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森到薄熙来：盘点60年官员形象之变

从中山装到西装，学历从低到高，出身从根正苗红到百花齐放，话语从套话到个性化，施政风格从四平八稳到高调张扬，媒体形象从扁平符号到立体触摸，解析“官员形象之变”的本质，是否能懂得“中国之变”的真正意义？
60年，只是历史长河里转瞬的一朵浪花。然而，1949年——2009年，这60年注定在历史留下不可泯灭的印记。浪花飞扬，其翻腾跌宕的姿态、变幻瑰丽的色彩、不断超越的高度、释放的巨大能量，都昭示着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通向一个新的历史沸点。
“变”，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短短60年，浓缩世界几百年之变。而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发展推手的官员群体，首当其冲。其貌其态，其言其行，既折射了时代的巨变，本身也是社会前行的风向标。
在这里，我们以历史的高度、世界的维度，通过官员群体这个特殊窗口，将这60年来变迁的现实表象，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坐标轴上进行测量。冀求解析“官员形象之变”的本质，以懂得“中国之变”的真正意义。
大时代下的官员形象点评
◎本刊记者_孟盛
1949-1978：推崇老黄牛式干部
大时代：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时代背景：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探索期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3年国民经济恢复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拉开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序幕，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标志着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1956-1962年的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政策的提出。1966-1976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30年探索经历了艰难曲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有震撼世界的成就，也有心碎挫折，这都为以后的继续探索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官员评价标准：鞠躬尽瘁、亲民爱民、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代表人物：“永远的标杆”焦裕禄
典型事迹：山东淄博的焦裕禄，1962年12月调任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从此，他的身影，在齐腰深的洪水急流里，在风沙最紧的风口上，在瓢泼大雨中，在风雪漫天时……他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植树、改地，和当时严酷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他视群众为父母，钻进农民的牛棚，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他肝癌后期，工作时用棍子顶着肝区，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的情景成为人们心中最感动与震撼的画面。42岁，上任仅16个月后病逝。
经典语录：“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经典评价：“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时代精神：焦裕禄可谓60年来“最著名的县委书记”，他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是一种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时代精神，是对“人民公仆”最淋漓尽至的诠释。雷锋、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蒋祝英、申纪兰……各行各业的“铁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与“焦裕禄”一起，伴随着新中国风雨60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激励着一代代人的成长，深刻影响着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任务、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官员的评价标准也随之改变，但党的宗旨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没有变，焦裕禄精神仍然承载着历史与当前的共同价值取向，他始终是深入人心的各级官员学习的楷模，永不过时；其“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永远是时代主流，时至今日，我们将这种精神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1978-2000：崇尚改革精神
大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新世纪
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时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再到新世纪，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探索起步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新的推进期。改革开放是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惊心动魄与激越震撼无疑是时代强音。1978年注定是伟大历史转折点，我国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从封闭半封闭到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全面改革势如破竹，全国经济势如井喷，而中国也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与胸怀；与此同时，体制变革带来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全社会观念转变，人们的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迈向新世纪之门。
官员评价标准：锐意进取、勇于开拓、打开局面
代表人物：“真理之牙”任仲夷
典型事迹：任仲夷被誉为改革开放先驱和闯将，终其一生致力于推动改革。他于1977年被调至辽宁，他大力拨乱反正，政绩斐然；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三天，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全国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他提出要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松绑”，恢复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1980年初冬任仲夷主政广东，勇立潮头，不顾仕途得失乃至人身安危，坚定对外开放，主张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兴起无数创举，如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等等，在全国引发了“珠江三角洲热”。
经典语录：“我虽然没有了胆(做了胆切除手术)，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我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已年近八旬，觉得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
经典评价：“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面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
代表人物：“新时期楷模”孔繁森
典型事迹：1979年，35岁的山东大汉孔繁森主动报名援藏，告别妻小，扎根岗巴县3年。9年后，他再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为发展当地教育事业，跑遍全市中小学校、敬老院和养老院，将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他又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千方百计带领群众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阿里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7.5%。他为发展地区经济带考察新疆塔城边贸，在工作途中因车祸殉职，时年50岁。
经典语录：“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路。”
经典评价：“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
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祖国大地，与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杰出官员，他们敢于破旧立新，开拓拼搏，带领当地群众摆脱落后生产力的束缚，为共同富裕劈出一条改革之路。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也是我国走向国家复兴、民族富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历史阶段，在继承老黄牛式官员精神的同时，时代赋予了各地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重任，改革创新精神与发展意识无疑是这一时期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
2000年至今：知识、激情、个性的立体组合
大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
时代背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科学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
官员评价标准：创新多元，专业化背景，国际视野
1、创新个性型：
新世纪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更加多元，由此涌现了一大批个性官员，有别于以往千人一面的官员形象模式化，个性官员执政风格独树一帜，充满了独特的性格特征与个人魅力，他们行事大胆务实，执政果敢铁腕，善于推陈出新、兼收并蓄，富有创新精神，大刀阔斧实践其施政主张，在崇尚四平八稳的政坛，刮起一阵强劲的变革新风。
代表人物：“魅力高官”薄熙来
典型事迹：“高干子弟”的他外形俊雅，谈吐智慧风趣，从不打官腔，一口流利英语，是一位极具明星效应的高官，在哪都能引起一阵“薄式旋风”。在大连市，善于改革创新，把大连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在商务部主导改革成功转型；主政重庆后，透明高效民主的执政风格赢来喝彩，如今又掀起雷霆万钧的打黑风暴。
经典语录：“只有不称职的干部，没有不称职的百姓。”
经典评价：“魅力市长”、“明星部长”。
代表人物：“激进改革”仇和
典型事迹：如同当年长治的吕日周，仇和是另类铁腕改革派的代表，从主政宿迁时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到如今的“昆明新政”，使他成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他以个性施政方式，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在宿迁，推行官员招商、卖学校、卖医院，在昆明，推行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铁腕治政，掀起问责风暴；其行政风格快、狠、猛，招来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的“骂名”。
经典语录：“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经典评价：“他的铁腕点中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死穴”、“仇和走红是畸形现象”。
2.亲民品格型：
新世纪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要求官员更加亲民爱民，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新世纪的官员要更加贴近基层，贴近老百姓，可信、可靠、可敬、可亲，充满对群众的朴素感情；另一方面，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形象“高大全”的传统优秀典型，他们也象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有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和小毛病，有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美丽，充满人情味与个人魅力。
代表人物：“警界楷模”任长霞
典型事迹：生前任河南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当年打黑锄恶的“警界女神警”，多次深入虎穴，破获大案要案上千起。38岁即任公安局长，亲民爱民，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市民皆知其手机号，哪怕凌晨打来都会接听；2004年侦破案件中车祸殉职；丈夫评价她“干什么都想得第一”，但又充满女人天性：爱哭、爱美，爱撒娇。
经典语录：“我首先是一个女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几乎所有女人都有的那种亲情和母爱，只是我无法把它给我的家人。”
经典评价：“她突出的就是替群众办事，把案件拿掉，主持公道，亲民、爱民，唤起了民心，所以群众对她好。”
代表人物：“巴山红叶”王瑛
典型事迹：生前系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刚正不阿的纪委书记，查办案件铁面无私，却以其高尚品格，令被她处治的违纪干部敬佩感激；她把老百姓当亲人，资助12名贫困学生，帮“背二哥”建民工公寓，为山区群众建“连心桥”；身患绝症的她临终前，还全身心投入抗震救灾中。她坚强如山又柔美似水，痴爱红叶的美丽女性，热爱生命，眷恋美好生活，为新时期纪检监察干部树起了一个可亲可近的美好形象。
经典语录：“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了，能够干一天就是一天。我热爱纪委工作，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最后。至于职级晋升与否，我不在乎。”
经典评价：“像漫山遍野的巴山红叶那么普通，那么亮丽鲜艳。”
3.专家学者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官员制定政策的水平、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执政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些高学历背景，甚至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级别的知识型、学者型官员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专业知识与理论功底非常深厚，实现了内行领导内行，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与突出的实际工作能力，令他们政声斐然；他们通常有着较强的自律性、责任心与荣誉感，德行、品行与操守都值得敬佩。
代表人物：“法学家省长”周强
典型事迹：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38岁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倡议发起的“保护母亲河行动”，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届“地球卫士奖”。“西南政法78级神话”，典型的法学专家，思维严谨，重视规范，46岁主政湖南，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之一，第一个执政措施是把省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界限公布于众。“法学家治省”，提出要让湖南这个中部大省实现“弯道超车”。
经典语录：“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经典评价：“他是一个实干派，有朝气，抓经济是好手。”
代表人物：“党外部长”万钢
典型事迹：35年来第一位出任部委正职的非中共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刚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高官，回国前已是留德博士，国际汽车界知名专家，他“技术出身，重视技术产业化，崇尚实际”，04年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在研究新能源汽车方面成就辉煌。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属“一把手”，丰富了非中共人士参政的内涵，也给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
经典语录：“人生的水总是深的，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乐趣。对体制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的心态来看待。”
经典评价：“由万钢这样的学者专家担任部长，其执政思路会对决策机制有较大的触动。”
时代精神：进入新世纪，新一代官员群体渐成历史舞台主角，在国家各个政治层面成为中流砥柱。从他们多元化的施政风格，折射出时代对官员评价的新标准：除了要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局意识、强烈的责任感与对群众深厚感情之外，比起老一代官员，他们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宽的知识面和专业化背景，这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对官员的履职要求越来越高；要具有创新思维，敢想敢做敢闯，能够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开放与包容，敢于在各种国际化舞台展示形象；同时，他们还要有高抗压能力，从容面对新时期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与社会“疑难杂症”。
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中国官员在政坛上走完了一个甲子。
60年风云激荡，中国官员的形象变迁是中国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投影。本刊特梳理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官员形象变化的几个侧面，以纪念时代的脉络和节点。
盘点60年官员形象之变
◎本刊记者_衡洁
衣着：从中山装到西装
服装，是某一历史时期最直观的印象，也是个人形象最为外露的反映。
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首次集体亮相，毛泽东主席和他身边其他领导人清一色的中山装让世界瞩目。中山装面料硬挺，颜色稳重(多为黑、藏青色)，很适合重大场合的氛围，成为了建国初期官员们的正装、国服。那时，西装是舶来品，普及量远不及中山装。到了文革时，西装甚至几乎接近停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吹来的欧美风，官员们的服装开始注入了新元素。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是胡耀邦，他把穿西装视为培养官员们的开放意识以及展示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带领下，直到现在，出席正式场合的中国官员们服装的主打款基本是西装领带，这一服饰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官员开放的形象。
“中国风”是官员服装的另一种风格。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外贵宾选择了中式红色锦缎唐装出席，引发了持续不衰的“唐装热”。近年来，一些民众又开始呼唤中山装的回归，希望官员们能穿着中国特色的中山装来展示形象。不论结果如何，官员着装的发展主线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元和开放。
学历：从低到高的飞跃
官员学历的发展路径其实和普通群众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官员很多是从沙场上征战出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小”毕业生都算是“秀才”了，一些干部在讲话时都自称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随着国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官员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了2006年，组织部发文明确指出，县党政正职队伍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据统计，到2007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已占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官员”前已不用特加“知识型”的注解，国家领导人多是名校出身，学者型官员也俯拾皆是。普通公务员中，本科生已成“入场券”，硕士、博士都不乏其人。如近期新闻曝的重庆半数区县党政一把手都在读博。
不过，对学历的重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假文凭、混文凭就应势而生。于是，公众又开始将赞扬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低学历”官员。先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后有苏州新任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在职大专学历，都被打上了“实力”的标签。这里面也暗藏着公众对“用权力对学历巧取豪夺”的痛恨吧。在公务员晋升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下，今后官员的能力砝码将越来越重要，评判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多元。
出身：从根正苗红到百花齐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人日后的从政道路是否顺利，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娘胎里就注定了。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工人或革命军人的家庭，那么他在今后的仕途过程中就会顺利很多，这就叫根正苗红。反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家庭，那就意味着，他在入党、提干等发展道路上会处处被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出身论”是那时的流行论调。
文革后，出身论开始从政治舞台上谢幕。进入官员队伍的身份越来越不受限制。尤其是90年代开始逐渐实行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后，英雄不问出身，公务员的来源就更加丰富了。出身论变成了能力论，官职向各种社会角色开放，努力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学学者、企业骨干可以半路杀入公务员队伍实现华丽转身，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不再是官员中的点缀角色，可以官至一把手。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中国卫生部长，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随着法治社会的日趋成熟，“逢进必考”规则会越来越完善和规范，官员的构成也将真正百花齐放。
年龄：从终身制到年轻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员的年龄经历了年轻——高龄——再年轻的路线图。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平均为50多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邓小平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60后”省部级干部成了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统计表明，中国45岁以下的机关干部比例已经达到七成。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人们眼中的官员形象似乎也越来越“娃娃脸”，28岁厅官、29岁市长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同时，将45岁作为干部选拔的分水岭，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专家表示，干部的年轻化不能一味追求低龄化，关键要看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是否梯次配备。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形成正向的人才机制，不造成人才浪费，是未来大势所趋。
话语：从套话到个性化
长久以来，官场比较流行的是“正确的废话”，“假、大、空”，上传下达，照本宣科，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官话泛滥往往会直接损害官员在百姓心目的形象。“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的著名讲话，时至今日仍有必要继续大力宣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力批官员的“话语平庸”：“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
真话，过去只有退休干部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在言语间展现自己的个人风采、真情实感。薄熙来、李肇星、汪洋等官员的话语风格备受民众欢迎。只是往往职位越高，越敢于讲切中利害的真话，而大量的普通公务员，仍在官话中徘徊。
改革开放已过而立，而官员的思想解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塑官员话语形象是一堂必修课，也是一项涉及到能力、观念、制度等的系统工程，在未来官员的形象要素中，将越来越重要。
施政风格：从四平八稳到高调张扬
曾经的官员形象总是严肃、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在最大程度上与他人保持共性，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千人一面；而现在，官员们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已成为政坛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宿迁到昆明执政的仇和，上任之后新政不断，公开领导工作电话、勒令打瞌睡官员辞职、要求1/3公务员去招商、要公务员学五门外语等等，仇式旋风刮遍春城，震撼全国，成为了中国官员新形象的代言人。此外，还有“铁娘子”吴仪、铁面审计长李金华、“魅力”薄熙来等一批个性官员，他们都从共性突围到个性，或敢说敢干，或锐意创新，如明星般赢得无数拥趸。在一项“您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吗？”的调查中，高达72.6%的中青年官员选择了愿意。
官员的个性执政在赢得人们赞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人治与法治之争成为焦点，人走政息成为忧虑。但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仇和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越来越多的官员敢于推行个人烙印分明的新政，说明我们的体制对官员个性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在社会日益开放包容、法制体系愈加成熟完善的今后，可以预见，将会提供给官员们施展个性更大的舞台。
媒体形象：从扁平符号到立体触摸
无论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除了从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感知官员的各项举措外，触摸官员形象最主流的渠道就是媒体。在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普及的媒体就是广播，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优秀典型，其活动和事迹都从大喇叭或半导体中流出，任听众自行想像。后来报纸逐渐普及，上面除了文字还配有官员照片，人们对官员的形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所塑造的官员形象总是一种高大全的套路，官员的面孔总模糊而相似。改革开放后，随着媒体的发展，官员“曝光率”的增加，民众对官员个体的认知日益加深。如今，电视成了官民沟通不可或缺的媒介。学会电视传播的大众语系，已成为官员的必修课。老百姓不再仅仅是一个接收者，而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参与者。而官员形象也更加亲民。
进入网络时代后，有近4亿网民作支撑的互联网更将官员的一举一动放大，成为了获取形象的直接来源。国家领导人也做客网络，引来粉丝无数，成为了网络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在汹涌的网络“民意”下，网民甚至不仅是参与者，甚至成为了官员形象的再塑造者。周久耕的天价烟、周森锋的打伞门等等皆为网络的集体杰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经网络的扩散，可以引发“蝴蝶效应”甚至导致一场舆论“台风”。在媒体网络无处不及的将来，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好媒体形象，是官员们会面临的越来越重要的考验。
形象重视程度：从原生态到形象设计
官员对个人形象的重视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前官员都在办公室里呆着，没那么多上镜和面对公众的机会，对形象的要求只要整洁大方就行。现在的官员却已被媒体席卷，随时可能面对着亿万观众，来赢得宝贵的政治表现分。有人指出，官员们在外交、礼宾、商务等场合的形象非常重要，对个人形象的重视，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修养。有需求就有市场，官员形象包装和设计的行业应势而生。
包装分两种，一种是“秀外”，据整形专家陈焕然介绍，中国官员及其太太整容数量约占整容总人数的15%到20%。官员整容的高峰时间是每年“两会”之前。一般的项目是做去眼袋和去皱，有些女官员还会增加吸脂等塑身项目。
另一种包装是“慧中”，从面部表情到肢体语言，都可以在事前进行精心策划。湖南曾出现一家叫“千般秀”的会所，专门推出了为官员进行商务形象策划的服务项目。在这样的策划下，如何微笑、如何握手、如何说话等都有章可循。工作带上了表演的色彩，种种表现亦真亦幻。
官员对形象的日益重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然而，形象设计不能剑走偏锋，如何让表演不要沦为作秀，最终还得看官员的执政成果。
干部形象感怀
◎文_欧可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干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丰富立体的60年，在历经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渐完善成熟的60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就我所亲历的一些具体事情，从不同侧面观察思考干部形象的变化。
作风——形象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是申请到三州(甘孜、阿坝、凉山)去当教师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同志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从云贵川3省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考察选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组织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后，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先后在南充的木老、舞凤、清溪公社和简阳的贾家公社搞了近两年四清。
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团(队)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形象，总体上是好的，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队员大多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农闲或雨天，和社员一样出工，挑粪、栽秧、打谷，还到城里帮生产队掏大粪拉回来。老同志言传身教，为我们新来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队七队，我和另两名同志住在生产队的棉籽房里。我在一户下中农家搭伙，顿顿都是一锅红苕粥，偶尔会见几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烂用盐一漤，一端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一点油星子。因为几个月没洗过一次澡，背上长了痈疽，随便贴了一点膏药，结果越来越严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见好。面对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没有谁有丝毫的怨言。那时的中国，谁不充满革命的激情？
两年的四清，使我对当时的农村和农民有了切身的了解，还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天的农村和40多年前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干部作风不正，已成为农村干群冲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编了顺口溜：“蹲在机关甩大袖(打扑克)，下到基层瞎忽悠，富户人家喝喝酒，飘飘然然枕无忧。”干部形象如何适应群众眼睛越来越亮、参政意识越来越强、监督水平越来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志——老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好风气，那就是党内不称官衔，从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下面的一般干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张老王老李，称年纪小的小张小王小李，同龄人干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们新进机关的同志也习惯这样叫，从来没有觉得不自然、不合适、不习惯。到农村搞四清，社员都叫我“欧同志”，感觉挺亲切的。
可惜，这一好风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消失殆尽。在一些党的机关里，“书记”满天飞，“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长、主任、处长。本来，“×常委”这个称呼就很别扭，但有的人你不这样叫，他还装着没听见；有的书记在讲话中自称“书记”，深怕不这样就掉价了，丢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还喜欢别人叫他“老板”，热衷于当掌柜的，把党的组织当成自己的领地，这是不是干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泽东就一贯主张和提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一写于30多年前的党中央的决定，现在读来就像是针对眼下现实做的。
称呼问题看似鸡毛蒜皮，但也是干部形象的综合反映。到底是“老板”形象、“铁哥们儿”形象，还是群众贴心人形象，是官本位，还是以人为本、党员主体本位，是党内人人平等，还是分三六九等，一听称呼便知是怎么回事。
“臭货”——“俏货”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想到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是大学毕业生的我，要找个对象难于上青天。
当时，西南局宣传部的女同志要给我介绍对象，先后介绍了3个都吹了。第一个见了一次面，先问我是什么成份。我老实告诉她，一直填的是“小土地出租”，但分配到西南局之前，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的成份应为职员，因为我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她一听，反问了一句：“不就是小地主嘛！”一切就此了结。
第二个是个女工，见面后她回家征求她母亲意见，她母亲训斥她道：“你撞到鬼了！怎么去找个双料臭货？”原来，我一是“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黑九类”——知识分子，二是“文革”中“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中西南局的“臭干部”，岂不是“双料臭货”？当时，我等的形象之差、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第三个是个小学教师，处了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要和我停止交往。一打听，说是她被学校的工宣队长看上了。
后来，我们这批刘少奇、李井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企业去，我到了重庆山沟沟里兵器工业部的一个三线企业，真是高兴得很。在企业呆了10年后，又回到党政机关，没想到现在公务员这么吃香，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考公务员比考大学、考研还难，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发展——形象
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句描写群众解决温饱后的心态的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时，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不好理解，其实，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端起碗来吃肉”，说明老百姓生活好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饿肚子。别说吃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因为家里负担重，我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1958年大炼钢铁，我当时就读的宜宾一中组织学生到宜宾县观音公社烧杠炭，每天伐木精疲力竭不说，一双赤脚被树刺扎得满是小脓泡，更难受的是忍饥挨饿。过中秋节了，我就是一堆煮红苕填肚子。什么时候有肉吃？大约只有过大年。“放下筷子骂娘”，说明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种自由基本上是没有的，“舆论一律”，只能说一种话，弄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诛连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我一起分配到西南局的2名大学毕业生，因为和被打成“黑帮”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一起搞过四清，就收缴了他们的日记，从中查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斗争。我本来从1957年起就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中断过。从那件事以后，为了自保，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而且从此不再记日记。
可以说，现在不仅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为什么还有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主要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由此看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干部的形象要求更高。不仅要有一心一意抓发展的形象，改革创新的形象，还要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清正廉洁的形象。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初群众那么苦那么穷，意见还没有现在大？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那时干部和群众一块苦，没有什么距离感，群众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愿景。
“黑脸”——“红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便一直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纪委恢复重建之初，各级党委为纪委充实了一大批党性强、作风实、资历老、威望高的干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纪检干部年纪偏大、学历偏低、思想解放不够等问题。当时，有人把纪检干部的形象概括为“黑脸”，以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姜瑞峰为原型拍摄的电视剧，名字就叫《黑脸》。我虽然只见过姜瑞峰一面，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因公来川，应邀向四川省纪委的全体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我感到“黑脸”只是他形象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一面。他的形象是丰富的、多层面的、立体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干部，对老百姓、对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爱得深沉，工作中政策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对送礼的态度，哪些要收，比如老百姓为感谢你送了一篮子鸡蛋，你能拒绝吗？只能以后找机会加倍奉还；哪些不能收，拒绝不了要付款或上交组织；哪些要坚决顶回去，还要批评，区分得清清楚楚，又很讲究处理的艺术。在姜瑞峰、王瑛等许多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身上，完整全面地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的形象。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自身建设主题和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要求。后来又对这一要求深化、拓展和具体化为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四个对”抓住了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根本、关键和要害，从纪检监察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品格，应当担负的基本职责，到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自身行为都进行了规范。
由此，也为干部形象设计提出了一个思路：各行各业的干部，是否也应结合自己的职业特点，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在要求和形象要求，把干部的一般形象和具体形象融为一体，变成干部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
60年之变与不变
干部形象也是社会导向，要与时俱进，也要传承优良传统。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之一就是“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文_周丽萍
从革命到执政，角色变了宗旨不变
一切变化来源于十六大报告所概括的“两个转变”。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理念到方法，从素质到能力，都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内涵。革命是推翻一个旧社会，“造反有理”，讲武装、讲斗争、讲强硬；执政是重塑一个新世界，“建设有功”，讲发展、讲稳定、讲和谐。对于执政队伍来说，领导方式和执政能力也相应转变。在当前矛盾复杂、利益格局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以人为本、关爱民生成为时代主旋律，官员身段更加柔软，形象更具亲和力、施政更加人性化。瓮安事件中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具备标本性意义。
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会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执政理念始终不会变。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远是领导干部形象之魂。
从封闭到开放，观念变了信念不变
干部表情就是政治表情。过去在民众的印象中，领导干部的形象是被格式化的。由于当时过分强调“高度集中”，过分强调“整齐划一”，很少人敢以“个人”的口吻“表态”或“说话”。他们的喜怒哀乐、性格气质、兴趣爱好，包括真实思想，鲜有流露，更不为公众所知。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形象定位。这个开放首先是执政思维的开放，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尊重科学规律、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其次是自我释放，勇于并乐于展示自己的个人风格。去年奥运前，胡锦涛总书记打乒乓和温家宝总理三大步投篮的场面，被民众津津乐道；而越来越多的官员直言敢言、直抒胸臆的语言行事风格，正在打破传统政坛的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
薄熙来说，领导干部是开放的第一形象、第一信誉、第一品牌。越来越多的官员已开始利用网络来展示形象。他们或上线直接与网友对话，或开博直面网络民意。湖南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实名上网就引发广泛了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既为领导干部的开放形象提供了更为宽广平台，同时也让他们“无所遁形”，将其一举一动都放开在公众面前。这种“被开放”，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不可否认，在开放过程中，一些干部在多元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冲击下，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对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信心，一心谋私利进而腐化堕落。事实证明，丧失信念，就是毁灭一生。这样的人“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在万马奔腾、大江奔流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是领导干部形象之基。
从单一到多元，结构变了路线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复制苏联模式，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地方很少有自主权和独立性。早期的干部队伍以工农干部为主，基层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工作，但知识水平较低、视野狭窄、思想凝固，对中央政策基本是上传下达、机械执行。加之政治运动频繁、政治雷区多，干部怕犯“政治错误”，工作中也不敢有任何“出格”。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国家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思想解放，政治开明，空气宽松。在支持改革创新和提倡“敢闯敢试”的导向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放权让利”的政策，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为干部施政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和更大的政治包容度。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变伯乐选马为赛场赛马，不拘一格选人才，改变了过去对人才的地域、身份、资历的种种限制，各具才能、性格、气质的干部百舸争流、都有可能脱颖而出，从而使干部队伍呈现出鲜明生动、丰富多元的风格和气质。有风风火火的改革闯将、有务实低调的实干家、有儒雅谦和的学者型领导、也有魅力非凡的明星官员……
任是东南西北风，扎根群众不放松。一直以来，我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孔繁森、郑培民、王瑛等党的好干部，就是把群众视为亲人，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解民忧、帮民困，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爱戴。
但当前也存在一些“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历，不会与群众打交道的问题；存在一些领导和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如今，各级各地都在号召机关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央也正在树立新的用人风向标，基层任职经历将成为干部提拔的重要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始终是领导干部形象之纲。
从贫穷到小康，条件变了本色不变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老一代领导干部精神的集体写照。那个时候，物质生活很匮乏，领导干部生活也不搞特殊化，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但在当时“移风易俗、兴无灭资”社会风气下，正常的注重仪表、美化生活也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所谓“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干部队伍的生活水平也与时俱进，追求美的天性也得到了释放。如新时期基层领导干部的典范王瑛同志，就是一个生活中非常爱美的人。总体而言，“大方得体”，是干部们生活追求的目标。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干部平时衣着休闲，正式场合则要西服或套装，发型、服饰和举止也越来越符合现代礼仪。
时至今日，艰苦奋斗仍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简朴”仍然是今天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形象。胡锦涛穿修补过的皮鞋访日，温家宝一件羽绒服穿10年，仍然感动今人。前不久，宜宾军分区干休所副师级离休干部刘廷义一生俭朴助学、去世后仅留下332元遗产的事迹，又唤起了社会对那个时代党员干部俭朴作风的温暖记忆。但与此同时，现在也有一些干部比吃、比住、比穿、比车，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天价烟”和“白宫办公楼”，频频冲击着民众的神经。讲究不是追求奢侈、体面不是贪图享受。不论在什么时候，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都应该是领导干部形象之本。
从保守到自由，生活变了要求不变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个个人单位化、单位行政化、生活政治化甚至军事化的社会。正派保守、严格自律，是人们对老一代干部的印象，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干部一旦出现生活作风问题，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电视剧《亮剑》主角李云龙的原型之一王近山中将，就因为和妻妹的婚外恋情，就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职务撤销，党籍开除，下放农场改造，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改革开放后，我国干部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1984年，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进行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强求一律到尊重个性，从一味压抑到尊重人性。婚姻家庭是个人私事，不必再经组织批准；适度的娱乐，也被视为正常的生活需要。
但由于过分强调“个人隐私”，将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视为“小节”，一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只要政绩突出，经济上不存在问题，就是生活上“不拘小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对干部重用轻管，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放松了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一些干部热衷于追求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甚至于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并且，几乎所有腐败分子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开始的。
因此，中央再三强调，对干部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其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考察。随着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领导干部的“私生活”已经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作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始终是领导干部形象之核。
从创业到改革，时代变了激情不变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老一代领导同志的经典形象。正是那一代人，满怀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激情，发扬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地把“两弹一星”发射上天。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拨乱反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改革之初，同样是惊涛骇浪、风云激荡的岁月，早期的改革者甚至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他们以火热的激情、无畏的勇气、坚定的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30多年改革开放之路，实现了举世惊叹的中国奇迹。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面临的考验长期复杂严峻，我们现在还需要这种杀开一条血路的锐气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仍然需要那种澎湃激昂的创业激情和源源不竭的创新精神。“敢于做事、善于担责、勇于创新、务实为民”是新时代呼唤的领导干部形象。
但是，现实中也有一些干部，“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面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最近还不断有干部上班打游戏、炒股、聊天的新闻曝光，从而在老百姓心目中落下庸官懒官昏官的负面形象。这既有现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原因，也有当前机构庞大、职责交叉、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等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各地不断掀起“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加强行政问责，整顿吏治，对不在状态、不作为的庸官、懒官举刀。同时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精兵简政。目前，中央已经迈出了大部制改革的第一步，各地的“大部制”改革正拉开序幕。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保持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是领导干部形象之要。 (本文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