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

因为某种机缘，有幸拜读了唐少杰先生的〈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的分歧〉。此文以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主脉络，展开作者的论点。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史料是真实而充分的，清华大学在文革的历史地位和主要脉络也已经讲出来了，它可以帮助后人从理论高度更好地认识文革历史之真相。唐少杰文章中讲到清华学生的思潮分歧代表了社会利益的斗争，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抓住了文革历史的主题，问题在於如何正确地从理论上展开这个历史的主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文革时代红卫兵的实际的思维方式和可能的政治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篇文章可能是研究文革史的青年一个难得的史料。
一
关於文革，我必须从我的出身说起。
我的祖父是浙江诸暨县的一个地主。我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起义军官，后来因为肃反扩大化而坐牢，这件事一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平反。我外婆是一个富裕的小商人，她老人家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她教育我的理论就是她信仰的一些佛学道理。我母亲是一个奋斗型的小学教师，解放初期，她与父亲离婚后远离家乡去新疆开发石油，这使她能用当时的边疆高薪把四个孩子轻松地培养成人。她在文革中作为“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份子”挨斗、坐牢，吃尽了家破人亡之苦，但由於她万事想得开，平反退休后生活和身体一直很好。在文革中我无疑属於“狗崽子”之列，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文革沙场上纵横驰骋，原因是我从幼年起就有强有力的理论信念支撑自己的灵魂。
讲文革无疑离不开文革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我现在虽然在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而这个“造反有理论”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理性起点。
回想我的童年，当我母亲手抱著弟弟、而我拉著妹妹的小手与地主份子一起排著队去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我在学校里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而倍受学校的歧视的时候，我对穷苦百姓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造反有理这个真理是很不理解的，因此当时我非常痛苦，甚至难以自拔。后来是外婆的佛学思想拯救了我幼小的灵魂。
老外婆告诉我，众生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在前世或今世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就来报复他们，这就叫缘报应，所以外婆认为贫下中农造我父亲家的反是有理的。而要像我这样无辜的孩子不再受父辈被造反的连累之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永远记取父辈受报应的教训，永远不去欺压老百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显然，外婆的“造反有理论”是从佛学的“普度众生论”演化而来的。
后来我在哲学上经过突破性的研究，才发现佛学的所谓“普度众生论”原来就是宇宙普遍联系法则（宇宙大统一法则）在社会问题上的一种表述方式。正因为如此，当年幼小的我才能凭著自己的天性，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婆从佛学“普度众生论”演化来的“造反有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灵魂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大之后对毛泽东的崇拜，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原则上都起源於外婆在我心中埋下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同样，我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方面的言论和行动，归根到柢也是来源於这颗“造反有理论”的种子。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当时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信条，才是文革的“造反有理”的理论的唯一正确解释。
二
“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关於这个概念，我在文革开始时并不接受。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是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延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认为对王光美工作组整竤众的错误应该从严批判，甚至藉此机会让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变一变也不是不合理，但是如果上纲说这个问题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敌我斗争，则恐怕有点勉强。
应该说，由於我从小心灵里就埋下了外婆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因此我在感情上压根儿对那些一见老百姓怀疑他的当官资格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官员很反感；同时，对一面高喊为人民服务，一面又千方百计让人民当他的驯服工具的理论更反感。所以，我批判王光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整竤众的错误是不手软的，因此我当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1966年8月22日，清华园批判王光美最严厉的大字报就是我和我的一位朋友一起署名贴的，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有人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内容是讲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把斗争矛头对准竤众和基层干部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关於四清的二十三条”的精神相悖的；而王光美在清华整竤众就是继续坚持在桃园搞“四清”时所犯的错误，是故意与毛主席的“关於四清的二十三条”唱对台戏。由於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所以读者即便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不难判断我的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政治上的冒尖程度。但是，纵然在政治上批判到如此的深度，我当时内心也不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
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笫一次大规模的所谓“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於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著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不得不使我完全接受文革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8月24日这个时间，造反派还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蒯大富在舆论上还是被工作组定性的反革命。因此，1966年8月24日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暴力行动事件，在文革的发展中具有深刻意义。因为这个事件事实上是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代表的真正的保守派，给后来的造反派在上一堂深刻而生动的政治课：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光有理论不行，还得要有组织和暴力为后盾，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和暴力比理论更重要。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中武斗的悲剧完全是造反派的罪过，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在武斗问题上没有真正把握住文革历史的真谛。
此外，唐少杰的文章里说清华大学的师生在文革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中所述的、以理论思想为代表的“四派”。同时，唐少杰还认为“团派”与“四派”的分歧和冲突也是文革竤众运动中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典型案例。我认为唐少杰的上述看法虽然大体上是对的，但有一个细节还需要讲清楚，否则会影响人们把握文革的实质，那就是所谓“四派”是“保守派”的说法。因为在我心中，“四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极左派，甚至不是一般的造反派，而是真正地在理论上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为解放全人类而造反的造反派。这一点，从我批判王光美错误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认为王光美整竤众无理，而竤众造王光美反有理，当时我就认为，任何人只要镇压老百姓，不管他以前多红，他那时就是黑的；他若不向老百姓认罪并将功补过，那么红的也完全可以变黑。这种逻辑也是我后来反极左派和极左思潮的逻辑。
三
历史的时钟指到1967年下半年，应该说当时文革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大翻个儿”的成果，然而文革如同脱缰之野马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狂奔不止，根本无法收场。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有插手军队之可能，震动全国的“武汉军区陈再道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央文革一旦插手军队，中国的前途恐怕就更难设想了。出於这种重大的担忧，我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公开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反对极左思潮。应该说，我当时在感情上虽然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倾向，但认为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支持已经过了火，因此觉得毛需要听一听红卫兵小将逆耳的建议。研究文革的人很容易找到〈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本，这当然要感谢蒯大富那份全国闻名的《井冈山》小报对它大张旗鼓的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主要有三层意思：笫一，全国范围的两派之争代表著两种社会势力的两种政治倾向，也代表著两种文革前途；笫二，极左派企图插手军队暴露了极左派的野心，同时更说明了极左派只能利用不可依靠，现在已经到了收拾极左派的时候；笫三，依靠极左派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文革发动时所提出的防修反修目标的，真正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四一四派”。
结果〈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的威力，比我当时预料的要大得多，从有关的各种史料看，这篇大字报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对四人帮，对很多身在中央或了解中央斗争的老干部们，甚至对全国的红卫兵两派，都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但我作为清华园内的一个红卫兵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全局的。相反，我觉得〈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对毛泽东的政策毫无影响。於是我决定冒死对毛泽东进行强谏，这就是1967年10月我的所谓的〈炮打陈伯达〉大字报的出笼。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伯达根本不了解，我攻击陈伯达纯粹是因为他是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我知道江青是“炮打”不得的，这叫投鼠忌器。林彪是个军人，当时我对他的历史作用还没有底数。“炮打”张春桥之类的人物肯定没有全局意义，所以我只能“炮打”陈伯达，让这位老秀才受点委屈了。我 “炮打”中央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在组织上把整个“四派”的历史使命明确化，从而充分发挥清华“四派”反极左的历史作用。
实际上，清华“四派”在文革中只做了四件有意义的事情：笫一是与蒯大富的“团派”在组织上决裂，使中央文革计划中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泡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限制了蒯大富这个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的作用的发挥；笫二是出〈四一四思潮必胜〉，使全国的反极左力量或多或少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思想来指导自己反极左的行动；笫三是公开尝试反中央文革之可能，从而明确“四派”反极左的组织矛头所向；笫四是以暴力回应蒯大富的暴力，坚持清华武斗，逼迫毛泽东作出某种选择。
到今天，我实事求是的讲，文革后来之所以如脱缰之野马一直收不住，一方面是当时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的极左政策之必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竤众不接受当时事实上的大翻个儿的文革政治局面，所以任何人企图快速收住文革运动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具体到清华大学，只要蒯大富的“团派”掌权，我们“四派”那怕血战到底也不会让文革就此收场，任何中央首长来作任何相反要求的表态也都白搭。由此可见，领袖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能动范围是有限的。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与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参加文革一方面出於一种革命激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我幼年时代的遭遇和外婆给我的教育，从根柢上决定了我只能站在蒯大富的“团派”的对立面。由於出身不好，我名义上只能是“四派”二十多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我在“四派”中领导著全派反极左的铁杆队伍。历史证明这支队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文武双全的一族。由於这一族的支持，我才能在“四派”所做的四件大事中的前三件，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遗憾的是无缘与我的文革一族一起参加清华“四派”可歌可泣的武斗，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四
1967年10月，我因为反中央文革而坐了牢。这次坐牢是我人生笫一次坐牢，再加上审讯的目的无非是强迫我承认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其实如果我真反的话也不怕承认。问题是当时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确是很忠诚的，甚至在我看来，像我这样忠於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人在中央也不多。所以我在这次坐牢前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一旦事情真正发生，对自己的精神打击还是很大的，尤其当审讯与我的出身联系起来时，我心中的屈和苦痛确实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这次坐牢时间不长，大约不到一年。我在牢里对文革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当时的结论有四条：
笫一，当时我是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情和动机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尝试用文革大民主来调整干部、竤众的关系，实现大同目标，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笫二，文革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共产党总体上的问题是精神特权太大，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对共产党始终是个大问题。同时，这种精神特权在上层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物质上的腐败。
笫三，文革的确是中央换班子的工具，我认为这一点没有甚么了不起，历史证明，上层的激烈斗争不见得对老百姓有害。
笫四，我认为用大民主的办法来防修反修是有问题的。首先，大民主本身是有大前提的，它是以毛泽东手里的军权和理论威望作后盾的，一旦没有这个大前提，大民主就只能导致清华大学1966年8月24日的大暴力；更重要的是大民主与大暴力之间的振荡幅度很大，中间又没有具体标准，所以大民主实际上随意性很大，很难具体地用来防修反修。
1968年7月，据说因为蒯大富向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宣传队开枪而犯了错误，中央没有处分他，但为了政治上的平衡，毛泽东亲自讲话对我从轻发落，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年10月，我被释放返校，当即又被送去沙城4648部队劳改，到1970年底我作为犯错误的六九届毕业生分配到邯郸地区成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如果没有文革，我读完六年清华大学，应该在1966年就走上工作岗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