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稿(四)-

各种“迹象”表明，我国反腐败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在多年强调“思想反腐”基础上，尽快研究建立包括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在内的完备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遏制腐败蔓延的重点。

唯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轨，唯有通过“制度创新”， 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纠错机制、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严厉的问责机制，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张“网”织得更密、更细，方能让反腐倡廉建设“渐入佳境”。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虽然没有提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解读其中的“关键词”，我们看到，虽然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如期走上前台，但这项制度已被赋予一种“试金石”的外涵，是“推进反腐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具体的回应。这不仅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也是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必然。

关键词六：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

说到作风，便想起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孙武杀夏、姜两妃的故事，这也是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事件。孙武初到吴国时，吴王经常请他讲解战术兵法。孙武说：“杰出的指挥者可以将一支弱兵变为强兵，即使娇小的女子，也可以训练得像兵士一样坚强勇猛。”吴王不相信，说：“女子怎能训练成军队呢，不可能吧！”孙武说：“大王若不信，我们可以试一试，你把宫中的宫女、妃子交给我训练，保证一个月后可上战场！” 吴王答应了孙武的要求，把一百多名宫女、妃子交给孙武训练。孙武把宫女分成两队，让夏、姜两妃当头目。他对宫女宣布纪律，讲明在军事训练期间，不管有任何理由，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服军令者，以军法严办，处以斩刑。这些宫女、妃子平时宠惯了，只把孙武的话当耳边凤。特别是夏、姜两妃。浓妆艳抹，嘻嘻哈哈，行动慢慢吞吞，就像逛山水一样。孙武要她们东，她们偏要西，媚眼不屑地瞧着孙武，孙武忍无可忍，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将两人以违令罪处斩。就此，孙武真把这支女军建成了拥有铁的纪律、拥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其实，孙武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作风，一种军队必须拥有的令行禁止的作风。没有这种作风，部队就没有战斗力。

1931 年7月，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里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说：“红军的纪律绝不靠打骂来维持（当然更不用说杀了），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这就说明，我们追求的优良作风，要比孙武所追求的作风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要求要更加高，要靠系统的作风建设才能实现。尤其是现在我们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搞好作风建设，必须系统地搞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的生活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保持共产党人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失去这些优良作风，我们也会象孙武没杀夏、姜两妃前的女军，丧失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丧失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拓性地论述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同志强调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认为，党的作风的好坏将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将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江泽民同志提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2007年1月9 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这一时代命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并对此作出了深刻阐述。

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又指出，当前党内一些不良风气，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党建专家说，《决定》连续用了三个“严重”，措辞之严厉非同寻常，可见问题之多之广之深之久，再不引起极大警觉，后果不堪设想。

从作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到这三个“严重”的提出，反映了党的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因为人民心中有一杆秤，党的形象在这杆秤面前得到准确的衡量。形象好，党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形象不好，人民就会感到失望和不满，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份量就下降，所以，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作风建设，围绕中心和工作大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整风。

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经过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已转到正确方面来，但当时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过充分的酝酿准备，于 1942 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空前的统一，从而为完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夺取政权转向建设和巩固人民政权。面对党的中心任务的重大转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新形势下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党执政面临的主要危险，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资产阶级“糖衣炮 弹”的攻势，我们党接连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极大地教育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实的作风保证、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从我们江油干部队伍的实际来看，干部的作风是好的，特别是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充分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推进科学重建、加快推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重返全省综合十强县”的艰巨宏伟任务，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员干部表现出的作风是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符合的。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也还存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个别干部，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深，听民意不够。现在，有一种说法，生活条件好了，干部与群众“三同”却少了；交通条件好了，干部下乡却少了；通讯条件好了，干部与群众的交流却少了。还有些个别干部，学风不浓、玩风盛行，不把精力集中到学习和工作上，不尚实干、作风漂浮，习惯于“拍着脑袋决策，拍着胸脯表态，拍拍屁股走人”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反思。

十七届四中全会针对党内存在的一系列作风问题，在《决定》指中出，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大兴”：“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评判之风”。

江油市委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全市作风建设的四条意见：坚持真情为民，把情感贴在民心上；突出崇尚实干，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改进机关作风，把工作拧在求实上；加强党性修养，把作风扣在党性上。总体说来，就是要体现出一点：加强作风建设，要把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核心，要以加强党性作为保证。

作风建设能不能取得实效，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领导干部能

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到普通士兵，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长征途中，全党全军上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革命领袖们正是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倡导和培养出为无数进步人士所赞叹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抗日战争期间，外国友人、爱国华侨以及各类考察团来到延安，从毛泽东衣服上的补丁、周恩来使用的纺车等细微环节，洞察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意识到优良作风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领导自己首先做到，做到了这一条，就能在全党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良好氛围，党的作风建设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实效。推动作风建设，仅仅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有规章制度和组织措施作保证。1930年在福建龙岩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针对当时根据地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执政条件下的法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的法规文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把执行法规制度和严肃党纪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逍遥于党纪国法之外。即使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有功之臣”，一旦腐败堕落，也难逃法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作风建设，还要以加强个人党性修养作保证。作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观问题。讲道德既是中国传统美德，又体现了时代风尚，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道德高尚的人，自然品行端正、举止有度。古人说，为政之道，唯有三件事：一是清，不贪；二是慎，不疏；三是勤，不懒。不贪、不疏、不懒之为政，政者正也。我们党历来有追求高尚思想道德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话对我们加强作风建设都不无益处。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政党，伟大的政党领导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锻造伟大的政党。十七届四中全会表明，中国共产党 在建设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道路上，步伐更加稳健，信心更加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