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作者：欧阳云玲
摘  要：舆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与道德给我国的舆论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舆论形成的历史性原因中阐述了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并探究其形成的深层次因素，指出研究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认为在现阶段，研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助于推动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建构，形成健全的舆论监督体制，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关键词：舆论   民族特性    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沦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政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 ，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 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
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妓女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
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十年动乱”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
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 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
注 释：
[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P.36.
[2]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P.56.
[3]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82.
[4]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63.
[5] [6][7]  《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77.
[10] [1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 《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http://www.cjr.com.cn/
[14]  《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赛弗林、 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本，P. 262.
参考书目与网页：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闻舆论研究》，王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秦志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9、《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张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http://www.bookhome.net/jishi/other/zgrdxg/xu.html。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  网站名：力丹做学问http://www.cjr.com.cn/
12、《传播学论坛》http://ruanzixiao.myrice.com/index.htm
13、《新世纪舆论学的辉煌》，刘建明，《现代传播》，2002年第一期。
（欧阳云玲：女，1979年出生，湖南湘潭人，现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的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