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放手发展——评国务院经济会议

一、 会议议题概况
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林毅夫的釜底抽薪策，对其文章的观点，笔者作了批驳。
批驳林毅夫不是目的，而是防止经济发展政策被强行扭头，伤害了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
果不其然，6月13日各大媒体报道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主要部署就是防止经济过热，紧缩货币。
笔者认为，国务院对经济形势的评估是正确的：
1、农业生产稳定；
2、市场销售旺盛；
3、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4、城乡收入明显增加；
5、就业增多；
6、工业结构有所改善。
但对问题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十分偏颇的。
国务院认为当前的问题是：
1、工业增长偏快；
2、外贸顺差过大；
3、投资增速高位运行；
4、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突出；
5、价格上涨压力加大；
6、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而国务院的措施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乏善可陈，而且货币政策从紧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必然结果
1、农业的稳定增长：
中国农业领域经过了两次变革和重大科技进步。两次变革，一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次是减免农业税。重大科技进步是航天育种和袁隆平的高产稻。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者发挥了积极性，从生产角度，改善了农业。
减免农业税，使农业生产收入提高，从收入成本角度，挽救了粮食生产危机。
航天育种和袁隆平的贡献使农业种子水平大幅提高，从真正实现了科技农业。
带来的结果就是农业群体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的适当提高。
A、原来不敢消费的农业品现在可以消费了，如粳米、优粉、肉、蛋、奶。
尽管这些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但农民世世代代很少消费这些产品，把它们出售换钱。
这种农民群体新消费的增长必然带来精美食品价格的上涨。当前的粮食、肉、蛋、禽涨价，应该说主要是农业群体消费的拉动。而统计资料恰恰显示了这个状况：
5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4％，食品涨8.3％。
农村涨幅3.9％，城市涨幅3.1％。
如果国家允许农民消费精美食品，那么这个涨价是值得欢迎的，表明农村生活得到了改善。
B、原来想消费的工业品现在可以实现消费：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风扇、空调、摩托、汽车进入消费。
这些消费过去在农村是零星的，但现在的农村普遍化趋势正在形成。加上农用机车电器，农业消费工业化趋势加强了。
C、能源消费替代升级：
农村过去的燃料是秸秆，木材，随着封林政策的实施，农村的燃料向煤炭、罐装天然气、电力转变。
过去是零星的，现在是在普遍增长。
上述三种增长在未来10年之内将继续进行，除非国家使农业陷入新贫困境地。
因此，消费价格上涨的后面是包括农业群体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改善。
中国城市的富裕化仅仅是3－5亿人的富裕，而农村富裕化则是7－9亿人的富裕。
当前的消费价格上涨是中国经济50余年发展所引发的富裕第二个阶段的必然现象——农村富裕。
中国政党、政府、公民应该欢迎它，而不是恐惧它、调控它。
正由于有了这个现象，才出现国务院对经济形势评价的前五项：农业稳定；销售旺盛；财政收入、城乡收入、就业增加。
2、工业的稳定增长：
农业群体的精美消费带来的是运输、食品制作、服装、家电的发展。这其中涉及的工业是中国成熟和稳定的工业，由于农业群体精美消费的增长才给工业增长提供了活力。
但五月份规模工业同比增加值并不高，仅有18.1％的增长。尤其是电子通讯类增加值仅增长了13％左右。几乎是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
这表明，中国工业并没有大的进步。
因此，无法得出工业投资过大、工业增长偏快的结论。
如果农业群体的消费已经达到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工业化消费，那么才可以说工业增速过高。
固定投资增速虽然是27％，但固定投资增速所导致的增加值增速仅仅是2.7％。
而固定投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不在工业，而在房地产业，与工业增产、科技增值、工艺进步没有关系。
而房地产增速相对较高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创造政绩的短平快行为。
扣除各级政府的房地产行为，工业投资增速实际是负数。
三、当前几个热点问题的判断
1、外贸顺差是否过大：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1.2万亿，排名全球第一。但是人均外汇准备不到1000美元。
日本外汇储备接近9000亿，人口1.28亿，人均外汇储备高达7000美元。是中国的7倍。
沙特外汇储备2500亿，人口2300万，人均外汇储备高达10000美元以上。是中国的10倍。
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不是很大，而是太小。
在外贸顺差问题上，中国即使不追求达到人均10000美元，也应追求达到5000美元的水准。使贸易值与人口比例值相符。
中国政党、政府，人民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不惜动用一切政治、外交、军事、贸易战等手段。
同时应严防资源品创汇，而应由制成品和高级制成品创汇。实现资源流向中国，成品流向世界的目标。
这是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2、流动性是否过剩：
这个问题很明确，中国是流动性短缺国家。
A、从总量衡量：
今年5月末，M2为36.97万亿，人均不足3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全部资本化，按20％的增长率，年收入仅仅6000元人民币。月平均是500元收入。
这种流动性水平仅仅是富裕的农民生活。距离工业国、工业化生活所要求的货币资本化距离十万八千里。
是中国特有的贫困线水平。
B、从增量衡量：
5月份，M2增量同比是16.74％，而消费零售额同比是15.2％，工业增加值同比是18.1％。房地产增速是27％。
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供给仍然是满足社会零售需求，而批发需求、工业需求、资本需求则完全不能满足。加上房地产业的吸食效应，规模商业、规模工业短缺货币十分严重，处于钱慌状态。
规模工业、规模批发，生产运营的越多，规模越大，债务链越长。目前的付款周期在3到5个延迟不等。
即期付款率几乎是0，甚至工薪都是延期的支付。存在巨大的债务链条和风险。
因此，中国是严重流动短缺的国家。
3、投资和工业结构：
从90年代以来，工业投资增速一直很低，尤其是农业、工业、信息业低的可怜。
农业的被动投资就是农业税减免，年均250亿左右。
但从包产到户以来，年均税费增收在420亿。因此，农业投资增速实际是负数。农村生活改善主要来源于进城打工、开店（包括发廊店）。
工业投资增速也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
80％以上的中型以下工业生产企业全部破产、转卖，10％以上的残留企业短缺资金，10％以上的残留企业被兼并重组。
现在的工业吃两个老本，一个是毛泽东的工业老本，以重化工业为主，一个是***的老本，以轻工业为主。
芯片业、软件业、飞机业、汽车业都是外资横行。
芯片业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10年，投资总额200亿。
改革以来30年投资额仅增加100亿。芯片投资增速是负数。
汽车业一律是合资、外资。
飞机是民用下马，军用购买。
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是对两代伟人的老工业调来调去：
今天玩改贷；
明天玩破产；
后天玩产权，
再后天玩兼并，
除此之外就是玩弄税率和利率游戏。
上述总和美其名曰宏观调控。实际是在玩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高，年均27％。似乎和毛邓时代相同，但毛邓时代是投资工业，90年代以来是投资房地产业，完全不同。
建国到80年，30年时间共建住宅7亿平方米，1140万套。
从80到目前，38共建住宅290亿平米，1.1亿套。
年均增加7.6亿平米，年均增速12％－15％。
从工业增加值中扣减房地产业的15％，中国工业年增速仅仅与农业持平，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
从投资量看，目前房贷余额5万亿，工程欠款率是30％（实际在50％），首付率在30％，实际投入在10万亿左右，年均投资在4000亿。
31个省区，每省区平均年均投入130亿。
国务院报告称：1978-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房地产业年均增长11.4%。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成了农业、工业、房地产的三分天下格局。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今年1—5月，房地产开发完成7214亿，增长27.5％。超出了过去38年的平均水平4倍，已经达到恶性泛滥的程度。
因此，中国工业不是发展了，而是倒退了，投资不是过高了，而是低极了，经济形势不是大好了，而是糟透了。
四、当前问题的解决
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是现代所有国家的强国之本。
工业化进程这个发展不能动摇，必须成为国家意志得到贯彻。以政治意志来保障工业化经济发展。
与此相对照，历代封建皇帝官员都建立了恢弘壮丽的房地产，历代古都至今在诉说房地产业的辉煌。
但房地产辉煌与国力、与文明水准，与公民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相反，房地产越发展，民力负担越重。
咸阳宫殿今犹在，安见当年秦始皇？
而工业能力的下降和倒退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中国宋代就开始生产火药、火炮，但由于发展遭到遗弃，冶金、装备等配套产业水平停滞不前，在600年后，大宋子民遭受了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击。土地被占领、资源被掠夺，人民被屠杀。
中国两千年来经济不进步、产业不发展、科技不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系统控制、管理经济。
这个错误必须根除：
1、党中央成立经济与货币委员会：
A、铸币权也就是货币生产权是政治力量和意志的体现，不能、也不必给予行政管理机关和任何其他机构。
美联储是最大的货币独立管理机关，但也同样不具备铸币权。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铸币权利必须收回。铸币权由中央经济与货币委员会执掌，为推进经济、科技进步服务。
人民银行是货币和银行管理机关，不适合担任货币生产者的角色。
它感到管理困难和屈从行政权力时，就不发、少发货币，对经济伤害极大。而对政绩工程又必须超限给予资金支持，把政绩寻租压给了货币。
导致中国货币及其信贷结构长期扭曲。
B、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政治意志的体现：
国务院、各级政府是获得授权的行政机关。
获权行政是在一定的任期、一定的职权范围行使。具有分级、分层、分时依法行事的特点。
这决定了国务院、各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具有政绩寻租性和追求短平快的短线性。
一个好项目，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是必然。
为了追求5年任期的政绩，甩包袱、破产重组、兼并作帐等手段是必然趋势。谁能即期给予政府支付，谁就是各级政府的最好朋友。
因此，贿赂公行、腐败成窝、货币过剩的外资大展风采。货币短缺的民族企业靠边站。
任期政绩与政治、国家、公民的长期利益完全无关。相反，甚至不惜大量举债搞面子工程。
长期结果就是封建官僚经济的不治之症——每一届政府都广建庞大的广场、官衙、住宅等面子工程，并遗留下大量的行政债务。
而政府、官员的行政债务又转手给从事经济的农业、商业、工业，最后导致烂征、私征税费，引发经济萧条。
因此，国家货币与经济工作的领导权、政策权、法规权必须从行政系统中收回，由政治领导集团统一行使。
各级政府作为有一定任期的行政机关应主管教育、卫生、公共建设等公益事业建设。
2、振兴工业的7万亿工程：
芯片产业、大飞机产业、交通动力产业、软件产业、能源产业、基础材料产业、军工产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装备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从而决定了国力。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不能被任何其他项目取代。
应在中央经济与货币委员会领导下，统一布局、在十年内争取赶上一个技术代差，二十年赶上三个技术代差，为此，应该实行每十年7个万亿工程。
新工业不能成长起来，那么中国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得到根本调整，国力就是空话。
三十年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三十年！
走错路是要负责的！
政治领导权不是文字、不是口号、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经济、货币、法规领导权和主动权这一经济基础上的的真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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