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60年官员形象之变

　　衣着：从中山装到西装

    服装，是某一历史时期最直观的印象，也是个人形象最为外露的反映。

    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首次集体亮相，毛泽东主席和他身边其他领导人清一色的中山装让世界瞩目。中山装面料硬挺，颜色稳重(多为黑、藏青色)，很适合重大场合的氛围，成为了建国初期官员们的正装、国服。那时，西装是舶来品，普及量远不及中山装。到了文革时，西装甚至几乎接近停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吹来的欧美风，官员们的服装开始注入了新元素。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是胡耀邦，他把穿西装视为培养官员们的开放意识以及展示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带领下，直到现在，出席正式场合的中国官员们服装的主打款基本是西装领带，这一服饰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官员开放的形象。

    “中国风”是官员服装的另一种风格。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外贵宾选择了中式红色锦缎唐装出席，引发了持续不衰的“唐装热”。近年来，一些民众又开始呼唤中山装的回归，希望官员们能穿着中国特色的中山装来展示形象。不论结果如何，官员着装的发展主线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元和开放。

　　学历：从低到高的飞跃

    官员学历的发展路径其实和普通群众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官员很多是从沙场上征战出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小”毕业生都算是“秀才”了，一些干部在讲话时都自称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随着国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官员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了2006年，组织部发文明确指出，县党政正职队伍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据统计，到2007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已占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官员”前已不用特加“知识型”的注解，国家领导人多是名校出身，学者型官员也俯拾皆是。普通公务员中，本科生已成“入场券”，硕士、博士都不乏其人。如近期新闻曝的重庆半数区县党政一把手都在读博。

    不过，对学历的重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假文凭、混文凭就应势而生。于是，公众又开始将赞扬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低学历”官员。先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后有苏州新任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在职大专学历，都被打上了“实力”的标签。这里面也暗藏着公众对“用权力对学历巧取豪夺”的痛恨吧。在公务员晋升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下，今后官员的能力砝码将越来越重要，评判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多元。

　　出身：从根正苗红到百花齐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人日后的从政道路是否顺利，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娘胎里就注定了。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工人或革命军人的家庭，那么他在今后的仕途过程中就会顺利很多，这就叫根正苗红。反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家庭，那就意味着，他在入党、提干等发展道路上会处处被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出身论”是那时的流行论调。

    文革后，出身论开始从政治舞台上谢幕。进入官员队伍的身份越来越不受限制。尤其是90年代开始逐渐实行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后，英雄不问出身，公务员的来源就更加丰富了。出身论变成了能力论，官职向各种社会角色开放，努力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学学者、企业骨干可以半路杀入公务员队伍实现华丽转身，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不再是官员中的点缀角色，可以官至一把手。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中国卫生部长，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随着法治社会的日趋成熟，“逢进必考”规则会越来越完善和规范，官员的构成也将真正百花齐放。

　　年龄：从终身制到年轻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员的年龄经历了年轻——高龄——再年轻的路线图。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平均为50多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邓小平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60后”省部级干部成了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统计表明，中国45岁以下的机关干部比例已经达到七成。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人们眼中的官员形象似乎也越来越“娃娃脸”，28岁厅官、29岁市长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同时，将45岁作为干部选拔的分水岭，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专家表示，干部的年轻化不能一味追求低龄化，关键要看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是否梯次配备。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形成正向的人才机制，不造成人才浪费，是未来大势所趋。

　　话语：从套话到个性化

    长久以来，官场比较流行的是“正确的废话”，“假、大、空”，上传下达，照本宣科，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官话泛滥往往会直接损害官员在百姓心目的形象。“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的著名讲话，时至今日仍有必要继续大力宣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力批官员的“话语平庸”：“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

    真话，过去只有退休干部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在言语间展现自己的个人风采、真情实感。薄熙来、李肇星、汪洋等官员的话语风格备受民众欢迎。只是往往职位越高，越敢于讲切中利害的真话，而大量的普通公务员，仍在官话中徘徊。

    改革开放已过而立，而官员的思想解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塑官员话语形象是一堂必修课，也是一项涉及到能力、观念、制度等的系统工程，在未来官员的形象要素中，将越来越重要。

    施政风格：从四平八稳到高调张扬

    曾经的官员形象总是严肃、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在最大程度上与他人保持共性，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千人一面；而现在，官员们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已成为政坛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宿迁到昆明执政的仇和，上任之后新政不断，公开领导工作电话、勒令打瞌睡官员辞职、要求1/3公务员去招商、要公务员学五门外语等等，仇式旋风刮遍春城，震撼全国，成为了中国官员新形象的代言人。此外，还有“铁娘子”吴仪、铁面审计长李金华、“魅力”薄熙来等一批个性官员，他们都从共性突围到个性，或敢说敢干，或锐意创新，如明星般赢得无数拥趸。在一项“您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吗？”的调查中，高达72.6%的中青年官员选择了愿意。

    官员的个性执政在赢得人们赞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人治与法治之争成为焦点，人走政息成为忧虑。但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仇和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越来越多的官员敢于推行个人烙印分明的新政，说明我们的体制对官员个性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在社会日益开放包容、法制体系愈加成熟完善的今后，可以预见，将会提供给官员们施展个性更大的舞台。

    媒体形象：从扁平符号到立体触摸

    无论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除了从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感知官员的各项举措外，触摸官员形象最主流的渠道就是媒体。在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普及的媒体就是广播，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优秀典型，其活动和事迹都从大喇叭或半导体中流出，任听众自行想像。后来报纸逐渐普及，上面除了文字还配有官员照片，人们对官员的形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所塑造的官员形象总是一种高大全的套路，官员的面孔总模糊而相似。改革开放后，随着媒体的发展，官员“曝光率”的增加，民众对官员个体的认知日益加深。如今，电视成了官民沟通不可或缺的媒介。学会电视传播的大众语系，已成为官员的必修课。老百姓不再仅仅是一个接收者，而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参与者。而官员形象也更加亲民。

    进入网络时代后，有近4亿网民作支撑的互联网更将官员的一举一动放大，成为了获取形象的直接来源。国家领导人也做客网络，引来粉丝无数，成为了网络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在汹涌的网络“民意”下，网民甚至不仅是参与者，甚至成为了官员形象的再塑造者。周久耕的天价烟、周森锋的打伞门等等皆为网络的集体杰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经网络的扩散，可以引发“蝴蝶效应”甚至导致一场舆论“台风”。在媒体网络无处不及的将来，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好媒体形象，是官员们会面临的越来越重要的考验。

    形象重视程度：从原生态到形象设计

    官员对个人形象的重视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前官员都在办公室里呆着，没那么多上镜和面对公众的机会，对形象的要求只要整洁大方就行。现在的官员却已被媒体席卷，随时可能面对着亿万观众，来赢得宝贵的政治表现分。有人指出，官员们在外交、礼宾、商务等场合的形象非常重要，对个人形象的重视，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修养。有需求就有市场，官员形象包装和设计的行业应势而生。

    包装分两种，一种是“秀外”，据整形专家陈焕然介绍，中国官员及其太太整容数量约占整容总人数的15%到20%。官员整容的高峰时间是每年“两会”之前。一般的项目是做去眼袋和去皱，有些女官员还会增加吸脂等塑身项目。

    另一种包装是“慧中”，从面部表情到肢体语言，都可以在事前进行精心策划。湖南曾出现一家叫“千般秀”的会所，专门推出了为官员进行商务形象策划的服务项目。在这样的策划下，如何微笑、如何握手、如何说话等都有章可循。工作带上了表演的色彩，种种表现亦真亦幻。

    官员对形象的日益重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然而，形象设计不能剑走偏锋，如何让表演不要沦为作秀，最终还得看官员的执政成果

    ◎文_欧可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干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丰富立体的60年，在历经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渐完善成熟的60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就我所亲历的一些具体事情，从不同侧面观察思考干部形象的变化。

    作风——形象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是申请到三州(甘孜、阿坝、凉山)去当教师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同志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从云贵川3省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考察选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组织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后，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先后在南充的木老、舞凤、清溪公社和简阳的贾家公社搞了近两年四清。

    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团(队)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形象，总体上是好的，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队员大多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农闲或雨天，和社员一样出工，挑粪、栽秧、打谷，还到城里帮生产队掏大粪拉回来。老同志言传身教，为我们新来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队七队，我和另两名同志住在生产队的棉籽房里。我在一户下中农家搭伙，顿顿都是一锅红苕粥，偶尔会见几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烂用盐一漤，一端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一点油星子。因为几个月没洗过一次澡，背上长了痈疽，随便贴了一点膏药，结果越来越严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见好。面对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没有谁有丝毫的怨言。那时的中国，谁不充满革命的激情？

    两年的四清，使我对当时的农村和农民有了切身的了解，还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天的农村和40多年前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干部作风不正，已成为农村干群冲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编了顺口溜：“蹲在机关甩大袖(打扑克)，下到基层瞎忽悠，富户人家喝喝酒，飘飘然然枕无忧。”干部形象如何适应群众眼睛越来越亮、参政意识越来越强、监督水平越来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志——老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好风气，那就是党内不称官衔，从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下面的一般干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张老王老李，称年纪小的小张小王小李，同龄人干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们新进机关的同志也习惯这样叫，从来没有觉得不自然、不合适、不习惯。到农村搞四清，社员都叫我“欧同志”，感觉挺亲切的。

    可惜，这一好风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消失殆尽。在一些党的机关里，“书记”满天飞，“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长、主任、处长。本来，“×常委”这个称呼就很别扭，但有的人你不这样叫，他还装着没听见；有的书记在讲话中自称“书记”，深怕不这样就掉价了，丢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还喜欢别人叫他“老板”，热衷于当掌柜的，把党的组织当成自己的领地，这是不是干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泽东就一贯主张和提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一写于30多年前的党中央的决定，现在读来就像是针对眼下现实做的。

    称呼问题看似鸡毛蒜皮，但也是干部形象的综合反映。到底是“老板”形象、“铁哥们儿”形象，还是群众贴心人形象，是官本位，还是以人为本、党员主体本位，是党内人人平等，还是分三六九等，一听称呼便知是怎么回事。

　　“臭货”——“俏货”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想到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是大学毕业生的我，要找个对象难于上青天。

    当时，西南局宣传部的女同志要给我介绍对象，先后介绍了3个都吹了。第一个见了一次面，先问我是什么成份。我老实告诉她，一直填的是“小土地出租”，但分配到西南局之前，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的成份应为职员，因为我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她一听，反问了一句：“不就是小地主嘛！”一切就此了结。

    第二个是个女工，见面后她回家征求她母亲意见，她母亲训斥她道：“你撞到鬼了！怎么去找个双料臭货？”原来，我一是“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黑九类”——知识分子，二是“文革”中“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中西南局的“臭干部”，岂不是“双料臭货”？当时，我等的形象之差、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第三个是个小学教师，处了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要和我停止交往。一打听，说是她被学校的工宣队长看上了。

    后来，我们这批刘少奇、李井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企业去，我到了重庆山沟沟里兵器工业部的一个三线企业，真是高兴得很。在企业呆了10年后，又回到党政机关，没想到现在公务员这么吃香，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考公务员比考大学、考研还难，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发展——形象

    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句描写群众解决温饱后的心态的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时，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不好理解，其实，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端起碗来吃肉”，说明老百姓生活好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饿肚子。别说吃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因为家里负担重，我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1958年大炼钢铁，我当时就读的宜宾一中组织学生到宜宾县观音公社烧杠炭，每天伐木精疲力竭不说，一双赤脚被树刺扎得满是小脓泡，更难受的是忍饥挨饿。过中秋节了，我就是一堆煮红苕填肚子。什么时候有肉吃？大约只有过大年。“放下筷子骂娘”，说明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种自由基本上是没有的，“舆论一律”，只能说一种话，弄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诛连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我一起分配到西南局的2名大学毕业生，因为和被打成“黑帮”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一起搞过四清，就收缴了他们的日记，从中查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斗争。我本来从1957年起就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中断过。从那件事以后，为了自保，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而且从此不再记日记。

    可以说，现在不仅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为什么还有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主要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由此看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干部的形象要求更高。不仅要有一心一意抓发展的形象，改革创新的形象，还要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清正廉洁的形象。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初群众那么苦那么穷，意见还没有现在大？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那时干部和群众一块苦，没有什么距离感，群众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愿景。

　　“黑脸”——“红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便一直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纪委恢复重建之初，各级党委为纪委充实了一大批党性强、作风实、资历老、威望高的干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纪检干部年纪偏大、学历偏低、思想解放不够等问题。当时，有人把纪检干部的形象概括为“黑脸”，以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姜瑞峰为原型拍摄的电视剧，名字就叫《黑脸》。我虽然只见过姜瑞峰一面，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因公来川，应邀向四川省纪委的全体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我感到“黑脸”只是他形象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一面。他的形象是丰富的、多层面的、立体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干部，对老百姓、对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爱得深沉，工作中政策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对送礼的态度，哪些要收，比如老百姓为感谢你送了一篮子鸡蛋，你能拒绝吗？只能以后找机会加倍奉还；哪些不能收，拒绝不了要付款或上交组织；哪些要坚决顶回去，还要批评，区分得清清楚楚，又很讲究处理的艺术。在姜瑞峰、王瑛等许多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身上，完整全面地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的形象。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自身建设主题和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要求。后来又对这一要求深化、拓展和具体化为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四个对”抓住了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根本、关键和要害，从纪检监察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品格，应当担负的基本职责，到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自身行为都进行了规范。

    由此，也为干部形象设计提出了一个思路：各行各业的干部，是否也应结合自己的职业特点，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在要求和形象要求，把干部的一般形象和具体形象融为一体，变成干部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