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精神起源及其病理分析-资讯-雅昌艺术网—中国艺术门户网站

作者：程美信　　　 2008-12-04 08:40:56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水墨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它较全面的反映出中国人思想保守的内在因素，那便是它在审美表现上充满了怀旧情绪。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历史语境下，水墨必然面临更多外在的文化关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审美活动。历史每前进一步，它无不对既有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从“去弊优化”中获得全新的发展活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化都必然成为整合对象，能够原封不动的保持民族传统已没有任何可能性，几乎所有排斥外来文明的社会;或者无法漂移的民族文化都必将陷入历史死胡同。为此，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中国人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表现出一种被动性的矛盾，即在物器生产方面的接受现代化，所谓“师夷长技”、“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以夷治夷”;可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审美文化则坚持“民族特色”，拒绝现代文明的整合，并由此催生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历史情绪、保守文化和狭隘思想几乎主导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毫无疑问，这一切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艺的精神病源，如玄学思想、魏晋传统和文人艺术均存在思想病理的因果关系。
一、道儒思想的起源与其发展
中国文人艺术是受一种怀旧情绪所发育形成的审美文化，正如李泽厚的“积淀”说法。中国审美文化在它形成体系时便携带了许多不健康的精神因子，那就是它的囿于怀旧的思想形态，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回归与复古的精神症结。虽然怀旧具有生命周期性的节律表现，当它成为一种主导社会思想的文化现象，那必然带来消极的历史作用，使整体文化倾于保守态势，从而丧失了进取拓新的精神张力，最终导致文化激情和社会创造力的整体萎缩。从秦至清的两千年历史长河里，中华帝国始终处于一个超稳定结构中不断地重复循环，历史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旧秩序的周而复始。这一切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才全面暴露出其内在危机。那么，怀旧作为生命周期性的节律现象，在中国却成了主导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并渗透到价值观念和审美文化之中，其中包括文人思想与审美艺术的共性特征。
从道儒思想的倾向来看，它们的怀旧情绪是不言而喻的，完全是回归型的怀旧情结，并发展到现代社会演变为一种回归与认同的双重特征。老子竭力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鄙弃一切文明，《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免使人想到现代启蒙之鼻祖的卢梭，他晚年思想表现出极端憎恨文明的怀旧情绪，恨不得回到别着尾巴的原始野生状态。这种对自然的理想化向往来自对现实不适感的意识转移，把遥远的过去时代假想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那个抽象化、理想化、神秘化的“自然”成了驻留灵魂与存在的永恒巢穴，达到缓解现实苦恼的慰藉作用，并呈现在哲学思想、审美活动、价值取向之上。在精神上境遇无法摆脱的实际痛苦或困惑，其激烈程度往往是造成空间错觉的程度，并释放出相当强度的怀旧情绪;距离越遥远的世界越加变得理想而美好，从而缓解心理的痛楚。如果绝对倾向过去，那必然出现强烈怀旧情绪，对未来更加的悲观绝望。不论是老庄还是卢梭，他们基于现实境遇的痛苦与悲观，把遥远过去作为缓解现实痛苦的精神依托，这显然一种生理本能所诱发的心理维生反应。卢梭晚年是一名典型中国式隐士，过着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远离巴黎那些文明人的上流社会，在《忏悔录》里又流露出“忘而不却”的心理矛盾。
隐士文化回归自然直接来自对人类文明的悲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唯能在精神上重返自然之母胎。这种怀旧情结的思想倾向或逃避现实的隐士文化，成了后来民粹主义国学家一致所强调中国的哲学理念与艺术的精神传统，即“返璞归真”和“天人合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怀旧情绪释放出排外情绪和文化寻根的强烈意识。有学者指出，这种回归型的怀旧情绪来自“生活的不连续性”意识反应，即在经历某种突然中断、剧烈分裂而无法适应的生活体验，它是一种生活境况的恶化、或主观上无法适应客观的变化，因此诱发了对曾经生活的眷恋怀旧，甚至出现对过去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儒家文明也来自一种回归性的怀旧情绪，只是孔子没有向老子、庄子、杨朱那么极端，他主张回到“三代圣贤”时代，并更加务实通过人伦教化回归到一个理想社会，那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圣贤之礼”、“君子之道”。总之，两家学说的先哲都一致地认为现在没有过去更加美好，只是孔子没有绝望得象道家那样主张“反智去巧”、“为无为”、“用无用”极致程度。
考察老子、孔子、杨朱、庄周思想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对后世文人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还有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的销声匿迹，它们都反映了怀旧思想在中国后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中国后期文明表现一种怀旧型的气质特征，主要在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审美文化和价值观念均表现出“维旧”与“回归”的主流倾向，而且在文人艺术方面尤为强烈，陶渊明的田园意境成为文人隐士的理想世界、永恒家园、精神母体。
高更的“我们从那里来，又要去哪里”思问，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充分得到验证，它是哲学与艺术、甚至更早的宗教的焦虑之思源。屈原的《天问》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均对生命存在与归属提出一个极为苍茫的悲叹，预示着浩瀚宇宙赋予中国文艺的无限遐想和哲学的终极思问。那么，怀旧情绪所诱发哲学的不同思维类型倾向，并同时给出了精神归宿的文化成因。譬如老子哲学朴素观中得出“道法自然”的终极定论，尽管“道”具有不可理喻的含糊性，但它却回答了万物来自自然之道的明确结论，于是，道家主张回归自然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以致“道”成为神秘主义玄理体系的集合点。正如神学给出万物来自上帝的创造，它必然指出人类终极归宿是神性的永恒家园。儒家的伦理哲学基于圣贤之德、强调“三纲五常”的尊卑秩序和人伦法度，以“敬鬼神而远之”务实态度回避终极的精神寻根，这种缺乏神性思想使儒家丧失在文艺哲学的特有魅力，之所以，中国文艺独尊老庄自然理想，其玄妙赋予人更多遐想空间。
此外，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道德教条得“存天理，灭人欲”的僵硬地步，它的极端不仅违背了早期儒家思想对现实与人性的恻隐之情，并从根本忽视了“天理”与“人欲”的相通共性，而非绝对的对立关系。可见理学缺乏严密思辩的学说，把儒家经典发展到一种道德僵化的心学体系，造成正常人性的极度压抑，并导致社会人格的集体扭曲;从一般老百姓与文人知识分子都无一幸免。换言之，这种违反人性的极端道德，必定构成一种社会内耗的反动伦理。因为儒家的道统化是不仅得益王权，反过来促进了王权的格外强硬，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贤的仁道精神。中国王道思想与宗法精神是一致的，如同家长们面对本来因为恐惧和疼痛而哀哭的孩子，便进一步恐吓或暴打迫使孩子停止哭泣。可见，这种儒家思想在作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实行过程是极为僵硬的，结果诱发伪道德主义的泛滥成灾，同时造成人性的畸形扭曲，老庄思想、文人艺术、归隐山野成了文人阶层的精神寄托、宣泄途经和终极理想。所以，中国文人艺术某种程度成了私人的宗教文化，不具有任何社会公共的普适价值。道儒两家赋予中国文人的精神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们都受到怀旧情绪所诱发一种回归型的思想体系。儒家缺少道家思想那种终极意义，是一种强调入世的生活规范，使它难以成为艺术的指导精神。
中国先哲思想均产生封建秩序的解体、道德礼乐的崩溃、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场景。尽管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其中法家思想各大国的强国之本，孔子游说列国的境遇可谓是“丧家之犬”，他的“君子之道”、“复辟周礼”、“仁政思想”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求，而且孔子强烈的怀旧情绪，是来自他所生活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谓是一个 “人心不古”的时代。因此，他肆意搜集周王室官制、汇编《周礼》，这种对已逝远时代的怀旧眷恋，导致一种严重思维错乱的道德热情，假如原有秩序能够有效就不会出现周室衰败和天下混战。为此，墨子曾给予尖锐的批评，认为“周礼”不正当、不合用，应当被取代。墨在《非儒》中指出：“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在《兼爱中》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在《墨子尚同上》指出：“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不过，墨家“天志”和“名鬼”具有宗教气息，认为天帝是最高的正义裁判者，它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和实行兼爱的人，这里特别是针对那些统治者。可见墨家思想具有平等兼爱、富有正义是非意识和可贵的民主精神，并有强烈的信仰价值。但是，墨家思想没有能够发扬光大，原因在它所倡导的正义、牺牲、平等、民主不合时代态势，没有像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更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王权。但是，儒家的道德怀旧和道家的回归自然却隐藏着严重不健康的思想因子，使得中国后来历史丧失了积极进取的文化张力。
老子和孔子的怀旧情结导致它对过去时代以及自然状态的美好幻想，并且发育成为一种中国人普遍的意识定势、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总认为现在不如过去好。怀旧的虚幻性完全符合生命衰微节律，“过去”意味着美好年华与逝去故人，当它成为主导社会的审美思想和价值追求，必然引发整体文化走向消极保守。所以，怀旧在中国成为一种充满巨大商机潜力的文化产业，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肥皂剧最畅销的国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怀旧的集体无意识。水墨的作为一种认同文化、怀旧艺术、民族身份、历史慰藉，其意义不应被全面否定，文化艺术在经验层面应当多向度生态，提高更充裕的选择性、参照性、整合性的精神资源。换言之，水墨艺术不应该是单一的满足社会怀旧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需要，发挥它应有文化全息功能作用，为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二、魏晋传统与审美症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怀旧、乡愁大量散发在文艺作品之中，大凡能够成为家喻户晓和千古绝唱的诗作，不外是怀旧、乡愁的回归精神意识。魏晋名士与竹林七贤均酒精与服药不脱干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做了很好的简要报告。可见“魏晋风骨”是人性压抑后的精神宣泄，将道家的玄涩、无为的消极思想发扬到一个艺术的精神高度，其中山林、酒精、清谈、艺术、五石散均成了缓解精神痛苦、回归自然的介体材料。
魏晋风骨、唐宋诗词、文人书画的审美思想就是回归型的怀旧情绪宣泄，这类回归型情绪作品传达出一种强烈回归自然、天人合一、隐逸山林、梦幻故乡的审美症结。从曹操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晋风骨可谓是酒气冲天，正如《陶渊明集序》中说：“有人读陶渊明的诗，觉得他每篇诗里面都离不开酒”。可陶潜比起其他同期名士来，实在平和收敛得多，没有那么多反常怪癖。纵观唐宋诗词名家，在思想基因继承了老庄哲学和魏晋传统，进而达到隐士艺术普及化鼎盛时代。充满了强烈怀旧的病态气氛，李白、白居易、杜甫、陈子昂、李煜、李清照、苏东波都充满了酒气味、清谈调、哀叹声。由于篇幅关系而不再一一列举其作品，况且它们都早已烩炙人口。
陈寅恪提到“清谈误国”时说：“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代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2]P40
魏晋时期，不论曹氏集团还是司马氏集团，由于他们各自阶级利益决定其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想，曹操的“才性离”的用人制度，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状态，只代表了庶寒阶级的理想追求，同时严重触犯了豪族旧势力的利益。曹操的“求才三令”不外是法家思想，这使他在历史名声极为狼藉之根源，得罪了儒家名教道统的文化保守势力。但这只是在政治上的，事实上，自魏晋之后，中国文人世界出现了自然与名教的混合体，即在政治仕途遵循儒家的名教道统，在清高风度和审美思想上崇尚老庄自然。正如陈寅恪指出阮籍之流“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瑞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并指出风流名士的的清谈“误国之因”。这不限于晋朝，在中国整个后期历史走向衰微，均与知识分子的清高玄远、怀旧好古、道德虚伪、无实作为所息息相关。
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便足见其时弄权已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知识分子们只能见风使舵、苟且偷生，有名士之表而无风骨之性，因此形成后来的自然与名教合一的文人传统，所谓“自然为本，名教为用”。如袁宏《后汉记》所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遵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故尊卑永固不逾。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3)P50这种自然与名教的杂混思想，成为后来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的价值双系统，同时在哲学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从程朱理学把阴阳家朴素自然观改造为名教之本，自然天道转儒家君臣父子纲常的合法铁律。与此同时，中国文人的知识体系、思维模式及伦理观念都为一个混沌体，如“五行”、“五常”“五色”教条概念。
魏晋名士在政治上的附和和离心，均受到王权与名教的双重制约，使得他们一方面迎合权力的放纵而又对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士人阶层普遍出现了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王权唯我独尊的盛衰规律，同时造成社会文化生态的恶化，他们成了打天下时的“人才”，坐江山时的“奴才”。这就是儒家名教造成了士阶层人格的普遍定势。魏晋名士在权力斗争的作用下，为了保全性命，清谈所及尽是玄远仙事、不评时政、不藏否人物，如司马昭称阮籍为“天下之至慎”。正是人性与内心的极大压抑，才是得文人更需要老庄自然之意境，达到养生遂性的目的。审美艺术不仅成了人生存在与精神寄托的慰藉工具，同时满足了文人娱乐消遣、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社会功用。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不论老庄思想还是魏晋传统，它作为一种审美艺术已散失了其精神意义。首先，它对当代人只是一种孤立的历史慰藉，在实际生活中可能走向其反面。中国画画家中大都奉行“传统”为金科玉律，并上升为一种艺术道德规范，可就目前在世的传统派“大师”或在位的官封“大家”，他们的笔墨作品可谓文人味、风雅气十足。事实上，这些人全都热中名利，哪怕是一点官位、一点小利都不惜“你死我活”，为了一个区区地方美协主席便斗得不可开交，毫无一点“自然无为、淡漠名利、高洁傲骨”风雅之度。历史上第一名士的嵇康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刑前除了痛惜《广陵散》之外，还给后人留下极为萎缩的《家训》，让儿子处处夹紧尾巴做人，这些都充分体现在历代文人雅士和今日传统派画家身上。
三、怀旧现象的精神病理
自从现代启蒙以来，引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现代知识的启蒙所引发新观念、新学科的建立，文化认同意识渗入到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使得原来生理性衰变情绪发展为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怀旧甚至成了消费时代的精神产品。中国当前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光是纯粹的历史怀旧和民族认同，同样夹杂着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博弈。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是基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对西方文明和美国民族的历史前途作出一种保守性的窥测，其思想基点立足于过去的历史逻辑，并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与此同时，亨廷顿的思想反映了现代民族文化认同的普遍怀旧症结所在，它使未来人类前途变得暗淡无光，使全球化矛盾中陷入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的狭隘僵局，成为未来时代人类世界的文化内耗，严重破坏了人类各民族和解的积极意义，特别在能源生态、军事安全、太空研究、疾病防疫、国际犯罪、经济贸易等实际领域。如果世界发展只朝向历史回归与民族认同的狭隘态势发展，遵循既有的惯性思维、文化定势、历史情绪、民族仇恨，那么，怀旧病理精神现象必然演变为历史文化常态传统，人类永远囿于过去而纠缠不清，必然造成更大的社会消耗。
最早发现怀旧这一心理疾病的17世纪的西方军医，尽管的观点缺乏严密的学理，甚至荒诞不堪，但乡愁作为一种严重的病理现象流行于军营，并威胁到部队的战斗力及将士们的男子气概。在军医的倡议下，用娱乐来干预军人的怀旧、乡愁的精神疾病。乡愁中严重造成一种思维错乱，并导致对空间认识的错觉，距离和间隔对人产生幻想化的审美定势，即过去的一切，尤其越遥远的越加成为完美，完全背离了过去的历史实际的普遍性，它始终是生活场景悲欢苦乐的全面矛盾，不存在一个单向度的完美场景。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利用乡愁心理，以士兵的故乡民歌软化或强化他们的战斗力。刘邦在项羽被困徐州时，利用楚歌来动摇楚王和楚军的战斗力，以为汉军中都不少楚人，暗示楚霸王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孤立状态，因为军人有乡愁的集体无意识，盛行唱自己所熟悉民歌来缓解眷恋亲故的精神愁苦。正是这一点，被刘邦所利用，造成对楚霸王造成“四面楚歌”心理威摄力。这种利用敌方士兵乡愁情绪来挖掘其战斗力的作用，在国共战争和海峡对抗期间也曾使用过，最典型的是通过电台传染乡愁情感促使敌方士兵策反。
当人对失去的美好生活和青春时代的追忆，必然倍感失落悲伤，甚至加速生理的衰变，本能的维生意识必然自律地寻求安慰，避免痛苦导致生命彻底崩溃，最直接本能行为是通过毒品、酒精、狂欢来迫使自己变得麻木，如娱乐、宗教、游玩均能缓解这种怀旧的痛苦情绪。之所以，军营里是各种游戏、赌博、毒品、色情的发源地。乡思之病是对环境不适的心理疾病，记忆中的故乡和亲人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完美事物。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乡土观念是极为强烈的，那些也因在本土难以为继而流落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递增，记忆中的故乡已彻底完美化，当他们重新回到故土时，发现家乡和亲人并非他们想象与期待那样的，生活实现仍在持续，他们所记忆中的美好一切却面目全非，甚至出现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严重症状。
当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无法摆脱悲剧性的宿命，必然在其思想、宗教与艺术充分发挥回归的情绪，怀旧自然成了精神文化的主旋律，并散发出震撼人心的浪漫美感。从犹太民族颠沛流离的命运使他们永远在寻找精神归宿，从屈原到陈子昂悲剧意识诱发的怀旧文学审美，从希腊的神话悲剧到浮士德的精神矛盾均将命运的起点作为终结点，还有格里格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将民族及个人的命运表现为一种自然的艺术感情。这一切表明，怀旧作为一种艺术的悲剧美感，同时折射出人类对命运不抗拒的精神表现现象，均通过心理自律本能来调整自身不适应的痛苦和恐慌。也就是说，人类的适应力比灾难本身更为强大，不然早已全面精神崩溃和集体恐慌之中，如宗教、酒精、毒品、游戏、娱乐都起重大作用。
考察老庄哲学、魏晋风骨、隐士文化、文人艺术和水墨精神，它所蕴藏着不光是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念，同时还包含了文化病变的精神实质，并呈现出一种悲剧的、消极的、幽沉的、哀伤的、自闭的、虚弱的艺术审美特质，当然也有其超凡脱俗、优雅内敛和虚怀若谷的一面。老庄思想与魏晋传统的“艺术精神”，实则是一种文人趣味的“墨戏”绘画。大多数现代画家通过特定审美范式和风格表现去体验古人的精神意识，其中包括水墨既定的师承传统、审美规范、形式风格，追求一种文人雅士、归隐山林的古风精神，譬如“竹林七贤”是水墨精神的人格典范，他们有着超凡脱俗、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孤僻狂傲，放荡不羁等超常的个性品质。后世“魏晋风骨”来概括这一隐士文化的艺术精神，不外有一种怀旧情绪所支配的复古思想。
四、水墨精神的出路
水墨不论作为传统艺术还是民族认同文化，前提是不得将其拘束在既定的形式风格与题材内容，尽可能的发挥其载体的功能作用。观念解放是还原水墨艺术生命力的先决条件，也是决定其活力与可能性的根本要素。然而，主流的水墨艺术，基本限于既有的审美规范、技法手段、题材内容，由于老庄消极无为思想回避了艺术的现实意义，成为一种被动权力的精神慰藉。在全球化进程中，水墨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虽有历史情绪、身份认同以及意识形态的等作用，但它的墨守成规与思想贫乏，必然成为保守思想和腐朽文化的合法依据，不仅纵容了专制主义的肆无忌惮，还延续了其作恶多端的寿命。
令人困惑而无奈的是，当代水墨艺术离开了民族传统的狭隘语境，它便显得彻底苍白乏力，这是它过于被动既定历史和外部关系的必然结果，自然丧失了对社会文化思想的建构作用。有关水墨的学术讨论，基本是些“东方哲学”、“身份认同”和“反殖民”的自语状态，并充斥着狭隘的历史情绪与民族仇恨。这一集体无意识沿袭了中国近代史的惯性轨迹，缺乏当代艺术应有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锐气。关于什么水墨艺术?参照标准无不是既定传统样式，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作用则被严重忽视。致使水墨走向一种程式化的孤立状态，只囿于民族性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符号。实事上，传统水墨艺术在当代人身上已散失了应有的精神意义，因为对古典艺术的表面模仿，很难在情感体验起到实际意义，更难以起到社会文化的主导作用，或许只能了满足精神的扭曲需要。
中国文人艺术及其审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不难发现它是被动外部的历史存在物。但是，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它显然受到怀旧情绪的支配，并以历史无意识渗透到社会传统之中。这一现象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只是中国文人艺术没有走出这一历史定势，即中国文人缺乏反思张力和独立精神，一味儿顺从历史惯性而不断循环维旧，并愈陷愈深地陷入极致程度，甚至丧失了历史的时间尺度，变成一个混乱的精神世界。一个人成了历史或祖先的充数，其个体独立的存在价值必将被忽略。之所以，中国文人“雅艺术”是一种模仿古风的传统艺术，当代水墨艺术普遍出现对既定文人艺术的再现风格，并由历史怀旧转为一种民族文认同的精神慰藉，其主体却没有超出老庄思想、魏晋传统、文人情趣的思想范式。就水墨的艺术精神而言，后人只能表现出一种历史感的文化忠诚，既不能真切地体验古典主义的艺术实际意义，因为时代变迁使它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工艺符号。正如中国当代水墨画家，他们的画面呈现出一种崇尚自然的“意境”，可他们难以拒绝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及都市生活，时间的转移不可能使他们能够真实地体验到古人归隐山林的特殊意境。
西方当代文化中也存在着“怀旧”情绪，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触发大众社会的神经紧张，对现代文明以及消费生活表现出一种爱恨交集的矛盾情结，只是它没有达到中国这么异常强烈，成为主导社会思潮的主流意识。尽管中国人在工具技术领域在追随先进世界，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创造力的不足，单向度的吸收西方现代技术文明，必然在文化领域表现出一种不安的恐惧感，转而竭力抵制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在这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当口，国粹必成了民族主义文化 “五石散”。
水墨作为一种艺术材料，其自身具有不拘形式风格和内容包罗万象的开放性，问题在于人为观念强加过多的束缚，使它丧失了原有活力。其次，艺术的材料与语言在客观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它是整个历史发展与文化整合的存在物。这一切，恰恰说明了材料自身潜在的文化张力，在一个时代某种艺术材料被新材料所取代，旧材料及其成为新艺术语言的基础。当水墨艺术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工艺符号，如同陈列在博物馆里那些僵死文物，散失了现实意义的生命力。目前文化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所推崇的“水墨艺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而陷入自我认同的孤立状态，它的其他的功能作用则被意识形态、历史情绪、道德规范所规驯。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它必须转化为现实生活的价值作用，而不是单一的满足社会怀旧、民族情绪的狭隘作用。历史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的运动时态，任何一种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和思想，绝对不会基于其过去的绝对范式。任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借尸还魂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往往加速了末日的提前到来。对于一件艺术作品而言，其存在价值是通过外部生效所获得，那就是它赋予历史前进的经验作用。一切矛盾的产生均为既定事实，同时证明了一切既有经验的失效，所以需要文化思想的创造力来维系历史的前进动力。
历史表明，防止矛盾的不断激化，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抑制文明与历史的本身活力。中国后期文明就是采取这一保守策略，在制度、道德、价值、审美等领域采取回归与复古的极端方法;在文化艺术上必要遏制个性与思想的自由，使得一切文艺遵循既定的审美范式。实事上，历代王权专制主义一直是这么做的，通过王权道统、宗法秩序和道德规驯，使整个历史陷入相对稳定的循环状态。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多年，其文化主体意识是极为保守的。老庄哲学追求回归自然之母体，转而强调消极无为和避世保生;儒家思想相对较为实现，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所以推行“圣贤礼法，仁政理想、尊卑秩序”，儒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和香火观念，这都是它在吸收周礼旧制所释放出的保守思想。尽管儒家思想在战国和汉初不为器重，但它对统一后的帝国却充满了吸引力，后来中国历史成了一个儒家理想的道德实验田，包括当代 “社会主义”政体，都烙上儒家思想的影子。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佛家一直无法成为中国思想道统的合法地位，它仅是缺乏神性的儒道思想的一个修正补充，吻合可万物有灵论的民间自然崇拜，不足以消解或触犯儒家思想的祖先崇拜、尊卑秩序、嗣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