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与“下德”

“上德”与“下德”
老子所说的“上德”与“下德”，是指内在自发之德与外在强求之德。就整个社会而言，后一种德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只有前一种德，才是崇高的修养，真实的美德。
《老子》又名《道德经》。“德”的意思，是对于“道”有所“得”，即得道为德。道是自然而然，非有意而为的，所以真正的德———《老子》书中称为“上德”、“玄德”，也是自然而然，非有意而为的。至于世间那种有意而为的“德”，不过是“下德”。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这话的意思是:“上德”并不有意为德，所以有德;“下德”处处不忘德，所以无德。
以实事为证:汉初名将韩信，年轻时无业流浪，常从人乞食。他在家乡淮阴城边钓鱼，有一群老妇人在河旁漂洗绵絮。到了吃饭的时候，一位老妇人见韩信饥无所食，便请他同自己一道吃饭。前后数十天，一直到漂洗的事务结束。韩信大喜，对老妇人说:“将来我必定会重重报答您!”妇人却大怒，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见你像是一位落魄公子，哀怜你，才请你分食，难道我是贪图你的酬报么?”后来韩信功成名就，封淮阴侯，特意召见那位老妇人，赐给她千金。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漂母之恩”的故事。就双方所付出的代价而言，“漂母”不过请韩信吃了几十天午饭，食物想必是很粗陋，所费有限;韩信回报以千金，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以德而言，“漂母”无意为德，所以是“上德”;韩信有意为德，却是“下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一句深刻的话。因为这种施德的行为，其实是有目的的，包含着明确的利己之动机，名为施德，实为“市德”。战国时候，齐国孟尝君为国相，派遣他的门客冯到自己的封邑薛城收债，让他收完债款，视家中所缺，购置若干物件。
冯去后，召集负债的百姓，将债券付之一炬，假称这是奉了孟尝君的命令，以债款作为赏赐。回到齐都，报告说:“我看您的府中什么都不缺，只缺‘义’，所以我把债款给您买了‘义’。”孟尝君很不高兴。一年之后，孟尝君罢相，回封地居住。离薛城尚远，就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孟尝君此时才明白冯所作所为的意义，回头对冯说:“先生给我买的‘义’，如今我亲眼见到了!”这就是“冯市义”的故事。“市义”也就是“市德”。因为冯考虑到薛城是孟尝君的根基之地，知不能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将难以在齐国稳固地立足。计较长远利益，以债款“市义”，其实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一套把戏，统治者常常玩弄。他们给老百姓做一点好事，就拼命宣扬自己的“恩德”;又自有一群帮闲文人，为他们编出种种无聊的文章、歌曲来，吹捧得统治者如普照万物的太阳，泽被大地的雨露。目的不过要老百姓感恩图报，为他们卖命。老百姓稍有不从，他们就很诧异:我已经如此施德，你们竟然敢忘恩负义?弄不好就要舞刀弄枪，胁迫人民就范。下德无德，可以到这种嘴脸。
宗教方面也有相似的情况。譬如佛教徒为了劝人止恶向善，造出地狱的图景，以极恐怖险怪的刑罚，使人畏惧。有所谓阿鼻地狱，据称广大有千百万亿里，狱中人一日间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其结果虽可使人为“德”，总非出于天性。佛教中的“功德”之说，更有极可笑之处。《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云:“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已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国。”这是高额悬赏的办法，名为“功德”，实际是引诱人的贪欲。我们走入寺庙，常见在铜炉、石碑等各种地方刻有布施人的姓名和所捐钱数，直觉得他们是在同佛祖做生意，何“德”可言?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佛教的精华。梁武帝一心向佛，建造寺庙，供养僧徒，抄写经文，甚至亲自入寺为奴，再让大臣从国库里拿出巨量钱财赎他出来。印度高僧达摩来见武帝，说他这一切，全无功德可言，只不过像影子随着人，虽有善意，也不是真实的。这也正好符合老子所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意思。
正因为下德无德，历史上常常有人对社会中僵化了的、变成虚伪教条的道德戒律，有意作出破坏的举动。像魏晋之际的阮籍，自幼亡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对母亲感情至深。母亲死后，他不肯遵循礼制中关于守丧的规定，照样喝酒吃肉。有人吊丧，他也不肯陪着嚎哭，自顾饮酒不休。因为在他的内心里，感觉到如果按照世俗规制行事，虽有“孝”的美名，却难免装腔作势，因而会玷污了自己对母亲真诚的感情。这可以说是归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行为。说到底，老子的“上德”与“下德”之说，实际是内在自发之德与外在强求之德的区别，这在伦理学上，是极重要的分判。就整个社会而言，后一种德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只有前一种德，才是崇高的修养，真实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