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余件禁止出国展出文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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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宝函
唐代。是唐懿宗赐赠的，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层层相套的宝函其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供奉舍利的地方。宝函和金塔，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世所罕见，其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一九八七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凌晨一时佛指舍利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

  
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第四重：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
  
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第八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256年）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公元前486年-公元前256年）时期的斗拱造型。1974年冬，平山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时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西汉。通长188厘米。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共二千四百九十八块，金丝重1.1千克。用金丝将玉片编缀成人形，头部由头罩、脸盖组成，上身由前后衣片、左右袖筒及左右手套组成，下身由左右裤筒及左右足套组成，皆能分开。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 、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划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鼓突，似人之体型。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皇帝的玉衣用金缕。中山靖王刘胜是诸侯王，也服用了金缕玉衣。出土时，衣内仅见几枚牙齿珐琅外壳和一些粉末状骨渣。故玉衣和九窍塞并未能保存尸体不朽。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长信宫灯
西汉。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作跪姿宫女执灯形，通体鎏金，璀璨夺目。宫女穿宽袖长衣，梳髻，戴巾；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处可拆卸；灯盘中心有一钎可插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灯上有九处刻铭，计65字，其中有“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角形玉杯
西汉。通长18.4厘米，口径5.8—6.7cm，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汉代之绝品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朱雀屏风铜顶饰
西汉。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中期晚段。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略似船形。在龙尾上站着一只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中期晚段。长31厘米，宽22.5厘米。帛画呈长方形，质为深褐色平纹绢，用墨绘成，兼用白粉，但多脱落，以写意手法绘人物及龙凤。。画的主体为一妇女，身着绣有云纹的广袖长袍，腰束宽带，下摆前后分张，像倒悬的牵牛花，双手合掌，作祈祷之状。妇女站在一弯月形物之上，应即表示立于龙船之上。妇女姝上方有一夔一凤。凤鸟昂首展翅，一足前伸，一足后伸，尾瓴上卷到头部上方，现得强健有力。凤鸟前方有一竖垂的龙，一足前伸，另一足已不甚清，尾部卷曲。1949年，在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       直裾素纱禅衣
西汉。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西汉。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长48、宽28厘米。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出土经书共九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 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 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 1 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9册，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 1991 年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

元代。通高29.5cm，横宽20.5cm。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欗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十八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印模画
南朝。长２４４厘米，宽８８厘米，由３００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嵇康为“七贤”之首，他是一个非常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则是一个不拘小节，活得很潇洒滋润的人，他好饮酒，且“嗜酒能啸”，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且“韵响嘹亮”，所以，在“七贤”之中，有“嵇琴阮啸”之说。山涛也极能饮酒，《山涛传》中有其“饮酒至入斗方醉”的记录。王戎则是一位为人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人物。向秀文儒，文献记其“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看来是个十足的道学家。刘伶也好酒，且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阮咸通音律，善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琵琶，而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1960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印模画局部放大图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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