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稿(二)-　吾爱吾欲-搜狐博客

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稿(二)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对党内基层民主作了很多有益探索。成都市新都区在全国较早地实行开放党委常委会和全委会，邀请党代表和普通党员旁听常委会和全委会会议。江苏省丹阳市还将基层所有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测评结果和廉洁自律情况通过公开栏的形式向社会“曝光”，同时向社会公开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的具体情况。丹阳市委书记杨根林说，“全部摊在阳光下，群众的猜疑少了，干部乱来的事也少了，大家心气顺了，基层的矛盾自然也就大大减少了。”陕西咸阳市为了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和公众监督渠道，甚至把九个市委常委的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开，后来又在政府网站上公布。江油近年来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方面也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制定出台了《江油市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试行办法》和《江油市城市基层党组织成员公推直选试行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干部任前公示范围，制订出台了以党务、政务和村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三务公开”管理办法；坚持实行政风行风评议制度，定期组织各个方面的代表进行满意度测评，对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限期进行整改。前期，又在绵阳率先面向社会为长城办事处下属 9 个社区公开选聘了 18 名党组织书记、副书记，每个面试组都有 20名群众代表作考官，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但从江油目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来看，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个别领导班子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上认识模糊，具体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制度执行不力；也有的过分民主，集中不够，影响决策效率；少数乡镇党政负责人之间配合不好、不团结；个别单位“一把手”表率作用发挥得不好，大包大揽，重大决策不够民主；在换届选举时，个别基层干部还存在拉票贿选的行为；一些单位的意见箱长期无人问津，成为一种摆设，民主渠道不畅；有的领导班子在讨论决策前，沟通酝酿不够，会议中主持人提出意见后，往往是“大家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这样一项决策就形成了。不能做到集思广益，一些好的思路和做法不能及时收集，挫伤了党员对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市委结合江油实际，就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如：在保障和落实党员权利方面，重点推进党务公开；在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不断扩大乡镇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覆盖面，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全面推行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三联”制度等；在党内选举方面，全面推行村（社区）党组织成员“公推公选”，逐步开展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企业、学校、 医院等基层党组织成员“公推直选”等。
当然，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关键词三：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党建工作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1956 年，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几乎控制了人力、矿产、土地等所有资源，工人都固定生活在工厂，农民都固定生活在农村，工厂、农村成了社会结构的主体和基本单元。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单位进行，党又在单位中建立了自身的组织体系，整个社会形成了以党组织为轴心、以自上而下纵向关系为主的单位制计划经济党建管理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农民家庭成为经营主体，劳动力可以由家庭自主支配，农村就必然出现劳动力和资金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新现象。在城镇，随着“承包制” 进入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城镇中也出现了与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后所发生的相同效应：员工出现了挂职停薪、下海经商等行为，企业则有了减员增效、破产兼并、合资联营等现象，其结果，都是促成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部分农村党员和国有、集体企业党员也越来越多地涌向发达地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我国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乡党的建设也极不平衡，城市党建资源丰富，发展较快，而农村党建资源相对滞后，发展较慢。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党的建设管理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党的发展，传统的基层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党内活动形式都需要与时俱进。
在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方面，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这一概述不仅新颖，而且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到 2009 年 6 月底，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 1.5亿多人，其中举家外出的劳动力达到 2973 万人。在外出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包含着大量农村党员，尤其是中青年党员。例如在安徽、四川两省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就分别有14 万和 26 万多名党员。在流动就业的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及时接转上党的组织关系，有的甚至与自己所在的基层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成为“隐形党员”或者“档案党员”。有的党员由于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淡化了党员意识，甚至忘却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既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也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因此，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江油作为劳务输出大市，每年有上万名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到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市委在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方面有作了一些探索，在劳动力集中的北京、新疆建立了流动党员服务站；建立了流动党员信息库，为外出流动党员发放了活动证等等。
针对城乡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四中全会《决定》还指出要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普遍推行机关、企业、社区党组织同农村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做法，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相促进。根据此精神，我市贯彻落实四中全会《意见》提出了在统筹党建城乡差别上，深入开展组织联建、党员联管、活动联抓、资源联合的“四联”活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发展能力；在统筹党建行业类别上，以建好基本队伍、规范基本阵地、开展基本活动、健全基本制度、落实基本保障的“五个基本”为工作思路，确保每个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方法上相一致、在工作目标上相衔接；在统筹党建地域区别上，落实以绵江产业示范带沿线、主要交通干道沿线、重要景区沿线和山区片、丘陵片、平坝片为依托的“三线三片”工作措施，通过“线”的打造，带动“片”的工作，促进“面” 的发展。整合城市及其他渠道投向农村的各种资源，充分发挥“特殊党费”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努力建好功能齐全的村（社区）活动场所。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全市城乡党建工作新格局会逐步形成。
关键词四：“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人事制度改革选人用人，历来关乎人心向背、社稷安危。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大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小到一个单位的兴衰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考核并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原始社会，选贤任能成为推举首领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会曾长期存在。原始社会末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众，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印证。
尧有九子，长子叫丹朱。丹朱骄奢淫逸，为人暴戾。洪水泛滥，百姓忧心如焚，而丹朱却无动于衷，还划船在洪涛中取乐。洪水退后，船要上岸，丹朱竟然迫逼百姓去推船。尧正是看清了丹朱的“无德”，才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决定另选贤能，禅让帝位。尧先后拜访了巢父和许由，但都不肯接受。尧求贤不得，十分气恼。可是为了天下黎民，还是忍气吞声地继续出访求贤。当来到历山，偶然发现了躬耕垅亩的舜，当他看见舜耕作的牛犁上拴有簸箕，感到很困惑，不由上前问其原因。舜说：牛因有惰性走得慢，所以要用鞭子抽，然而牛拉犁本来就很苦，再抽它，于心不忍，于是拴个簸箕，不管哪条牛走慢了，就敲几下簸箕。如此一来，左边的牛误以为是在抽右牛，右边的牛错以为是在鞭打左边的牛，这样两头牛都走快了，何必再去鞭打它们呢！尧听了过后，深感敬佩。他心想，舜对牲畜都能有爱怜体恤之心，若是让其承以帝业，也一定会爱民如子。于是尧有了传位给舜的念头。但尧并没有草率决定，因为尧毕竟对舜的了解不多，心里总不踏实。因此，他以两女下嫁的代价来考验舜的治家本领。随后，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起生活，以进一步考验锻炼舜的教化才能。通过考验，发现舜内善持家，外善教化，他的邻居都能互相谦让，工作精益求精。验证了舜的能力后才传位给舜。舜接位后，禁贪贿，改陋规，减徭役，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成为尧出色的接班人。其实，“尧舜禅让”的过程，也是一个选人用人的过程，尧选择的接班人无疑是成功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尧首先看重的是德行，自己儿子因“无德”就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资治通鉴》中讲，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德才兼备是圣人，无德无才是愚人，德胜过才是君子，才胜过德是小人。挑选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有才干用来行善，小人有才干用来作恶。愚人作恶因其才智有限，尚可控制；小人恃才作恶，危害就难以逆转。即使在今天，选拔人才也应审慎地考察德才这两种标准。这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新时期我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德”字，与古代的“德性”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无论如何仍要将干部的道德品质作为选拔和任用的首要条件，在同等情况下挖掘出工作能力更胜一筹者。因为优秀的领导干部一方面会确保事业的正确方向，同时也能靠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周围的人，团结更多同志，拥有更高威信。先哲尚德的人才观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党建专家也说，在党的全会文件强调“德才兼备”的同时，鲜明地强调“以德为先”，这不仅是第一次，而且表明党在新形势下对干部的新要求。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选拔工作。早在 20 世纪30 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我们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八大确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下，全党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步伐。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稳定提高干部素质，调整精简下放机关干部，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实现党的干部队伍“又红又专”。之后，由于受“左”的影响，把革命时代的干部选拔标准“神圣化”和教条化，只强调阶级出身，不重视干部才能，导致了干部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的下降。显然，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标准就此提出。随着一大批“四化”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深入，我们党对于干部选拔的认识具有了更广的视野。江泽民同志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就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部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他也一再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正是因为我们党对干部选拔工作的重视，才使干部人事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实现了干部录用、提升、培训、交流等制度化，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稳定的公务员队伍；通过把干部“四化”标准的具体化并配合以任期制、回避制、退休制、培训制、考核制、民主选拔制、公示制等管理制度，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水平，并为更多优秀干部的产生提供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