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地域重名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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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中国，历经大清国崩溃、中华民国兴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其波澜壮阔之势、天翻地覆之变在数千年国史中无其它百年可比。风起云涌、新陈代谢之际，国家面对行政区域（以下简称“政区”）重名一度泛滥、失控的严峻局势，亡羊补牢，痛定思痛，毅然走上果断治理并持之以恒、更新观念且与时俱进的变革之路……
怵目惊心
公元1912年，是为中华民国元年。刚刚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泱泱神州百废待兴。在随即展开的地方行政制度全面改革中，一个被国人掉以轻心多少年的社会问题呈现在北京政府案头——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全国“县名”的大面积重复，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非痛加整治不能扭转危局的地步！
“故唐县名同者仅十九，而宋则益为三十矣，明县名重者四十二，而清则倍蓰之矣。洎民国肇造，天下为县，于是二县同名者七十四，三县同名者十有二，四县同名者四，五县同名者三，六县同名者一。稽其总数，实七倍于唐时……”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在呈大总统的《拟改各省重复县名撮举理由分别说明请鉴核批示文》（以下简称《请示文》）中，以寥寥数语勾勒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县，是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划体系中最为古老、广泛、稳定的基本单元，此时在全国共设有1791个县。而存在重复现象的94个县名，每个最少涉及2县，最多牵扯6县，总共关系221个县。就是说，全国每8个县中就有1个与它县重名。八分之一，一个难以置信甚至堪称空前绝后的比例！
这221个县，多少不等地散布在全国22个省，平均每省10个，其实多数省份超过10个：最多者江西、广东各20个，最少者吉林、黑龙江、新疆各2个，多寡悬殊10倍之巨；其它依次为湖南16个，直隶（河北）、浙江、云南各14个，四川13个，奉天（辽宁）、贵州、甘肃各12个，山西、陕西各11个，广西10个，福建8个，江苏、安徽、山东各7个，河南4个，湖北3个。
这221个县，分别重复着94个县名，且重复次数越低者发生频率越高、分布越广——“两县同名”74处，占78.7%，相关148县遍及全部22省；“三县同名”12处，占12.8%，相关36县分布14省。占其余8.5%的是：“四县同名”4处，相关16县分布10省；“五县同名”3处，相关15县分布13省；“六县同名”1处，相关6县分布6省。
这221个县，分别在94个县名上重复127次，发生的朝代从盛唐延续到民国初年，绝大部分产生于近400多年的明、清和民国初年，且呈由远及近的“递增”态势——唐1次，五代3次，宋11次，金2次，元7次，合计出现县名重复24次，占19%；以后的县域重名明显增多：明27次，清35次，民国初年41次，合计103次，占81%。
纵观中国古代，政区的重名由来已久。一般说来，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或群雄并立、各行其是，或战乱移民、侨置郡县，形成政区重名的多发期不难理解。而元、明、清乃至民国之初，虽政权更替却均以国家统一为主流，对地方的治理连贯且规范；况且，无论当朝统治者还是群臣百姓，不会不懂同级政区应力戒重名的浅显道理。那么，县域重名何以一面沿袭前朝得不到抑制，一面放任自流以致与日俱增呢？
“昔唐之藩镇，随‘镇’地而定‘军’名；宋之‘军’号，遂因‘军’而更名地——肤廓浮词无关地理，其弊一也。帝王临御避忌滋甚，郡邑因讳而易名，实由汉文所自始，历代仿效，积年浸多——历史之观念既晦，山川之名义无存，此弊二也。更或以弇陋浮靡之习，喜巫祝颂祷之词，例如庆、康、兴、昌、安、宁、化、定等类无处蔑有——视听寖淆，地望难徵，此弊三也。又若兵震殊方，泽被海隅，矜武功而置郡，拓岩疆而区邑，后世宁远、威远、镇边、定边诸称由斯滥觞——边陲式廓沿袭益繁，此弊四也。凡此四端，胥为郡邑同名之原。其外，或采纪年，或因祥瑞，置山川地理于不问，遂重复相仍而无极。”
这是朱启钤在《请示文》中列举的“郡邑同名之原”，应当说，阐述得比较全面、客观、深入了。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透过种种表象探究前人命名政区“置山川地理于不问”的根源之余，似应顾及一个更为直接、更为深远却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易察觉的原因——
封建桎梏，闭关锁国，经济落后，孤陋寡闻，幅员辽阔而交通不便，农民众多且难离乡土……置身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氛围，“省”成为多数国人活动的主要场所甚至毕生涉足的最大范围，也由此伴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凡县名重复，都发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内无论县份多少，绝无重名之例。古往今来，国人不允许本省的县域重名，犹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重复外省县名置若罔闻，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民国问世第2年，因前清的府、州、厅统改县治而造成41个重复县名，就是这种被省界束缚的狭隘“重名”观念最大也是最后一次作用。
物极必反。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被“血”与“火”惊醒的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战争、洋务、租界、商埠、工厂、铁路、电报、……政治与经济，内政与外交，各方面的呼声终于撼动了把避免县域重名局限于省内的固有观念，促使国人第一次站在国家立场、从全国层面审视省际县名大量重复的弊端——“土地为立国之本，正名实敷政之先”，“施之政事，则彼省与此省糅杂；播诸重译，则甲县与乙县混淆。乡土之观感易泯，地理之名实不符”（朱启钤《请示文》云）。
借古治今
1912年10月，以内设“职方司”执掌方域、地名事务的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调查本区的历史与现状。1913年3月，各省按国家统一部署，废除府、州、厅制并实行新的“道、县制”。随后，内务部以调整省际重复县名“关系重大曷容缕晰，爰特督饬员司钩稽载籍，举全国重复县名一百二十六处（按：应为127处）统为拟定”，形成《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作为朱启钤《请示文》的附件上报。1914年1月30日，大总统批：“据呈已悉。应如所拟办理，此批。单存。”
在《请示文》中，朱启钤开宗明义：“窃维《禹贡》州域经纬乎，山川赢秦郡邑渊源于地理，举其名如见其地，审其义即辨其疆，是故虽经迁变终古犹资识别。”可见，沿袭古代命名“郡邑渊源于地理”的传统，成为此时治理县域重名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操作规程为：所有存在重复现象的94个县名，各自只允许1个县沿用此名，其余同名之县一律更名；“至于拟定新名之标准，均以古代郡邑、境内山川为限，庶几显而有徵以矫陋习。”各县的重复之名谁存谁废，当时分三种情况酌处：
一、“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新名从同仍还故称”。山西、直隶（河北）各有祁县，前者设县于西汉，以“相沿较古”保留原名；后者系去年2月刚由祁州改置，恢复西汉旧称“安国县”。全国6个新城县也按“先来后到”取舍：设于唐代的直隶（河北）新城县不变，吉林、山东、江西、浙江、贵州“资历”较浅的5个新城县分别改称“扶余”、“耏水”、“黎川”、“新登”、“兴仁”。
二、为难时选择“更名较易”者改动。江苏山阳县设于宋代、广东海阳县设于晋代，因分属旧淮安府、潮州府附郭县，遂直接改作“淮安县”、“潮安县”；迟见于明代的陕西山阳县、清代的山东海阳县更名不便，则破例沿用原名。设于清雍正年间的两个凤台县，先设的山西凤台县以古为“晋城县”而启用旧名，后设5年的安徽凤台县不再更改。
三、“通商之大埠、新拓之边方，习称已久，骤革匪便，仍其旧贯，藉少纷更”。奉天（辽宁）安东县系边境商埠，关系对外条约，虽设县晚在清末也不予更名；江苏安东县设置早在明初，还是改称“涟水县”。甘肃西宁县（后属青海）于民国之初裁府留县仅1年，“但地属边陲，习称较著”而保持不变；明代所设广东西宁县改称“鬰南县”，清代所设直隶（河北）西宁县改称“阳原县”。
如此这般，全国分别重复94个县名的221个县，除94个县保留原名外，其余127个县的称谓一律“弃旧图新”。所有新县名的来历，大致归为三类：
其一，“仍还故称”。66个县启用当地历史上合适的旧政区名称，占52%：①40个县恢复旧县名，如山东海丰县复称“无棣县”，浙江石门县复称“崇德县”，云南开化县复称“文山县”。②26个县借用旧上级政区名称，如江西德化县系清代九江府附郭县而改称“九江县”，广西永安县于唐代属蒙山郡而改称“蒙山县”，云南永康县以元代属镇康路且明、清为镇康土州而改称“镇康县”。
其二，合乎地理。53个县以当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观重新命名，占42%：①40个县得名于自然景观，如直隶（河北）广昌县有涞山、涞水及涞源泉而称“涞源县”，江苏太平县主体沙洲孤峙扬子江中而称“扬中县”，陕西怀远县以横山绵延而称“横山县”。②13个县得名于人文景观，如直隶（河北）龙门县以北方要塞龙门关得名“龙关县”，山西乐平县以治地东有昔阳城得名“昔阳县”，贵州新城县以县域来自普安县划出的兴仁等4里得名“兴仁县”。
其三，协调变通。8个县采取灵活方式组织新名，占6%：①6个县名由原名衍变，如取自县治余庆城的黑龙江余庆县改作“庆城县”，濒临金沙江的云南靖江县依原义改作“绥江县”，由沙泥分州改置的甘肃沙县以地处洮水之东改作“洮沙县”。②2个县得名方式独特：山西归化县前已析置归绥县，现两县合并仍称“归绥县”；广西安化县地处宜山县之北，故改称“宜北县”。
此后，新设县域命名时的“重名”偏差，也能在北京政府审批过程中及时纠正。1917年2月，内务部审核广西呈请将向武、都康、上映等3个土州区域合并设为“武都县”一案，发现以向武之“武”、都康之“都”组合的县名与甘肃武都县重复，遂改取向武之“向”定名为“向都县”获准；5月，黑龙江所呈将龙门设治局升置龙门县一案，被发现与广东龙门县重名，便改取县治“龙门镇”首尾2字定名为“龙镇县”获准。
或许出于“矫枉过正”，北京政府借1914年6月2日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之机，进而将分属上下级的“道”、“县”重名纳入整治范围，处理原则是舍“小（县）”保“大（道）”——内务部称：“此次各道名均经重行规定，凡与他道、县名或本道外县重名者，则重名一县自宜一律更名，以避混淆之嫌。”更改的8个县名，半数与本省之道重名：直隶（河北）保定道的保定县改称“新镇县”，江西庐陵道的庐陵县改称“吉安县”，广西南宁道的南宁县改称“邕宁县”，云南普洱道的普洱县改称“宁洱县”；另4个与外省之道重名：直隶（河北）安肃县因甘肃安肃道而改称“徐水县”，山东兰山县因甘肃兰山道而改称“临沂县”，河南永宁县因四川永宁道而改称“洛宁县”，江西建昌县因四川建昌道而改称“永修县”。
承前启后
不难想象，时值改朝换代后的政局初定，各种改革措施的上传下达不够通畅，又不具备今天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北京政府对国内重复县名的整治虽“法网恢恢”却未能“疏而不漏”，大规模的仓促更名也难免顾此失彼，以致日后不得不设法弥补甚至再次更名——
重名的山东新城县，1914年1月刚以耏水流经更名为“耏水县”，又觉不妥，4月复以古有齐桓公戏马台定名“桓台县”；随后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时，顺便更改遗漏的重复县名2处：与四川长寿县重名的吉林长寿县改称“同宾县”，与湖南岳阳县重名的山西岳阳县改称“安泽县”。奉天（辽宁）、甘肃重复的“金县”，迟至1919年8月才发现在“前案漏未列入”，遂将后者更名为“金城县”，10月又恐与古称“金城”的甘肃省会皋兰县混淆而复用汉代之名“榆中县”。
尽管如此，北京政府的上述举措，近观犹如“快刀斩乱麻”，混乱局面一举扭转，千年积弊一朝去除，国内道、县两级政区名称得以规范；远望则以首倡“全国范围内县域不得重名”的新观念，奠定日后杜绝政区重名再生、进一步克服其它类型重名的根基。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开始于1927年4月，随后以行政院下设的内政部为方域、地名主管机关。国家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继续把握“全国范围内县域不得重名”的基本原则，将其作为新设县治或县域更名的先决条件——
例如，1928年6月核准甘肃增设永康县，又发现与浙江永康县重名，便于1929年4月令前者改称“康县”。在国民政府有关设县、更名“准予备案”的指令中，总要确认所拟“县名亦尚妥协”，有时还刻意指出“与他省县名亦无重复”。截止1949年9月的22年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地方行政体制进化（如建制“市”在省会、商埠、交通枢纽兴起），南京政府的“政区重名”观念延伸到新的领域，调控、治理的范围随之扩大：
一、县与“省”不得重名。因奉行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的“省、县二级制”，废“道”后的省、县成为直接面对的上、下级，对两者的重名便不再宽容，处理原则依然是舍“小（县）”保“大（省）”：1929年9月，吉林省的吉林县改称“永吉县”（后增设“吉林市”，又形成省、市重名至今），绥远县涉及绥远省而改称“抚远县”；11月，云南省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广西县涉及广西省而改称“泸西县”；1942年3月，宁夏省的宁夏县改称“贺兰县”。
二、县与“市”不得重名。1928年10月，冀南传统县域“唐山”因与冀东声名鹊起的矿区“唐山”重名，不得已改称“尧山县”，印证新兴工业相对落后农业已后来居上。在“市县同名，易滋混淆”的治理中，也是县名“让位”：1930年11月，因贵州省会已设贵阳市，贵阳县改称“贵筑县”；1940年6月，因广西省会已设桂林市，桂林县改称“临桂县”；1945年1月，因云南省会已设昆明市，昆明县改称“谷昌县”（1948年2月复原）；1946年3月，因青海省会已设西宁市，西宁县改称“湟中县”。
三、增大县名间区别度。在一般意义的政区重名得到彻底抑制之后，为适应内外交往的需要，又对那些本不属重名范畴，却因同处一省“易混淆”的县名加以调整：吉林的同宾县为与宾县明显区别，1929年9月改称“延寿县”；贵州的思县为与思南县明显区别，1930年4月改称“岑巩县”；湖北的蕲水县为与蕲春县明显区别，1933年5月改称“浠水县”。
受封建传统观念局限，南京政府在1927年定都后，便不允许有与南京“都城”意义相似的概念性“重名”存在——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原北京政府的国都，随即将“北京改名北平”；“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后，“有帝制意味”的辽宁兴京县于1929年6月更名为“新宾县”。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9月27日宣告成立时，决议“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同时也保留原中华民国故都的“南京”之称，把单纯“意义相似”排除于过分狭隘的地域重名观念。
新中国伊始，战争年代各自施政的诸解放区聚拢，合并、析置的战时县域复原，随即治理在全国层面显露的县、市重名：1951年6月，因与福建建阳县、台湾台北县重名，苏北建阳县、台北县（东台等县析置）分别改称“建湖县”、“大丰县”；1952年5月，因与山东泰安县重名，黑龙江泰安县改称“依安县”；1955年11月，因与广东佛山县重名，黑龙江佛山县改称“嘉荫县”；1956年7月，因与陕西西安市重名，吉林西安县改称“东辽县”。
为从根本上预防政区重名发生，建国之初便强调统一的规范化管理。1951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中，规定“县和县、市和市重名者”的更改程序，以及“县和市或省相同的地名，应否更改，由内务部征询各该上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后，统筹决定。”
适时递进
新中国的建设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呈现析县城设“市”的高潮，市、县重名比比皆是。例如河南的开封、洛阳、安阳、新乡、商丘、许昌、南阳、信阳，都是同名市、县并存。在需要克服市、县重名时，一般仍为县“让”市：1983年3月，吉林延吉县因县城设为延吉市，便移治并改称“龙井县”；有的一开始就避免市、县重名：1951年6月，湖北襄阳县城区及樊城镇划设“襄（阳）樊（城）市”（后襄阳县移治）。改革开放以来，“撤县入市”可消除原有的市、县重名，“整县改市”可预防新的市、县重名。
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地区、地级市和自治州，多由行政中心所在的县、市派生命名，加上不少兼有县、市同名，两级或两级三方重名随处可见：河北有邯郸县、邯郸市及邯郸地区，四川有阿坝县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新疆有克拉玛依市及克拉玛依区。从1983年起，国家推行“地（区）市合并”、“地（区）改市”等改革措施，在精简省、县之间行政层次的同时也大量消减不同类别、层次的政区重名。
20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有关专门法规问世，堪称中国近、现代治理地域重名的里程碑：1979年开展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国务院于12月25日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1986年正当地名工作转入日常管理之际，国务院于1月23日发布取代前者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应避免“重名”者，不仅包括以往严控的政区名称，又顺应形势扩展到自然、人文领域的其它地名，逐步实现对全部地名的系统化管理——
前者要求：“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内公社名称、一个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一个市内的街道、胡同不重名。在上述范围内，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后者强调：“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名称，一个县、市内的乡、镇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道名称，一个乡内的村庄名称，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显然，除了基层政区由人民公社改为“乡镇”、聚落由生产大队改为“村”外，两者内容如出一辙。1996年6月18日，负责全国地名工作的民政部颁发《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国内著名的、省级政区内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不应重名。相对于以往单纯治理“政区重名”，这时的观念创新主要有：
一、以分区、分类、分级相结合判别地域重名。从理论上讲，地球表面每个地名都应是唯一的，但现实过分强调“唯一”既无必要也做不到，非同类、同级地名的相互派生恰恰需要“重复”——《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台、站、港、场等名称“一般应与当地地名统一”；生活中，上级政区名称源于下级政区、乡镇名称源于村落名称已是普遍规律。因此，避免重名不应一概而论：除法规列举的地名外，避免重复的对象应为同一地域、同一类别、同一等级的“三同”地名；允许行政中心同在一处的上、下级政区重名，如四川广安市仅设广安区，陕西吴起县政府驻吴起镇，山东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驻柴胡店。
二、将规定范围内的地名同音纳入重名范畴。我国的地名管理历来重“形”轻“音”，治理重名也侧重字形的区别，忽视异字同音（或近音）造成的读音混淆：河北“易”县与辽宁“义”县、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同音，与安徽“黟”县近音；1920年5月，北京政府批准陕西增设“镇坪”县，并不认为它与河南“镇平”县同音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一是千百年的信息交往素以文字形式为主体，二是汉语方言众多且难于统一。及至当代，声讯事业充分发育，普通话推广成效显著，“语言”的交际能力迅速赶超“文字”，容不得地名的读音重复游离于“重名”治理之外。
三、延伸整治原本无关紧要的市辖区重名。我国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市区来自县城及商埠、交通枢纽，结构简单分为城区、郊区，细化命名则按序数排列。现代的建制市规模扩大、功能完善，市辖区改以标志性景观为名：北京市崇文区、天津市塘沽区、上海市虹口区、重庆市九龙坡区……虽然市辖区不具独立性，区名不能脱离“市名”单独使用，近20年才作为县级政区纳入“在全国范围不得重名”的管理范围，但各城市的区名“雅化”与“个性化”程度不断提高，非但与所在市重名的现象罕见，昔日在全国市辖区中重名频率较高的“郊区”、“城区”等已近乎绝迹。
如今，历史遗留的政区重名还有一些，好在对社会生活已无大碍，治理也不必急于求成：市、县、区与省重名，如吉林市与吉林省、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与河南省、天津市河北区与河北省、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与海南省；市辖区重名，如南京、徐州、福州、开封各有鼓楼区，同音如上海黄浦与广州黄埔；市辖区与市、县重名，如大连市中山区与广东中山市、苏州市平江区与湖南平江县；市、县同音如广西容县与四川荣县，近音如云南潞西市与泸西县、河北沽源县与宁夏固原市。依法类推的“省区内乡镇不得重名”一时也不易实现，但以往全国百余个“城关镇”确已更名大半。
究竟何谓地域“重名”？中国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由狭隘到宽泛、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狭义的重名，限定于同类、同级地理实体名称的完全重复（即专用名、通用名均相同），至今仍是国家预防的重点；广义的重名，包括读音重复和不同类、不同级地理实体名称的部分重复（即专用名相同，通用名不同），这些有的需要治理、有的继续存在。鉴于海岛（礁）、机场、港口、火车站等关系国计民生乃至人民生命安危，有必要规定在全国范围严禁重名。总之，中国地名标准化的步伐，将与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同步向前而永不止息。
怵目惊心
公元1912年，是为中华民国元年。刚刚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泱泱神州百废待兴。在随即展开的地方行政制度全面改革中，一个被国人掉以轻心多少年的社会问题呈现在北京政府案头——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全国“县名”的大面积重复，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非痛加整治不能扭转危局的地步！
“故唐县名同者仅十九，而宋则益为三十矣，明县名重者四十二，而清则倍蓰之矣。洎民国肇造，天下为县，于是二县同名者七十四，三县同名者十有二，四县同名者四，五县同名者三，六县同名者一。稽其总数，实七倍于唐时……”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在呈大总统的《拟改各省重复县名撮举理由分别说明请鉴核批示文》（以下简称《请示文》）中，以寥寥数语勾勒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县，是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划体系中最为古老、广泛、稳定的基本单元，此时在全国共设有1791个县。而存在重复现象的94个县名，每个最少涉及2县，最多牵扯6县，总共关系221个县。就是说，全国每8个县中就有1个与它县重名。八分之一，一个难以置信甚至堪称空前绝后的比例！
这221个县，多少不等地散布在全国22个省，平均每省10个，其实多数省份超过10个：最多者江西、广东各20个，最少者吉林、黑龙江、新疆各2个，多寡悬殊10倍之巨；其它依次为湖南16个，直隶（河北）、浙江、云南各14个，四川13个，奉天（辽宁）、贵州、甘肃各12个，山西、陕西各11个，广西10个，福建8个，江苏、安徽、山东各7个，河南4个，湖北3个。
这221个县，分别重复着94个县名，且重复次数越低者发生频率越高、分布越广——“两县同名”74处，占78.7%，相关148县遍及全部22省；“三县同名”12处，占12.8%，相关36县分布14省。占其余8.5%的是：“四县同名”4处，相关16县分布10省；“五县同名”3处，相关15县分布13省；“六县同名”1处，相关6县分布6省。
这221个县，分别在94个县名上重复127次，发生的朝代从盛唐延续到民国初年，绝大部分产生于近400多年的明、清和民国初年，且呈由远及近的“递增”态势——唐1次，五代3次，宋11次，金2次，元7次，合计出现县名重复24次，占19%；以后的县域重名明显增多：明27次，清35次，民国初年41次，合计103次，占81%。
纵观中国古代，政区的重名由来已久。一般说来，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或群雄并立、各行其是，或战乱移民、侨置郡县，形成政区重名的多发期不难理解。而元、明、清乃至民国之初，虽政权更替却均以国家统一为主流，对地方的治理连贯且规范；况且，无论当朝统治者还是群臣百姓，不会不懂同级政区应力戒重名的浅显道理。那么，县域重名何以一面沿袭前朝得不到抑制，一面放任自流以致与日俱增呢？
“昔唐之藩镇，随‘镇’地而定‘军’名；宋之‘军’号，遂因‘军’而更名地——肤廓浮词无关地理，其弊一也。帝王临御避忌滋甚，郡邑因讳而易名，实由汉文所自始，历代仿效，积年浸多——历史之观念既晦，山川之名义无存，此弊二也。更或以弇陋浮靡之习，喜巫祝颂祷之词，例如庆、康、兴、昌、安、宁、化、定等类无处蔑有——视听寖淆，地望难徵，此弊三也。又若兵震殊方，泽被海隅，矜武功而置郡，拓岩疆而区邑，后世宁远、威远、镇边、定边诸称由斯滥觞——边陲式廓沿袭益繁，此弊四也。凡此四端，胥为郡邑同名之原。其外，或采纪年，或因祥瑞，置山川地理于不问，遂重复相仍而无极。”
这是朱启钤在《请示文》中列举的“郡邑同名之原”，应当说，阐述得比较全面、客观、深入了。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透过种种表象探究前人命名政区“置山川地理于不问”的根源之余，似应顾及一个更为直接、更为深远却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易察觉的原因——
封建桎梏，闭关锁国，经济落后，孤陋寡闻，幅员辽阔而交通不便，农民众多且难离乡土……置身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氛围，“省”成为多数国人活动的主要场所甚至毕生涉足的最大范围，也由此伴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凡县名重复，都发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内无论县份多少，绝无重名之例。古往今来，国人不允许本省的县域重名，犹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重复外省县名置若罔闻，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民国问世第2年，因前清的府、州、厅统改县治而造成41个重复县名，就是这种被省界束缚的狭隘“重名”观念最大也是最后一次作用。
物极必反。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被“血”与“火”惊醒的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战争、洋务、租界、商埠、工厂、铁路、电报、……政治与经济，内政与外交，各方面的呼声终于撼动了把避免县域重名局限于省内的固有观念，促使国人第一次站在国家立场、从全国层面审视省际县名大量重复的弊端——“土地为立国之本，正名实敷政之先”，“施之政事，则彼省与此省糅杂；播诸重译，则甲县与乙县混淆。乡土之观感易泯，地理之名实不符”（朱启钤《请示文》云）。
借古治今
1912年10月，以内设“职方司”执掌方域、地名事务的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调查本区的历史与现状。1913年3月，各省按国家统一部署，废除府、州、厅制并实行新的“道、县制”。随后，内务部以调整省际重复县名“关系重大曷容缕晰，爰特督饬员司钩稽载籍，举全国重复县名一百二十六处（按：应为127处）统为拟定”，形成《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作为朱启钤《请示文》的附件上报。1914年1月30日，大总统批：“据呈已悉。应如所拟办理，此批。单存。”
在《请示文》中，朱启钤开宗明义：“窃维《禹贡》州域经纬乎，山川赢秦郡邑渊源于地理，举其名如见其地，审其义即辨其疆，是故虽经迁变终古犹资识别。”可见，沿袭古代命名“郡邑渊源于地理”的传统，成为此时治理县域重名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操作规程为：所有存在重复现象的94个县名，各自只允许1个县沿用此名，其余同名之县一律更名；“至于拟定新名之标准，均以古代郡邑、境内山川为限，庶几显而有徵以矫陋习。”各县的重复之名谁存谁废，当时分三种情况酌处：
一、“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新名从同仍还故称”。山西、直隶（河北）各有祁县，前者设县于西汉，以“相沿较古”保留原名；后者系去年2月刚由祁州改置，恢复西汉旧称“安国县”。全国6个新城县也按“先来后到”取舍：设于唐代的直隶（河北）新城县不变，吉林、山东、江西、浙江、贵州“资历”较浅的5个新城县分别改称“扶余”、“耏水”、“黎川”、“新登”、“兴仁”。
二、为难时选择“更名较易”者改动。江苏山阳县设于宋代、广东海阳县设于晋代，因分属旧淮安府、潮州府附郭县，遂直接改作“淮安县”、“潮安县”；迟见于明代的陕西山阳县、清代的山东海阳县更名不便，则破例沿用原名。设于清雍正年间的两个凤台县，先设的山西凤台县以古为“晋城县”而启用旧名，后设5年的安徽凤台县不再更改。
三、“通商之大埠、新拓之边方，习称已久，骤革匪便，仍其旧贯，藉少纷更”。奉天（辽宁）安东县系边境商埠，关系对外条约，虽设县晚在清末也不予更名；江苏安东县设置早在明初，还是改称“涟水县”。甘肃西宁县（后属青海）于民国之初裁府留县仅1年，“但地属边陲，习称较著”而保持不变；明代所设广东西宁县改称“鬰南县”，清代所设直隶（河北）西宁县改称“阳原县”。
如此这般，全国分别重复94个县名的221个县，除94个县保留原名外，其余127个县的称谓一律“弃旧图新”。所有新县名的来历，大致归为三类：
其一，“仍还故称”。66个县启用当地历史上合适的旧政区名称，占52%：①40个县恢复旧县名，如山东海丰县复称“无棣县”，浙江石门县复称“崇德县”，云南开化县复称“文山县”。②26个县借用旧上级政区名称，如江西德化县系清代九江府附郭县而改称“九江县”，广西永安县于唐代属蒙山郡而改称“蒙山县”，云南永康县以元代属镇康路且明、清为镇康土州而改称“镇康县”。
其二，合乎地理。53个县以当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观重新命名，占42%：①40个县得名于自然景观，如直隶（河北）广昌县有涞山、涞水及涞源泉而称“涞源县”，江苏太平县主体沙洲孤峙扬子江中而称“扬中县”，陕西怀远县以横山绵延而称“横山县”。②13个县得名于人文景观，如直隶（河北）龙门县以北方要塞龙门关得名“龙关县”，山西乐平县以治地东有昔阳城得名“昔阳县”，贵州新城县以县域来自普安县划出的兴仁等4里得名“兴仁县”。
其三，协调变通。8个县采取灵活方式组织新名，占6%：①6个县名由原名衍变，如取自县治余庆城的黑龙江余庆县改作“庆城县”，濒临金沙江的云南靖江县依原义改作“绥江县”，由沙泥分州改置的甘肃沙县以地处洮水之东改作“洮沙县”。②2个县得名方式独特：山西归化县前已析置归绥县，现两县合并仍称“归绥县”；广西安化县地处宜山县之北，故改称“宜北县”。
此后，新设县域命名时的“重名”偏差，也能在北京政府审批过程中及时纠正。1917年2月，内务部审核广西呈请将向武、都康、上映等3个土州区域合并设为“武都县”一案，发现以向武之“武”、都康之“都”组合的县名与甘肃武都县重复，遂改取向武之“向”定名为“向都县”获准；5月，黑龙江所呈将龙门设治局升置龙门县一案，被发现与广东龙门县重名，便改取县治“龙门镇”首尾2字定名为“龙镇县”获准。
或许出于“矫枉过正”，北京政府借1914年6月2日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之机，进而将分属上下级的“道”、“县”重名纳入整治范围，处理原则是舍“小（县）”保“大（道）”——内务部称：“此次各道名均经重行规定，凡与他道、县名或本道外县重名者，则重名一县自宜一律更名，以避混淆之嫌。”更改的8个县名，半数与本省之道重名：直隶（河北）保定道的保定县改称“新镇县”，江西庐陵道的庐陵县改称“吉安县”，广西南宁道的南宁县改称“邕宁县”，云南普洱道的普洱县改称“宁洱县”；另4个与外省之道重名：直隶（河北）安肃县因甘肃安肃道而改称“徐水县”，山东兰山县因甘肃兰山道而改称“临沂县”，河南永宁县因四川永宁道而改称“洛宁县”，江西建昌县因四川建昌道而改称“永修县”。
承前启后
不难想象，时值改朝换代后的政局初定，各种改革措施的上传下达不够通畅，又不具备今天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北京政府对国内重复县名的整治虽“法网恢恢”却未能“疏而不漏”，大规模的仓促更名也难免顾此失彼，以致日后不得不设法弥补甚至再次更名——
重名的山东新城县，1914年1月刚以耏水流经更名为“耏水县”，又觉不妥，4月复以古有齐桓公戏马台定名“桓台县”；随后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时，顺便更改遗漏的重复县名2处：与四川长寿县重名的吉林长寿县改称“同宾县”，与湖南岳阳县重名的山西岳阳县改称“安泽县”。奉天（辽宁）、甘肃重复的“金县”，迟至1919年8月才发现在“前案漏未列入”，遂将后者更名为“金城县”，10月又恐与古称“金城”的甘肃省会皋兰县混淆而复用汉代之名“榆中县”。
尽管如此，北京政府的上述举措，近观犹如“快刀斩乱麻”，混乱局面一举扭转，千年积弊一朝去除，国内道、县两级政区名称得以规范；远望则以首倡“全国范围内县域不得重名”的新观念，奠定日后杜绝政区重名再生、进一步克服其它类型重名的根基。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开始于1927年4月，随后以行政院下设的内政部为方域、地名主管机关。国家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继续把握“全国范围内县域不得重名”的基本原则，将其作为新设县治或县域更名的先决条件——
例如，1928年6月核准甘肃增设永康县，又发现与浙江永康县重名，便于1929年4月令前者改称“康县”。在国民政府有关设县、更名“准予备案”的指令中，总要确认所拟“县名亦尚妥协”，有时还刻意指出“与他省县名亦无重复”。截止1949年9月的22年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地方行政体制进化（如建制“市”在省会、商埠、交通枢纽兴起），南京政府的“政区重名”观念延伸到新的领域，调控、治理的范围随之扩大：
一、县与“省”不得重名。因奉行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的“省、县二级制”，废“道”后的省、县成为直接面对的上、下级，对两者的重名便不再宽容，处理原则依然是舍“小（县）”保“大（省）”：1929年9月，吉林省的吉林县改称“永吉县”（后增设“吉林市”，又形成省、市重名至今），绥远县涉及绥远省而改称“抚远县”；11月，云南省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广西县涉及广西省而改称“泸西县”；1942年3月，宁夏省的宁夏县改称“贺兰县”。
二、县与“市”不得重名。1928年10月，冀南传统县域“唐山”因与冀东声名鹊起的矿区“唐山”重名，不得已改称“尧山县”，印证新兴工业相对落后农业已后来居上。在“市县同名，易滋混淆”的治理中，也是县名“让位”：1930年11月，因贵州省会已设贵阳市，贵阳县改称“贵筑县”；1940年6月，因广西省会已设桂林市，桂林县改称“临桂县”；1945年1月，因云南省会已设昆明市，昆明县改称“谷昌县”（1948年2月复原）；1946年3月，因青海省会已设西宁市，西宁县改称“湟中县”。
三、增大县名间区别度。在一般意义的政区重名得到彻底抑制之后，为适应内外交往的需要，又对那些本不属重名范畴，却因同处一省“易混淆”的县名加以调整：吉林的同宾县为与宾县明显区别，1929年9月改称“延寿县”；贵州的思县为与思南县明显区别，1930年4月改称“岑巩县”；湖北的蕲水县为与蕲春县明显区别，1933年5月改称“浠水县”。
受封建传统观念局限，南京政府在1927年定都后，便不允许有与南京“都城”意义相似的概念性“重名”存在——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原北京政府的国都，随即将“北京改名北平”；“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后，“有帝制意味”的辽宁兴京县于1929年6月更名为“新宾县”。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9月27日宣告成立时，决议“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同时也保留原中华民国故都的“南京”之称，把单纯“意义相似”排除于过分狭隘的地域重名观念。
新中国伊始，战争年代各自施政的诸解放区聚拢，合并、析置的战时县域复原，随即治理在全国层面显露的县、市重名：1951年6月，因与福建建阳县、台湾台北县重名，苏北建阳县、台北县（东台等县析置）分别改称“建湖县”、“大丰县”；1952年5月，因与山东泰安县重名，黑龙江泰安县改称“依安县”；1955年11月，因与广东佛山县重名，黑龙江佛山县改称“嘉荫县”；1956年7月，因与陕西西安市重名，吉林西安县改称“东辽县”。
为从根本上预防政区重名发生，建国之初便强调统一的规范化管理。1951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中，规定“县和县、市和市重名者”的更改程序，以及“县和市或省相同的地名，应否更改，由内务部征询各该上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后，统筹决定。”
适时递进
新中国的建设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呈现析县城设“市”的高潮，市、县重名比比皆是。例如河南的开封、洛阳、安阳、新乡、商丘、许昌、南阳、信阳，都是同名市、县并存。在需要克服市、县重名时，一般仍为县“让”市：1983年3月，吉林延吉县因县城设为延吉市，便移治并改称“龙井县”；有的一开始就避免市、县重名：1951年6月，湖北襄阳县城区及樊城镇划设“襄（阳）樊（城）市”（后襄阳县移治）。改革开放以来，“撤县入市”可消除原有的市、县重名，“整县改市”可预防新的市、县重名。
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地区、地级市和自治州，多由行政中心所在的县、市派生命名，加上不少兼有县、市同名，两级或两级三方重名随处可见：河北有邯郸县、邯郸市及邯郸地区，四川有阿坝县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新疆有克拉玛依市及克拉玛依区。从1983年起，国家推行“地（区）市合并”、“地（区）改市”等改革措施，在精简省、县之间行政层次的同时也大量消减不同类别、层次的政区重名。
20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有关专门法规问世，堪称中国近、现代治理地域重名的里程碑：1979年开展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国务院于12月25日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1986年正当地名工作转入日常管理之际，国务院于1月23日发布取代前者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应避免“重名”者，不仅包括以往严控的政区名称，又顺应形势扩展到自然、人文领域的其它地名，逐步实现对全部地名的系统化管理——
前者要求：“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内公社名称、一个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一个市内的街道、胡同不重名。在上述范围内，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后者强调：“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名称，一个县、市内的乡、镇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道名称，一个乡内的村庄名称，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显然，除了基层政区由人民公社改为“乡镇”、聚落由生产大队改为“村”外，两者内容如出一辙。1996年6月18日，负责全国地名工作的民政部颁发《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国内著名的、省级政区内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不应重名。相对于以往单纯治理“政区重名”，这时的观念创新主要有：
一、以分区、分类、分级相结合判别地域重名。从理论上讲，地球表面每个地名都应是唯一的，但现实过分强调“唯一”既无必要也做不到，非同类、同级地名的相互派生恰恰需要“重复”——《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台、站、港、场等名称“一般应与当地地名统一”；生活中，上级政区名称源于下级政区、乡镇名称源于村落名称已是普遍规律。因此，避免重名不应一概而论：除法规列举的地名外，避免重复的对象应为同一地域、同一类别、同一等级的“三同”地名；允许行政中心同在一处的上、下级政区重名，如四川广安市仅设广安区，陕西吴起县政府驻吴起镇，山东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驻柴胡店。
二、将规定范围内的地名同音纳入重名范畴。我国的地名管理历来重“形”轻“音”，治理重名也侧重字形的区别，忽视异字同音（或近音）造成的读音混淆：河北“易”县与辽宁“义”县、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同音，与安徽“黟”县近音；1920年5月，北京政府批准陕西增设“镇坪”县，并不认为它与河南“镇平”县同音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一是千百年的信息交往素以文字形式为主体，二是汉语方言众多且难于统一。及至当代，声讯事业充分发育，普通话推广成效显著，“语言”的交际能力迅速赶超“文字”，容不得地名的读音重复游离于“重名”治理之外。
三、延伸整治原本无关紧要的市辖区重名。我国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市区来自县城及商埠、交通枢纽，结构简单分为城区、郊区，细化命名则按序数排列。现代的建制市规模扩大、功能完善，市辖区改以标志性景观为名：北京市崇文区、天津市塘沽区、上海市虹口区、重庆市九龙坡区……虽然市辖区不具独立性，区名不能脱离“市名”单独使用，近20年才作为县级政区纳入“在全国范围不得重名”的管理范围，但各城市的区名“雅化”与“个性化”程度不断提高，非但与所在市重名的现象罕见，昔日在全国市辖区中重名频率较高的“郊区”、“城区”等已近乎绝迹。
如今，历史遗留的政区重名还有一些，好在对社会生活已无大碍，治理也不必急于求成：市、县、区与省重名，如吉林市与吉林省、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与河南省、天津市河北区与河北省、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与海南省；市辖区重名，如南京、徐州、福州、开封各有鼓楼区，同音如上海黄浦与广州黄埔；市辖区与市、县重名，如大连市中山区与广东中山市、苏州市平江区与湖南平江县；市、县同音如广西容县与四川荣县，近音如云南潞西市与泸西县、河北沽源县与宁夏固原市。依法类推的“省区内乡镇不得重名”一时也不易实现，但以往全国百余个“城关镇”确已更名大半。
究竟何谓地域“重名”？中国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由狭隘到宽泛、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狭义的重名，限定于同类、同级地理实体名称的完全重复（即专用名、通用名均相同），至今仍是国家预防的重点；广义的重名，包括读音重复和不同类、不同级地理实体名称的部分重复（即专用名相同，通用名不同），这些有的需要治理、有的继续存在。鉴于海岛（礁）、机场、港口、火车站等关系国计民生乃至人民生命安危，有必要规定在全国范围严禁重名。总之，中国地名标准化的步伐，将与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同步向前而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