湖南省岳阳市火车站边的廖家坡被发现。“鸡头”强迫她在三个月内卖春750多次，还曾在她子宫打一扩宫针，用钳子夹着浸饱人血的棉花放进子宫，不顾她疼得打滚，送去给一个老头“开苞”。
处于地下状态的卖春女往往很珍惜每一次交易，较容易被动满足各色卖春者的掠夺性需要。相关调查表明，很多买春女屈从买春者不使用避孕套而感染性病。
卖春女只能在“地下活动”活动，且游移不定。这种“游击”状态导致对于这一高危群体的检疫和防治工作严重缺失，很小一部分在被抓获后得到一些检查和救治，绝大多数患有性病和艾滋病带菌的卖春女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她们往往羞于体检，一旦被感染，她们很难及时知晓，然后她们可能传染给其他买春者，买春者再传染给他的性伙伴或者伴侣。
中国疾控中心警告说，2003年可收集的性病患者数目上升到75万，而实际性病患者估计近800万人。
长期关注中国性病艾滋病问题的高耀洁调查发现，卖春女很多羞于接受正规医疗，小诊所的粗糙治疗造成卖春女心理伤害和新一轮贫困，“她们很容易成了一群很可怕的人”。
大陆媒体不断公开报道这一个群体遭遇劫杀。较大一起是1998年７月到2001年６月间，北京市一个叫华瑞茁的司机将１4名卖春女骗至朝阳区数处杀害，华被发现心理变态。
一个带着贵重首饰、随身带着存折或银行卡、且能轻易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女人容易遭遇暗算。2005年末，山东菏泽市几个男人以买春为名陆续带出10余名歌厅小姐。后来她们被发现遭遇残酷拷打，被迫说出存折密码后被杀掉，秘密抛埋。这只是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卖春女群体生活在刀锋上的些许缩影。2005年12月，深圳市中院刑一庭称，该院每年审理的凶杀案中有近1/3的被害人是卖春女。
因为卖春的非法性和长期以来的被歧视，卖春女遭遇侵害时不愿或不敢向司法机关报案，无法借助国家司法力量保护自身利益，转而借助黑恶势力维持性交易秩序。“黄毒合流”加剧了对卖春女的剥削和伤害。
一个买春者在互联网上抱怨被警察敲诈，对卖春者的罚款5000元是上限，但警察发现他是电信部门的公务员，便威胁通知家属，他不得已让朋友送来1万元。
更多的卖春者因为无法收敛自己欲望或者“道德不够”而吃尽苦头。湖南省岳阳市火车站边的廖家坡数百家简易卖春场所里，被“鸡头”叫来的几条大汉守候门外，事后以威胁报警将买春者洗劫一空。一些态度不好的买春者还被事先勾连的联防队员或警察带到派出所处罚。
2004年12月，《郑州日报》报道，河南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查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蜜蜂张派出所所长范景诗、副所长王建国授意治安员采用“干拍”、“放鹰”的方式尽量多牟取罚款，其中一名治安员还将一名卖淫女杀害。
潘绥铭认为国家严打禁娼过度消耗警力。潘调查发现，1993年在华中某城市的边缘地区，1名公安人员和2名联防队员总共花费68个小时，使用“蹲坑”、跟踪、取旁证等多种方法，才证据确凿地抓获2个嫖客和1个暗娼。也就是说，抓获一个嫖娼卖淫者，需要一个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个小时。
潘说，国家严打禁娼政策已经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一方面，大量资金被用于整个地下性产业的消费，而且几乎不缴税，全都在国家体制之外流通与循环；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费用来禁娼，而且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费用被迫转嫁到其它方面，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源消耗。
潘推断，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禁娼目标，国家需要投入的成本和耗费的社会资源将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天文数字，“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谁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呢？
李银河称，大陆性产业处在这种若明若暗状态，最大受益者是一些搞腐败的人，“比如说一些警察，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 李指责一些地方的官员和警察将国家的严打禁娼政策扭曲成为“放水养鱼”，他们和卖春的组织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分享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