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始简介

黄建始：如何应对病状医疗？
文／彭杉
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就医难题，如何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改革我国的医疗体制，如何提高全民健康状况？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黄建始教授“望、闻、问、切”，为我国目前“不健康”的医疗现状开出了“处方”：引入的“健康管理”是一剂良药！
望：“看病难”的背后——大医院门庭若市 小医院门可罗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目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联系自己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黄建始的看法是：“在中国看病其实并不难，难的是看三甲医院；看三甲医院也不难，难的是看三甲医院的专家。其实，看大医院专家难也不光是中国的现象。在美国，要看大医院的专家比中国还难。”
黄建始提供了卫生部统计的两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我国基层医疗机构中，病床使用率许多达不到 50%，乡镇级卫生院的床位使用率则大多只有35%甚至更少。以北京为例，根据卫生部2006年4月公布的2005年医疗机构调查数据，北京地区的病床使用率平均为70.3%，而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仅为38.3%。另一方面，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而每年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有80%患的都是在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仍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有2000多家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只有49家。“到这不足50家的医院看病，的确是难的；但是，到其余的1900多家医疗机构看病，是不难的。”黄建始认为。
换句话说，患者对于前往大城市、大医院寻医就诊的盲目性选择，对于普通中小医院医疗能力的不信任感，间接激化了“看病难”这一难题。
闻：“看病贵”的缘由—— 承担较高医疗成本 存在较多就医误区
对于“看病贵”，黄建始指出，这也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根据普查，美国 2006年人均收入为3万多美元。“美国人看一次门诊需要100美金，看一次急诊，进去2个小时很可能需要5000美金，住院的费用就更贵了。”
但是，为什么“看不起病”在我国表现得如此突出呢？黄建始从医疗成本、患者心理、就医误区等三方面给予了解释。
根据 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世界平均水平，每一元钱的医疗成本，政府负担61.8%，个人负担38.2%。而我国则恰好相反—政府支付39.5%，个人则需承担60.5%。
从个体感受出发，如果医药费由社会保险来支付，患者可能不会觉得价格有多贵，但是如果得自己掏腰包为医药买单，每花一元都可能会有“贵”的感觉。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的看病过程中，药物所占用的成本只占 15％－20％，而在中国则达到40％以上。当然，这和我国的挂号费以及其它医护服务费价格偏低有一定关系，但不少患者“不需吃药时乱吃药，可吃便宜药时宁吃贵的药，能吃药时要求打针”和部分医生倾向于开价格昂贵的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提高了医疗成本，又造成了医疗浪费。
问：“医患矛盾”缘何突出—— 行医环境糟糕 就医信任缺乏
我国目前的医患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和谐甚至是紧张，“病人一肚子气，医生一肚子怨”的情况屡有发生。
黄建始认为，医患危机之所以加剧，从内在原因看，医院就诊流程复杂造成的就医不便利，医疗服务态度的生硬，医护人员高负荷与低技术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落差等，都是导致医患不和谐出现的因素；从外在因素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发展序列中属于“非稳定状态”的问题频发阶段。而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政府面临的医疗资源危机，媒体对医疗高风险和局限性的理解缺乏，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过高预期等情况的存在，对医患矛盾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黄建始提出，医患关系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医生提高医德和医术，同时“也需要理性患者的出现”。目前，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类患者，一类患者认为医院普遍很糟糕，带着戒备心理去看病，“随时做好告医生的准备”；还有一类患者则迷信医院，认为去医院花钱看病就一定得让医生迅速把病治好。而事实上，医学不是万能的，所有的疾病都需要靠医生和患者双方合作来战胜。“许多老百姓健康素质并不太高，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判断和使用健康信息。”
切：“医疗费用”为何狂增——有限资源无法满足无限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建始通过对美国医疗费用增长情况的分析，为我国医疗管理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建议。
即使是在全球医疗卫生资源最富裕的美国，也承受不了日益疯狂增长的医疗费用。虽然美国现在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7％用于医疗开支，但还有42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美国人口的16％。
那么，为什么医疗费用会疯狂上涨，难以遏制呢？黄建始一语道破：“因为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希望得到免费的医疗、最好的医生和最佳的护理，甚至希望能接受正在实验阶段、尚未证明临床有效的新疗法，希望有医学奇迹的诞生……然而，医学奇迹是不容易出现的，新的医学技术突破往往需要人们付出昂贵的代价。
例如， 10年前没有冠状动脉支架，而现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额每年已超过200亿美金。这种支架对于减少二次心肌梗塞的风险，有效率可达80％－90％。但是，使用支架后6个月内，有10％－20％的冠状动脉会因为血液凝固重现狭窄。于是，又发明了带抗凝药的支架，自然价格也就更加昂贵。
诊：呼唤“健康管理”——保护国民健康资源
“每年花费近 2万亿美金的美国医疗系统，与美国人的健康维护和促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黄建始指出，这是由于美国医疗系统是一个“诊断和治疗”系统。有研究表明，在这种系统模式下，人群中最不健康的1％和患慢性病的19％的人口共用了70％的医疗卫生费用，而健康的80％的人口只用了10％的医疗费用。
然而，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健康，如果我们只关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系统下投资，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对现在处于健康状态下的 80％人口的损害，疾病人群必将不断扩大，现有的医疗系统也将不堪负荷。
“美国用了 2万亿美金也没有解决3亿美国人的疾病问题。中国2005年全国的GDP只有2万2千多亿美金。走美国的‘诊断和治疗'之路，中国人不吃不喝不发展，也解决不了13亿人的疾病问题。”黄建始说。
因此，黄建始认为：为了保证人人享有健康，当务之急不是改良“诊断和治疗”这一主要服务于不健康人群的昂贵系统，而是把重点转移到对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疾病控制上来，建立同时能够为健康和不健康的人服务的健康维护和管理系统。
——什么是“健康管理”？
黄建始介绍说，健康管理是指“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健康管理的宗旨是“调动个体和群体及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具体做法就是“为个体和群体（包括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
按照不同的市场需求，健康管理可分为 6种策略：生活方式管理、需求管理、疾病管理、灾难性病伤管理、残疾管理和综合人群健康管理。
生活方式管理主要关注健康个体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这些风险将影响个体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具体而言，也就是指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减少健康风险因素。
需求管理则是帮助个体选择合适的医疗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问题，控制医疗开支费用，更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它主要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方式来指导个体，促使个体正确选择医疗服务来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
疾病管理是指为患有特定疾病（如慢性病）的人提供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实施医疗保健干预，强调病人自我保健重要性的系统。它强调利用循证医学指导和增强个人能力，预防疾病恶化。疾病管理以改善病人健康为基本标准，来评价所采取行动的临床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灾难性病伤管理是疾病管理的一个特殊类型，它关注的是罹患癌症等灾难性疾病或伤害的病人和家庭，为其提供高度专业化的疾病管理。
残疾管理的目的是试图降低工作地点发生致残事故的频率、进而减少相关费用，并从雇主的角度出发，根据伤残程度分别处理，尽量避免、减弱因残疾造成个体的劳动和生活能力下降。
综合人群健康管理模式则是通过协调以上五种健康管理策略来对人群中的个体提供更为全面的健康和福利管理。
自 2001年国内第一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到今天，我国的健康管理走过了艰难而重要的五年。黄建始认为，“在我国，‘健康管理的实践应用先行于理论研究'”。2003年SARS危机的出现和2005年“健康管理师”职业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健康管理在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人口与卫生科技发展战略确定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的方针，则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指明了方向。“要想在保证人人享有健康的前提下，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来满足13亿国民的医疗和健康需求，全面展开健康管理、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无疑是上上之策。”
注：彭杉根据对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黄建始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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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始简介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院长助理兼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任课教师。1992-2003年曾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2003年5月4日应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邀请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
主要社会职务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医药卫生专家委员会成员，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和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筹备小组成员，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医学科普分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目前主要从事健康管理和中国突发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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