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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家族史考略

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主持一场政治变法运动的宰相，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八大家之一，北宋时期新儒家运
动的极为重要的发端人之一，一个在各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以上关于王安石的定义，我们似乎对这个人非常熟悉，其实不然，更甚者可说我们对他非常陌生。因为我们
对他的历史并不十分清楚，包括他最基本的身后子孙继嗣如何，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关于他身后子嗣，尤其是嫡裔子嗣，历来典籍记载十分混乱，《宋史·王雱传》附于王安石本传之下，了了数言，对王雱本人尚且语焉不详，自然不及余人；其他官方正史，如《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等，载有王安石儿子王雱、孙王棣，曾孙王璹、王珏却不载次子王旁及裔孙王桐，且所载之人，人伦序次不清，生平行状不详，这为后人清楚了解王安石身后子孙继嗣关系、真实的思想状况造成巨大障碍。
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历史人物，了解他留下的诗文、他的思想，笔者试图从他身后的子嗣，尤其是嫡裔子嗣着
眼，对他的家族史略作考析，以便能对历史上的王安石及其家族相关成员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为此笔者作这篇《王安石家族史考略》与大家商榷。
依据上述官方正史，今人对王安石子嗣惟一确知的就是，王安石长子是王雱而且早逝；而对于次子王旁，则
要么混淆以为即是王雱（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两字读音相近）；要么以为没有此人。比如，今人所编《全宋诗》卷978即将王雱与王旁混为一人；而临川王氏后裔所修的《三公王氏族谱》则不载王旁，并误王珏为王棣之子；类此谬误在宋之后版刻的宋人笔记中亦甚多，此类谬误在以下行文中碰到时一一加以辨析，此不烦举。王旁如此混乱，而王旁身后子嗣若何，则因势而然地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王安石嫡裔子嗣不清，我们就不能更清楚地理解王安石的历史真相，更无从准确地了解王安石晚年真实的生
活状态、思想状态，为今人研究王安石制造了难以驱散的迷雾。
以下行文，笔者依先易后难，循序而进的方式，就涉及王安石身后子孙继嗣情况，试着初步考证如下：
一、王安石早夭的儿女及成嫁的俩女
王安石生有三女，其中一女早夭（甚至未及取名）曰：鄞女。
其情况可参考王安石的文集中的《鄞女墓志铭》，云：“鄞女者，知鄞县事临川王某之女子也。庆历七年四月
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后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异甚，吾固疑其成之难也，噫。”语虽不多，但可确知王安石于鄞县生有一女且早早夭折。
从王的这篇墓志铭可知，此女生于庆历七年（即1047 年），后于王安石长子王雱庆历三年（1044 年）出生
四年。死于庆历八年（即1048 年），其生存期为：（1047 年4 月—1048 年6 月），以上《鄞女墓志铭》即作于1048年6 月。
王安石于公元1050 年知鄞县三年秩满，由鄞县返临川前，曾到葬此鄞女的崇法院西北，与此女作生离死别，
并作诗《别鄞女》云：“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可谓父女情深。此为早夭鄞女的情况！
王安石另有一子早夭，亦不知名，本文姑且称之曰：“群牧子”。所据，即王文《上欧阳永叔书四》之三（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四），文曰：“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扬州，又与四舍弟俱失群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视郡事。……”由上文可知王安石于“群牧判官”任上（1055 年）生有一子。
王安石至和元年（1054 年秋）进京，于1055 年与司马光、吴充一起在群牧司供职（吴充后成为王的亲家，
司马后成为王的政敌），这次群牧司的任职，开始了他一次重要的京官之任。
这期间，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曾布、苏轼、苏辙、梅尧臣、王安国等等这些当时中国的天才文人骚客相
聚于北宋首都，并且相互交游甚契。曾巩、曾布、苏轼、苏辙等人于嘉祐二年（1057 年）共同高中进士，同年5月王安石出京知常州，即有上文中所述“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扬州，又与四舍弟俱失群牧所生一子”之事。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离京，于扬州途中双双失子，可谓不幸！
王安石此次失子之痛，不但与好友欧阳修提及，与同时期的另一好友梅尧臣书信往来时亦有提及。梅收到王
安石的书信后写了一首《得王介甫常州书》的诗，诗中亦述及王安石、王安国兄弟此次失子之痛，诗云：“斜封一幅竹膜纸，上有文字十七行。字如瘦棘攒黑刺，文如温玉烂虹光。别时春风吹榆荚，及此已变蒹葭霜。道途与弟奉亲乐，後各失子怀悲伤。到郡纷然因事物，旧守数易承蔽藏……” 由梅诗可知，王安石兄弟出京的途中一家人都十分欢乐，后来兄弟两人突然一齐各丧己子，这极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不测之灾降临，于王安石来说，可谓痛彻心肺，以致于向欧阳修提及后，又向梅尧臣提及。
由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书信及梅尧臣的诗文可知，王安石的这个“群牧子”生存年限为（1055 年——1057年）约两岁。此为王安石早夭之子的情况！
王安石另两女，一女嫁建州浦城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充与王安石同年、同科、同僚，起初两人关系极洽，王
作《酬冲卿见别》诗云：“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两地尘沙今龃龉，二年风月共婆娑。朝伦孰与君材似，使指将如我病何。升黜会应从此异，愿偷闲暇数经过。”
至1057 年，王安石与吴冲卿同任群牧判官己两年。这年，王安石将离开群牧司走马出京赴常州之任，临别
前王安石作此诗。由诗的内容可在知，这年王安石长女与吴安持的婚事己经确定下来了，但这年王安石长女吴氏女子年龄不超过12 岁，古人少年成婚事属很多，王安石嫁张奎的大妹即是一例，王安石《长安县太君墓表》一文记曰：“……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可知王安石最大的妹妹于十四岁时亦出嫁张奎了。现王安石长女再逢其事，应当是虽嫁而未圆房吧。
另一女嫁蔡京之弟蔡卞。蔡卞（1058—1117）不惟是王安石的女婿，亦是王安石的门生，极富才华。可惜在
以后政治风浪的摧打凿蚀下，蔡卞的形象被扭曲成为“奸臣”，因而今人没能真正了解此人。由蔡卞生于1058年来推测，王安石之女蔡氏女子大概生于1059 年左右吧。
王安石以上两女皆工诗通雅，王安石有多篇寄蔡氏女子、寄吴氏女子诗，可阅《临川先生文集》此不征引。
按说，此二女所衍后代，亦是王安石的嫡系后裔，但按王安石当时中国历史传统观点，女系为外戚，不属王氏后裔之列，故二女之子嗣，此不作阐述，止笔于此！

二、王安石长子王雱：孔孟克嗣、昭道千年的思想家、理论家
王安石长子王雱己为人熟知，此人虽然被后世“程朱理学”侵淫的儒生所垢污，但生前显耀，死后更一度陪
祀孔庙，进封为“临川伯”，在封建社会可谓光照一世。
虽如此，我们现在对王雱的印象也只是，一个曾任朝廷高官、帮助王安石完善荆公新学的脸谱化的图标，于
王雱的生辰、婚姻、子嗣，我们所知了了。但这些是了解王雱真实情况及王安石真实思想的基础，为此笔者试着朝这方面努力，录如下史料，以求能有所收获。

【引史㈠】所录资料如下，基本详细记载了王雱逝世有关的情况及过程：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载：“（熙宁九年六月，即1076 年）（辛卯）上既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而问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忿恚增剧。丙午，诏：‘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赠左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
又〖《续长编》（卷二百七十七）载：“（熙宁九年七月壬戌，即1076 年）诏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仍令太子右赞善大夫王安上护雱丧归葬江宁。（此据时政记增入）”〗
又〖《续长编》（卷二百七十八）载：“（熙宁九年十一月丙午，即1076 年）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谢病求去，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
又〖《续长编》（卷二百七十九）载：“（熙宁九年十二月丙戌，即1076 年）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

【引史㈡】所录资料如下，所引述的史料记载王雱身后的遵荣：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政和三年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仲春释奠，
以兖国、邹国公及舒王配飨文宣王庙。”〗
考析：
由上引史料可知，王雱生前和身后，都可说是北宋时期一个耀眼炫目的重要人物，其史料详实，不存异议。
为利于下面行文，笔者从这些信史中，还是考析出以下几条符合史实的信息出来：
① 王雱生日：王雱逝世于1076 年夏历6 月己酉（25 日），享年33 岁。以史载“王雱年三十三而卒”正常来算，
王雱当生于1043 年（即庆历三年）夏历6 月25 日之后至1044 年（即庆历四年）夏历6 月25 日以前这段时
间，因为若王雱生于1044 年夏历6 月25 日之后，则史书当记为“年三十二”；若王雱生于1043 年夏历6
月25 日之前，则史书当记为“年三十四”；只有生于（公元1043 年夏历6 月25 日—公元1044 年夏历6 月
25 日）这段时间，则王雱即使未足满33 岁，只要超过32 岁足月，史载王雱卒“年三十三”均属无错；
② 王雱官职：据上引史料及其他确凿史料可知，王雱生前曾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并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至逝世时官职是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贈左諫議大夫，政和年间更追封为“临川伯”，这说明王雱己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助手，而且是当时大宋朝廷掌握意识形态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③ 王雱家属：上述各条均仅证明王安石嫡子中生有王雱，并未载王安石及王雱其他家属后裔；
④ 王雱逝世时，其父王安石守候在侧，逝世后其父又告假七七四十九天慰灵，可见父子情深。且王雱是王安上奉朝诏负责安葬在江宁的；
⑤ 王雱研究资料来源：关于王雱，除上述国史各条记载外，王安石本人诗文中，其实有很多篇章涉及到他，包括涉及到王雱的诗、谢表，且均与上述史载吻合，王雱身份确凿无疑，此不累述，读者不妨自行查阅《临川
先生文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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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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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楼

发表于 2010-7-9 16:18 | 只看该作者

1# 赤山先生

三、王雱生日引申的考析：王安石临川城中度密月
王雱早王安石十年死于1076 年6 月己酉，这是确凿无误。但王雱究竟生于哪天，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在王
安石现有诗文集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王雱逝世后应有的墓志铭，也不能在最可能撰写的人如王安石、曾巩的
文集中找到。在宋人笔记《玉壶清话》中记载一则王雱好友魏泰曾去探望病中王雱的信息，魏泰在王雱寝床对榻
巨屏上见到一篇人未死而先拟就的墓志铭，但笔记中记载的铭文不全，更未涉及到王雱的生辰，也无从知道这篇
墓志铭究竟何人所作。曾巩文集中有《祭王元泽文》一篇，因不是行状类体裁，亦未载其生辰、子嗣等等情况，
所以王雱这方面的情况，亦无从考稽。
王雱墓志铭，或许曾巩曾写过，或许王安石自己曾写过，后因文集散佚了（王集、曾集诗文皆有散佚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无从确考王雱生于何月何日（也许将来发现王雱墓时，这一悬疑会彻底解决）。
但从现有史料（上文所录）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王雱大体生于（公元1043 年夏历6 月25 日—公元1044 年
夏历6 月25 日）这段时间。
若王雱生于公元1043 年夏历6 月25 日至12 月30 日（年三十夜）这段时间的任何一天，至王雱1076 年6
月25 日逝世，当然可以称为三十三岁，但我们以此按人类正常的怀孕期十个月来推算，则王安石与吴氏夫人结
婚，当在1042 年9 月25 日至1043 年2 月25 日或之前，而这些时间之前王安石刚丁父忧除服，接着赴京考科举，
然后赴淮南任上开始自己的仕途，可说行程满满，没有时间空档结婚。所以，王雱必定生于公元1044 年，也即
生于1044 年上半年夏历6 月25 日以前。
我们再以按人类正常的怀孕期十个月来推算，王雱在其母亲体内被注种，当在公元1043 年（3-9 月份）这
期间。而这期间，在王安石满满的行程中，他特地于庆历三年（1043 年）佥书淮南判官任上向上司请假还归临
川省亲，且于这5 月至7 月呆在临川城中只履行一个省亲行程。因此，由王雱的生日我们推断，王安石与吴氏夫
人结婚当在1043 年5-7 月份。
这种推断有没有文献支持呢？
检索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诗，其中云：“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
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这表明，王安石1043 年3 月份，从淮南任上请假登舟还归临
川的。
再检索《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上田正言书二》载：“正言执事：某五月还家，八月抵官……”王安
石此文是他庆历三年八月由临川返职淮南任上不久所作。由此文所引句子可知，王安石从淮南到临川整整走了两
个月，即1043 年3 月登舟回临川，直到1043 年5 月份才到家中。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上徐兵部书》载：“向蒙执事畀之严符，开以归路。暮春三月，登舟而
南，浮江绝湖，绵二千里，风波劲悍，雨潦湍猛，穷两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宁祖母于堂，十年萦郁，一旦释
去。戴执事之赐，此时惟重，还职不时，以惧以惭。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为迟迟也。不识执事谪之贳之，宜将
何如？区区之怀，无以自处矣。恭惟执事宽通精明，暴着有年，宜留本朝，辅助风教。利权之柄，国家诚重，荐
绅之论，犹为嗟咨。宠灵降集，可拱以俟。伏惟为国自寿，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于左右，在旦暮矣。下
情无任依归颂愿之至。”王安石此文是他庆历三年由临川返职淮南任上，因上司责斥他延误返职期限，八月底王
安石趁呈交“当月治行”时，所作的申辨性质的文章。
王安石《上徐兵部书》在这篇申辨文中谈及延误假期的理由时，一则以“以后为国尽忠尽职”来宽解上司，
另一方面更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陈述行程延误的原因。
其延误返职期限的客观原因，是王安石在路上的艰难旅程：“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绝湖，绵二千里，
风波劲悍，雨潦湍猛，穷两月乃至家。”
这个行程，表明王安石此次还归临川走的路线是：由淮南运河登舟，经长江入口处瓜洲，溯江而上，至九
江湖口进入鄱阳湖，再南下直穿鄱阳湖于抚河入鄱阳湖处，上溯抚河，返回临川。
这一路不仅是逆水行舟，而且3-5 月这段时间更是抚河水系盛汛急流期，千百年来，抚河至这期间常常洪
水泛滥，涨汛的抚河水迅猛地注入鄱阳湖、再流进长江，古人靠人力、风力逆水行舟，极是缓慢，而王在文中所
述“绵二千里，风波劲悍，雨潦湍猛”，与这时期鄱阳湖流域的天气水文特征相符，这是当时行船的真实写照，
绝无半点虚假。相反，若是顺水而下由临川下鄱阳湖、进长江的话，则逆水十天的行程，顺水可能一天都不要，
所以王安石溯水返家，花费两月时间，是情理中的事。王安石《上徐兵部书》未提及由临川返职淮南的行程，表
明王安石返职行程一路顺畅，无由可写，这同样符合他行程的地理特征。
那么，王安石此次花几个月的时间返家，所为何事而至如此执著呢？
其延误返职期限的主观原因，由王《上徐兵部书》可知，是王安石要为“父母之道”。自王安石进士及第后，
此次返乡实际上是王安石高中进士“大登科”约五个多月后的第一次返乡，展先人之墓，虽是情理中事，但一次
祭扫先人陵墓能花费几天时间？所以，这是此次行程必要内容，但不是主要内容。只有“宁祖母于堂”才是此行
重中之重的内容。何事能让老人家感到心灵安宁？
答案只有一个，曰：“王安石的婚事”。
古人六十即朝不保夕，而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 年）再回临川时，距上次明道中（1033 年）随父返回临川
已有十年，距“丙子从亲走京国（1036 年随父出临川）”已有七年。这年他祖母年近八旬。对于王安石的祖母来
说，这七年，是非常漫长的七年。
七年前，老祖母送儿子和孙子出门，七年后儿子己骤逝他乡，只迎来孙子回归故里，短短七年之间人事无常，
老人点点滴滴在心头，情何以堪？七年之后再见到孙子，老祖母绝不敢想下一个七年甚至十年或更长时期祖孙再
次相会的情形，所以她老人家此时内心最盼的、最希望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七年一见”的孙儿尽快“完婚”。
对老人家来说，这甚至比王安石高中进士“大登科”还显重要。所以，婚事才是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 年）返
回临川之行“宁祖母于堂”的重中之重的内容。
而且，王安石此文己点明了此行真正目的是“结婚”，这由文中“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为迟迟也”之句可
知。所谓“父母之道”，即“行完婚合卺之礼，履繁衍儿女之道”。
这年王安石己23 岁，王安石妻子吴氏夫人己19 岁，王安石父亲王益22 岁己生下王安仁，王安石的长妹王
文淑14 岁就出闺嫁给了张奎，而吴氏夫人19 岁还在闺中苦苦等待王安石的迎娶，这个年龄段，确如王安石自己
所云“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为迟迟也”，早过古人成婚的年龄了。古人讲究“以孝治天下”，王安石主观上因婚
事而延误行期，却也无懈可击，所以王安石在《上徐兵部书》接着反将上司一军问道：“不识执事谪之贳之，宜
将何如？”王安石在上司面前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王安石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由王安石这个婚姻行程来看，他与吴氏夫人之间的婚约当是早就议定的，否则其妻吴氏夫人不会年过十八还
在苦苦等他，亦不会庆历三年（1043 年）王安石一回家就会被他娶走。
那他们之间的婚约是什么时候约定的呢？
检索王安石《外祖母黄夫人墓表》云：“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由此可知，王安石外祖母黄氏夫
人是康定二年九月逝世（康定二年亦庆历元年，即1041 年），这年王安石恰好去京师准备考科举。
据赵德麟《侯鲭录》（卷二）载：“王平甫年十一，过洪州，有滕王阁诗，盖其少成如此……十四岁再题一首，
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时，从亲返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阁下。俯视山川之胜，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诗，凡百余
篇，自唐杜紫微外，类皆世俗气，不足矜爱。乃作一章，牍之西楹。后三年客谁上，思其幼时勇于述作，不自意
其非也。辄改作一章，以志当时之事。’”云云。王安国其时所作《滕王阁赋》诗云：“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
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城中树密千家市，天际人归一叶舟。极目烟波吟不尽，西山重叠
乱云浮。”
王安国此诗颇具灵气，确有序中所写的意境，可知赵德麟《侯鲭录》所记王安国序文所言不虚。王安国生于
1030 年（王安国众兄弟出生日期之考析，请参考下文），其十一岁恰逢庆历元年（1041 年），序云“从亲返里，
中道洪州”，则其所“从亲”当指其母吴氏老夫人；返里之事，极可能是为奔外祖母之丧事，因为他外祖母的丧
事，是这年他们家族中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因需赴京应举，未随母亲吴氏返乡。但王安国、王安世、王安礼、王安上以及王安石两个妹妹当随他
们的母亲返乡了，因为这年他们分别十一岁、七岁、六岁、四岁，正是离不开母亲的年龄。这是王安国第二次，
王安世、王安礼、王安上以及王安石两个妹妹第一次返归临川；王安石虽未返乡，但他与吴氏的婚约、婚期，极
可能是其母此次返乡定好的，因为王安石妻吴氏正是王安石外祖父的侄孙女。
另外，研究庆历三年（1043 年）王安石的这趟婚姻之旅，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据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中句“安石今为大理评事，知鄞县，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
明年某月诏曰‘可’，遂以某月某日与其昆弟奉公之丧，葬江宁府之某县某处”之句可知，王安石之父王益逝世
于宝元二年（1039 年），但规划于庆历八年（即1048 年）下葬，从逝世到下葬，期间整整隔了十多年（实际上
庆历八年并未下葬，详见下文）。这十多年，王益的棺木都是寄厝江宁，但未入土。古人对于死的认识，十分讲
究落叶归根，死后归葬故里这是大事，王益棺木暂厝江宁而未入土，显然王安石家族有奉归祖茔之意。
而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 年）从淮南任上请假返乡，为何他此时没有像欧阳修葬母、曾巩之子葬父那样，
把自己父亲的灵柩归葬祖墓呢？
须知，到庆历三年（1043 年），王安石出仕后已有奉禄，已能解决家庭生计的问题，且王安石其他兄弟此时
皆未入仕，不存在王安石那种因工作不便而须请假的因素，应该说是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 年）请假返乡，归
葬父亲于祖茔是最好的时间。
而实际上，庆历三年王安石请假返乡，并未奉父亲灵柩归葬祖茔，却穷两月之期、五月之假返乡，其目的只
能是有一个比“奉灵返乡”更重要、更迫切、更令整个家族焦灼的事需要完成，即王安石需要“完婚”。
再来考虑王安石举办婚事的时间段：从宝元二年（1039 年）二月到庆历二年（1042 年）二月这三年，王安
石处于丁忧守孝期，以及随后赴京应举考试期，王安石不可能也没时间完成自己的婚事；庆历二年三月王安石考
中进士第四名，随后不久他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履职，又无时间办理婚事，剩下能办理婚事的时间，
只能是庆历三年三月请假回临川五月到家，从五月到七月离开临川的这段时间，这是王安石办理婚事的仅有时间
段，亦谓王安石庆历三年请假返乡的五至七月中旬这档期，正是王安石与其母系远房表妹吴氏新婚燕尔之期。
古人忌讳红白喜事一起办，这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基本概念。故王安石此次不可能奉父亲灵柩归葬祖茔。
再检索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 年）八月返官淮南后所作的《祭盛侍郎文》云：“……会有吏役，尽室而南。
戢恨含惭，转移寒暄。乃今来归，公丧且期，才命使人，薄进苹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谖。”
按盛侍郎，是王安石父亲王益逝世时，帮王安石家人联系王益棺椁寄存之所的人，又于王安石全家生计困顿
之时为他们联系住所的人，盛侍郎于王安石一家可谓是有天高地厚之恩的人。
从王安石上面这篇祭文中“会有吏役，尽室而南”之句可知，盛侍郎死时，恰逢王安石全家从淮南任上请假
返回临川之际，当年随王益出临川的王安石所有家庭成员又重新回到临川，加之早在临川城中的祖母及其他宗族
长辈成员齐聚一堂，再次说明王安石庆历三年请假回家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王安石完婚”。这是王安石当时结
婚的重要主观条件之一。
王安石在临川城盐步岭故里呆的这两月有余的时间内，王氏家族亦有足够的时间为他举行婚配大礼。于王安
石和王氏家族来说，此次返家，是王安石高中进士之后不过半年的首次衣锦返乡，王安石既见到年近八旬的老祖
母及宗族诸位长辈，更娶到远房表妹吴氏为妻，大登科之后连着小登科，真可谓“双喜临门”。
检索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有“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
差飞……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之句可知，王安石故里祖宅正
在临川城中盐步岭上，临川城中原有五峰镇城，香楠峰即五峰之一，盐步岭即香楠峰的一个部份。诗中“短垣囷
囷冠翠岭”之句表明王安石盐步岭故居周围有矮矮的圆形垣墙，垣墙在盐步岭的岭头，垣墙周边万树相围，长满
幽花媚草，黄蜂白蝶纷飞竟逐，可谓风景如画。王安石盐步岭故里高居岭头的这种地理形势，在王安石其他诗中
亦有描述：其《闲居遣兴》诗中云：“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其《过故居》诗中云：“扶舆绕故园……
野果寒林寂，蛮花午簟温。”王安石这些诗句准确地描绘了其故居所处的地理位置、形势及周围的环境。
其《忆昨诗示诸外弟》诗又云：“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这表明王安石故里处于临川城中，王安石还有很多其他的诗亦描述他身在异乡，而家在临川城中，如：其《寄曾
子固》诗中云：“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其《次韵舍弟遇子固忆少述（时舍弟在临川）》诗中云：
“归计何时就一廛，寒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细错黄金日，溪岸宽围碧玉天。”其《至开元僧舍上方次韵舍弟二月
一日之作》诗中云：“万里有家归尚隔，一廛无地去何从。伤春故欲西南望，回首荒城已暮钟。”所谓的“廛”，
即是“城”。另外，王安石《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这篇记文，对他的故居以及他故居所在的城市、城市里
的环境描述得相当细致，此处不录。
王安石众多的诗文准确地记载，他的故里故居正在临川城中，再由《忆昨诗示诸外弟》可知，王安石祖母其
时正在临川城中。临川城盐步岭，这样风景如画的故里，可说是王安石渡过新婚密月的天然场所。
由此可知：临川城，不仅寄寓着王安石童年的梦想、少年的理想，更是青年王安石迎娶远房表妹吴氏，并与
其一起渡过美好的新婚密月之城。
也只有庆历三年（即1043 年）五至七月份，临川城中这幕发生在王安石与吴氏之间喜笑姻缘的上演，才会
有王雱1044 年上半年于王安石淮南任上出生的喜事出现。

（未完待续） 回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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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楼

发表于 2010-7-9 16:21 | 只看该作者 2# 赤山先生
四、王安石次子王旁：一个婉约派自然主义诗人
（一）
相对才高八斗，声名显赫的王雱，王安石次子王旁几被人忘记，加之“雱”与“旁”音近，许多人把王旁之
事皆记于王雱名下，王氏后裔所修，现藏于王安石记念馆的《三公王氏族谱》根本就不载此人。所以，考证此人
成为研究王安石嫡系后裔和王安石家族至为重要的关键之一。
很明显，王安石确有一个叫王旁的次子。这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所依据的恰是王安石自己的诗文。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有王安石《题旁诗（仲子正字）》云：“旁近有诗云：“杜家园上好花时，
尚有梅花三两枝。日莫欲归岩下宿，为贪香雪故来迟。”俞秀老一见，称赏不已，云绝似唐人。旁喜作诗，如此
诗甚工也。”
王安石上文准确地表达，“旁”是王安石仲子的正字，所谓仲子，即“老二”之谓。此为王安石明确记载有
次子王旁之文一；
在王安石这篇《题旁诗（仲子正字）》文中，我们还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旁会写诗，而且这首诗深
得大诗人王安石赞许。
王旁有没有其他的诗呢？
在《全宋诗》中笔者暂未找到。但在南宋胡仔所编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转载了《许彦周诗
话》的《钟山》诗云：“当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红楼贮绮罗。今日重来无一事，却骑羸马下坡陀。”胡仔评此诗时，
云：“此王雱诗，雱讦直，不为荆公所喜，然此诗实可传也。”
考析：
① 胡仔此评甚为可疑：由上文王雱史料考析可知，王雱是王安石的长子、爱子。并且在王安石的诗文集中，很
多诗文、表章皆可证王安石对王雱的器重及钟爱，比如王安石《题雱祠堂诗》，就是王安石与爱子志趣相投
的代表作，通过此诗可知王安石对爱子王雱的情深。而在胡仔评语下的“王雱”是“不为荆公所喜”的。由
这个反差可知，胡仔笔下之“王雱”不应是王安石长子王雱，而该是次子王旁。此其理由之一；
② 其二，封建时代，自程颢把王安石长子王雱定格为“阴险”形象后，历代文人学子对王安石长子王雱己脸谱
化。而胡仔评诗中并未遵循这个脸谱脉络，却言写《钟山》诗的王雱“讦直”。“讦直”与“阴险”是人物性
格不相及的两端，胡仔的这个性格评价之差说明《钟山》诗的作者“王雱”非王安石长子王雱，而应是次子
王旁。而王旁很可能正是因这个“直”的性格，成为不为王安石所喜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以确定，《钟山》诗的作者这个“王雱”不是声名显赫的长子王雱，而很可能是王安石不为世
人所知的次子“王旁”。故宋人笔记中把“王旁”混为“王雱”的还有很多，此其一而己（后面接着录用）。
至此，我们知道，王安石次子王旁有两首诗传世到今。由王安石上文可知，王安石有个次子叫王旁，而且颇
具才气。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史实。
从王安石长子王雱身后的遵荣来看，他长子可说是身兼国家要职，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趋势的关键人物，这是
不容置疑的。王安石长子如此，那这个颇具才气的次子王旁，他担任国家公职的情况又如何呢？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有王安石《添差男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谢表》云：“臣某言：近辄冒昧陈乞
男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卧家，犹尸厚禄，祈荣及嗣，更荷殊私。（中谢。）伏念臣汗
马之劳，初无可纪；舐犊之爱，乃敢有言。颜虽腆以知惭，心固甘于获谴。岂谓陛下矜轩幄之旧，录簪屦之微，
示特出于上恩，俾遽叨于世禄。繄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遗；徒共誓于糜捐，安能仰称？臣无任。”
封建时代，臣子写给皇帝的奏章，是不允许有半点掺假的，尤其是王安石因吕惠卿事后，所奏表章更容不得
丁点差错。王在涉及自己子嗣方面的陈情奏表尤其如此，否则就是欺君罔上的大罪。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这份奏
章中所谈及自己有一个叫“王旁”的次子，这不可能有假，当是信史无疑。此为王安石载有次子王旁之文二；
由王安石向当时朝廷所上的此表可知，王旁不但确有此人，而且还担任“勾当江宁府粮料院”这个国家公职，
并且是朝廷看在王安石的面子上给予的“特恩添差”。由王旁所担任的这个“特恩添差”职务可知，王安石次子
王旁，并非国家正常的科举出身，也难怪他在历史上声名不彰甚至被忽略，此其证之一！
王旁确有其人，其婚姻子嗣情况若何？这又成为研究王安石嫡系后裔的关键突破口。
检索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记载：“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
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女失心，念其妇无罪，
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考析：
① 魏泰这篇笔记又讲到王安石有次子“王雱”，娶同郡庞氏女为妻，生有一子，后因为儿子长得不像自己而欲
杀之，最后是“竟以悸死”结束。考各种正史皆载，王雱为王安石长子，次子为王旁。王雱在世时，王安石
是当朝宰相，被封为“王荆公”则是元丰三年（1080 年）之事，距王雱逝世己近四年，而元丰三年王安石家
出现的“王荆公次子王雱”与王安石自己文中所述“仲子”当是同一人，且都是指王旁，此理由之一；
② 再由上文王雱史料考析中“王雱官职”情况分析可知，王雱一生并没有担任过“太常寺太祝”一职，而且“太
常寺太祝”之职在宋朝只是一个荫官，王雱才高八斗，并于治平四年即高中进士，有此功名，王安石长子王
雱根本不需要靠荫官出仕；况且，历史上的王雱自视甚高，小官一般都不愿去做，所以王雱不但不需要，更
不屑于“太常寺太祝”这个荫职。所以，魏泰笔录此条所记之人当是王旁，此理由之二；
③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是什么人物呢？魏泰有个妹妹嫁与曾布为妻，曾布是曾巩的异母弟弟，曾布未仕前
跟哥哥曾巩从学，且多居于临川城中，曾布中进士第走上仕途后，政治上与王安石的主张非常接近，后来更
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魏泰与王安石家庭成员的关系也非常好，尤其与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关系
很好，王安国逝世后魏泰颇为伤神，且在魏泰笔记中有文可稽。所以，魏泰笔记中这则“王旁娶同郡女为妻、
荆公嫁妇”的信息很值得重视。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四）之《与耿天骘书》两篇：
其《与耿天骘书一》云：“某启：比得诲示，以无便，不即驰报，然乡往何可胜言也。岁月如流，日就衰ぃ。
今夏复感眩瞀如去秋，偶复不死，然几如是而能复久存乎？旁妇已别许人，亦未有可求昏处。此事一切不复关怀。
陶渊明所谓“身如逆旅舍，我为当去客”，于未去间，凡事缘督应之而已。藿香散并方附去，或别要应病药，不
惜谕及。台上草木茂密，芙蕖极盛，未知何时可复晤语。千万自爱。”此为王安石明确记载有次子王旁之文三；
其《与耿天骘书二》云：“某启：承诲示勤勤，并致美梨，极荷不忘。纯甫事失于不忍小忿，又未尝与人谋，
故至此。事已无可奈何，徒能为之忧煎耳。旁每荷念恤，然此须渠肯，乃可以谋，一切委之命，不能复计校也。
药封上。未审营从何时能如约见过，日以企伫。稍凉自爱，贵眷各吉庆。不宣。某启上。”此为王安石明确记载
有次子王旁之文四。
考析：
① 在《与耿天骘书一》中王安石自己陈述有“旁妇己别许人”句，这与魏泰记录之“荆公嫁妇”事相契合，据
此更可证上面魏泰笔记所记的人物确系王安石次子王旁，而非王雱。亦可证魏泰笔记所记之史事，实为信史；
② 由魏泰笔记中的史实可知，王安石次子王旁还担任过“太常寺太祝”，但在王安石现有文集中，检索不到与
王安石作“王旁担任太常寺太祝一职”有关的谢表（正常情况下王皆有这类谢表），也很可能原来有，后来
散佚了；
③ 按“太常寺太祝”一职是朝廷荫补重臣子嗣的恩职，由王旁所担任职务的这一属性再次说明：王旁并非科举
出身的史实，同时王旁这种靠父荫的形式谋求出身，很可能是其在历史上不显的原因。此其证之二；
④ 检索《古今词话》记载：“王荆公子多病，因令其妻楼居而独处，荆公别嫁之。雱念之，为作秋波媚词云云”。
《古今词话》此条所载“王荆公子多病”、“荆公别嫁之”之事与魏泰笔记、王安石书信契合。
众多史料皆证，王旁曾有嫁妇经历，而《古今词话》载，王旁于荆公嫁妇后“念之”而作秋波媚词，检原词
录入如下：
《眼儿媚》云：“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
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由词可知，此为思念故人之作必无可疑，颇契荆公嫁妇，王旁清醒后情愫未了之意。词中“杨柳丝丝”以“丝”
寓“思”，点出怀人情愫。轻柔缕缕，尽是愁痕。词既曰“往事难重省”，则可知其缘已尽矣，而情却未了，该当
如何？词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为李璟怀人之句也；“豆蔻梢头二月初”，则小杜《赠别》名句。以此寄愁，可
谓弄愁无限，亦可知王旁并非绝情之人，甚而王旁于妻在时所为百般不是，或可以“爱之深、恨之切”解。
薛砺若以此词谓为王雱词，于《宋词通论》云：“王雱词虽不多见，然较介甫蕴藉婉媚多矣。足见当年临川
王氏家学一斑。”由此评可知此词造诣之工。而据词人“嫁妇行状”与史实对照，则可知此“王雱”实为“王旁”，
而且这个王旁是一个填婉约缠绵悱恻之词的高手，缠绵悱恻之意，几令奉旨填词的柳三变逊色。
可惜的是，此类词旨与那科举高第的经世文章比，实无异于水火之不能并存，而填写此类词旨的“王旁”与
协助王安石编定《三经新义》之“王雱”，兄弟同出一父母之胎血精髓，生人旨趣却有庭径之差，然文学造诣之
素质则可等量齐观，甚至不逊色于乃父王安石，可惜传世之诗词太少啊。
而据宋人笔记，真实的王安石长子王雱，其实不屑于作词。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四）载：“世传王元泽
一生不作小词，或笑之，元泽遂作《倦寻芳慢》一首，时服其之此词甚佳，今人多能诵之，然元泽自此亦不复作。”
元泽，为王雱之字。
王雱不屑于作词，其实亦可溯至其家学之渊源，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
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
是耶！’……”
由魏泰这则记载可知，在王安石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认为，作为当国栋梁之臣，实不应该写“小词”，而且事
实上，王安石一生所作之词，实在是了了几首而己，于王安石来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但有所为则必绝妙佳
品，这是王集中词作的基本情况。
而王雱一生崇拜其父，父亲的思想对王雱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诗文创作上，王雱同样步乃父后尘，不屑
于作词，更不会写出蕴藉婉媚甚至到了极致的《媚儿眼》这样的作品出来，而作能作出这种极具婉约风格的词的，
实是另有其人，也即王安石次子，王旁。
王旁这种婉约词人的形象，实在与宰相晏殊之子晏几道有神韵相通之处。晏几道可谓北宋倚声家极其重要的
人物，但于仕途生理计，其实鲜有可说处，因此晏几道终生穷困潦倒。而同样具备于王旁身上的这种气质，亦可
能是王旁不能由科举显身，只能靠父荫之职管营生理的本质原因，再加上他早逝，行于世的作品极少，这极可能
是其在历史上不显的原因。此其证之三！
总结王安石与耿天骘的两份书信中涉及王旁有关的信息，以及上文魏泰《东轩笔录》所载王旁之事，可知他
婚姻、子嗣的基本情况：
王旁原娶有临川故郡庞氏女为妻，并生有一个儿子。后来王旁看到这个儿子长得不像自己，最后把这个儿子
惊吓致死，家庭的变故，加之与其妻感情的不和，夫妻天天相互打架斗骂，弄得阖家不得安宁。王安石看到他们
感情破裂，便让他们离异，但考虑到王旁媳妇没有错，又怕休掉她会破坏她的名声，致她后半生生活蒙上阴影，
王安石便替她择婿而嫁。而王旁待到嫁妇成真清醒过来后，也颇为伤情，然而事已无可挽回，当奈之何？！
王旁有翻悔之心，证明王旁“爱之深而恨之切”的极端个性，因为他心中有这种爱意的存在，为他后面续弦
再婚，延续王氏香火成为必然。
王安石嫁掉这个儿媳（王旁妻）后，对次子王旁非常失望，对他的婚事“一切不复关怀”。然耿天骘宅心仁
厚，也或者更理解王氏父子，积极为王旁物色再续。
王安石虽对儿子失望，而且某种程度上对儿子婚姻的后续之事有些听天由命，但这终究是涉及王氏家族香火
延续的大事，在耿天骘的热情帮助下，王安石近于枯寂的心又有些动摇。
所以，王安石回复耿天骘书信时写道：“然此须渠肯，乃可以谋，一切委之命，不能复计校也。”这表明王安
石既希望儿子王旁首肯婚事，又担失他不肯答应的矛盾心情，既而把一切委之于命。在这封信中，王安石对次子
王旁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二）
检索王安石《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云：“风玉萧萧数亩秋，箨龙名为道人留。不须乞米供高士，但与开
轩作胜游。此地七贤谁笑傲，何时六逸自赓酬。侵寻衰境心无著，尚有家风似子猷。”（见《诗注》卷三十七，《临
川先生文集》后附补之《古诗》）
一般而言，后世学者在研究王安石最后十年在钟山的生活时，基本认为王安石是在担忧自己政治理想的得失
上渡过，故而把《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亦归入这种担忧情绪中，认为此诗中“侵寻衰境心无著”是王安石晚年
对变法理想被破坏后的感受，这实在有些牵强。在笔者看来，这是后世各为王作传记作家的一处硬伤。
在王安石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自己变法措施全部被根本改掉的日子，其实只是司马光任相的短短不足三个月
（司马光亲自主导的“元祐更化”也就八个月稍多一点时间）。王安石所见到的司马光的这些极端行为，以及他
与司马光共事多年对他性格的了解，司马光虽然变更了他设施的全部变法措施，但对于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对事
物的认识处处独具真知卓见的王安石来说，他未必会觉得司马光这种粗糙且尽乎武断的手法真能行得通，而让筹
划施行己近十八年的各项变法措施坠入万劫不复之境。
而史实是，王安石的所有变法措施虽经历元祐八年更化，到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所有的变法措施又都己恢复，
就是到南宋高宗皇帝委北宋失国之责于王安石的时期，以及后继的元、明、清各朝，甚至民国年间，乃至外国，
王安石所设计的很多变法措施都被保留继续施行，乃至借鉴推行至异国，这皆因这些变法措施自身具有其内在的
生命力使然，而非人事一己之愿所能毁尽的。这些，王安石虽然己逝世而看不到，但对于相当自信、具有相当政
治经验的王安石来说，他能一点看不到？他就会因为元祐年间司马光泛起的点点浮云而遮住他的望眼？
这种答案是再显然不过了。历史成见：仅就司马光的元祐更化而说他是王安石的“克星”、“政敌”，实在有
些抬举他了。后世史家之所以把司马光推抬为与王安石相互匹敌的“保守派”和“变法派”的精神符号，很大程
度是因后世“程朱理学”对“荆公新学”的围剿需要，而特定树立的偶像而己。而就变法与反变法措施对历史的
影响以及两者政治措施在国家机器里施行的时间而言，司马光还没有达到王安石这个等级。故此，历史上“王安
石变法”虽中经“元祐更化”的影响，但其所蕴含的操作层面的技术政治及政治理念，却穿破意识形态的迷障和
王朝更迭而为后代所继承和吸收，则可定义“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而王安石自己从政治上的退身，非但没有
影响这个成功，反而让这种成功突破个人施设的框架局限而上升为中国（甚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一次升华，
则更可知“王安石变法”的成功处。
据此而言，王安石虽然于熙宁九年再度罢相，但他对于个人政治待遇上的得失，其实从来都不是耿耿于怀的。
在元丰年间，他是以使相身份出知江宁，虽不为“执政”，但他政治地位没有丝毫降低的意思，他自己力辞使相
职务后不久，又被朝廷封为舒国公，后改为荆国公，而且他弟弟王安礼一度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即他曾任过
的副宰相“参知政事”职务），更为重要的是，终神宗皇帝当政期间，朝廷所用之人、所行之法，与他任宰相时
不但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得到继承和延续，这些其实也正是他自己乐于见到的。所以说，他曾经任职期间的变
法措施是相当成功的。
正是因为这种成功，他得以在退居江宁期间有充足的时间来完善他的《三经新义》，而“荆公新学”，也正是
于这段时间成形，并上奏朝廷颁行天下。王安石这种居于山中却能影响朝政，甚至影响天下的政治地位，从某种
程度来说，元丰年间王安石虽不是立于朝堂的宰辅，却是名至实归的“山中宰相”，既曾任事于朝堂担当大任，
又功成身退隐居于山中，这对于一个封建仁仕子来说，何偿不一个完美人生？
虽然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有些诗作表现出寄思朝堂的意境，但这些诗篇只能表明是一个深受皇帝知遇之恩的
臣子应有的感激情愫，毕竟王安石罢政后神宗皇帝仍延续新法，擢用故人，对王安石个人亦可说关照有加，包括
破格擢用并不具备条件的王安上担任“权遣发度支判官”，后又考虑王安石居江宁，又让王安上担任“权遣发提
举江南东路刑狱”之职而且破天荒让王安上把他的衙门从原来的鄱阳搬到江宁，这些对王安石无微不至的照顾，
表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己超出一个臣子的分寸而待王安石“亦师亦友”，王安石对这样的皇帝能不感激吗？
但若把这种感激之情理解为王安石“心存魏阙（寄望复出）”实在是对王安石的误解。
王安石晚年从容退出朝廷政治一线，于情于理来说，元丰年间居钟山的他不应有太大政治上的忧虑，故而认
为王安石《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所写“侵寻衰境心无著”的心境是他对自己政治上得失的反映，实在是后
人历经司马光“元祐更化”后，“程朱理学”长期笼罩中国历史并深受其影响而牵强附会上去的理解，有点“拿
牛头去对马嘴”的印象。
（三）
细玩《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王安石诗中真正担忧的是“家风”，而非国政。
这首《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的主旨，是王安石面对自己“家风”而反映出“侵寻衰境心无著”之意无疑，
此诗必作于次子王旁惊悸致死亲子、又与其妻日相哄斗最后王安石不得已“择婿嫁之”这段时间，即元丰三年或
稍后。由此我们来考察王安石晚年家风的一些情况。
王安石晚年，环绕膝下能主导王家“家风”的，能是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即王安石次子王旁。
王安石长子王雱于1076 年逝世时遗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及雱妻。此俩人当不致产生让王安石“侵寻衰境心无
著”的心境。王安石另有两女也先后嫁吴安持及蔡卞，并且这两个女儿时时给晚年的王安石颇多精神上的慰藉（可
检王安石诗文）。所以，能让王安石对自己家风发出一声声感概，进致于产生“侵寻衰境心无著”之叹的，惟有
仅存的次子：王旁！
王安石《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提及“竹林七贤”、“竹溪六逸”，考“竹林七贤”之阮籍、嵇康、山涛、
刘伶等人生逢魏晋易鼎之时，司马集团向曹氏集团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司马父子为夺取曹魏政权，残酷地杀戮
异己，当时政治环境险恶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而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等七人以性喜老庄、崇尚自然、归
隐林泉、不问世事作消极对抗，被称为“竹林七贤”。“七贤”中的山涛后来被司马集团打出的“名教”的旗帜收
编，嵇康为此写出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举起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维护了“竹林七贤”的精神
王国；“七贤”中另一位阮籍，据《晋书·阮籍传》载：“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些是“竹林七贤”的基本情况。
而“竹溪六逸”呢？
“六逸”最具体表性的是大诗人李白，他曾被唐玄宗招入朝中，但无法融入那个政治集团，他曾抱着“天生
我才必有用”的心情融入政治，最后却“狂笑一声出门去，我辈本是蓬蒿人，富贵于我若浮云”，退出李唐王朝
的政治集团，之后他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写下大量浪漫主义诗篇，被称为“诗仙”。其他“五逸”大体亦是如
此。
由以上简要的介绍来看，“七贤”、“六逸”这些精神符号与王安石是格格不入的，王安石与神宗皇帝之间，
君臣相知堪称千古楷模，王安石晚年虽“罢政”退居钟山，却终其一生都未致仕，甚至王安石要“施田寺庙”、
“乞屋为寺”直至“终葬钟山”都有朝廷的恩旨，朝廷或丰厚或不丰厚的俸禄供养平生。对王安石来说，他与神
宗皇帝、与赵宋朝廷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七贤”之于曹氏集团与司马集团之间那般“你死我活”、格格不入的
关系，也非李白般“怀才不遇”于李唐王朝。王安石虽两次罢政，但他已经“君臣千古一遇”地得售于赵宋神宗
皇帝，他退出朝政后他曾经的变法措施总体上延续下去了，他委任的官员维持着神宗朝廷基本人事框架，他退居
钟山本身，己完成一个封建仕子“立言、立德、立行”的全部过程，他隐居钟山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层面影响
朝政，可说是人生的完美转身。所以，王安石《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提及“竹林七贤”、“竹溪六逸”不可
能是言自己，而是言王安石家中的另一人，即次子王旁。
就才华横溢的王旁历史上有限的记载来看，晚年王安石仅存的次子王旁，不售于科举正途，缺乏长子王雱那
样积极任事向上的志向。再玩上文引用的《钟山》诗云：“当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红楼贮绮罗。今日重来无一事，
却骑羸马下坡陀。”《宋史·王雱传》记载“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我们可以把“当年睥睨此山阿”
看作“睥睨一世”的一种表现，但《钟山》诗最后两句“今日重来无一事，却骑羸马下坡陀”则是不折不扣的“安
于现状、不再上进”的“气馁”心情，更是一种“竹林七贤”所奉行的“自然主义者”的传神写照，可说与王雱
“气豪”的气质，与王雱积极入世以建“立德、立言、立行”不世之功的态度，是不相及的两面，实际上通观《钟
山》全诗所写，反映的是王旁早年受父兄影响，也曾有“睥睨天下”的远大志向，但随着父亲的二次罢政，以及
兄长在激烈政治斗争中“一去不归”的残酷现实，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刺激，让他看到了神宗朝廷复杂的一面，以
致他从此终身无意仕途不售科第，这是一种人生心路历程，也是《钟山》诗是王旁而不是王雱所写证据之三。
须知，王旁若象其父其兄那样始终瞩意科举，他并不愁出身：王安石可以让他象其叔王安国那样，先跑到某
个地方教几年书，再由皇帝召见、答对，赐进士出身；也可以象兄王雱那样通过，以某种方式让王旁的业绩传到
皇帝的耳朵里，再委以高官；最不济，他都可以象他小叔王安上那样，纵使资历、能力都不够，也碍于王安石之
情面委以高官（神宗皇帝曾于放王安国归田里时，委任王安上“权发遣度支判官”的高官，藉此向王安石表达“并
非不重视王氏兄弟”之意），这里面有许多操作空间，于王旁的科举出身来说，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王旁只要自
己有主观意愿，“科举出仕”就不存在问题。
而事实上，王旁虽在江宁府只供了一个管粮料的小差使，实质上他终生都没有再在科举仕途上售身，这不是
他的素质不够，由上引三首诗来看，王旁的智商并不输于其父其兄；而他的小叔叔王安上，终身做不出几首象样
的诗，却因为一点小事之忿与人争吵，丢掉好不容易得来的高官，王旁的素质远在其上却不显于仕途，这表明他
已无主观意图了。而这种无主观意图的结果，亦可以从他性格“讦直”的元素中找到答案。性格直率、刚肠疾恶，
其实是“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王子猷、王旁他们共同的性格特质，王旁在对态亲子问题上再次烙下这一痕
迹。
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王旁可以因为亲生子长得不像自己，便率性而为，乃至于惊悸致死自己的亲骨肉，
这与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事体，虽表象不同，而实质上有着千古相通的神韵：为人任性而毫无理性，
遇事率性，不按常理出牌，美其名曰“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实际上，这类行事风格，于追求务实，敢任天
下事，且满脑子科举文章的王安石来说，实在是一种要命的哀伤。
王安石把王旁这种行事风格、这种家风，拿来与“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王子猷并列，对比，真正的用
意却是叹其不能“自赓酬”，终究难于养身自保；加之王旁酿致的家庭剧变，作为老父的王安石，生前时人称之
为“王夫子”，与孔夫子并列，退而居家却连最基本的“齐家”都做不好，如何去“治国、平天下”？由此来看，
王旁的精神实质，其实是王安石精神王国的掘墓者，王安石能不“侵寻衰境心无著”吗？
因此，王安石《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所担忧的“家风”才是成为他“侵寻衰境心无著”的真正根源，
亦是该诗的主旨所在。《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实质上，流露出王安石反对“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王子猷
他们率性“自然主义”的倾向。此亦可作为王旁不能由科举显身，靠父荫生存，并让王安石十分失望，且可能是
其在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原因。此其证之四！
以上王安石自己的书信、诗文以及魏泰的笔记，再次证明了，历史上王旁确有其人，但此人率性直真，不求
售于科举仕途，靠父荫谋职生存，其婚事不谐，家庭不睦，最后酿出儿子早夭、家庭破裂的惨剧。
此后，王旁婚事发展过程如何，从王安石现存的文集中再难检索到相关信息！
（四）
上文己考证，王安石次子王旁客观历史上确有其人。尽管如此，但在宋人笔记中对于王旁此人，仍有拂人思
维的记载。今人所看到的司马光《涑水纪闻》即载王安石俟雱卒后，立嗣子旁，也就是说，王旁是王安石在王雱
死后过继而来的嗣子，而非嫡子。
与司马光这则记载彼此呼应的是，李壁注王安石《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
属因有此作》诗时云：“韩诗：‘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此似喻玉汝之诸子。渊明五男儿，故云亦未贫。公
止有雱，而雱又清狂不慧，何以云此？若以财利言，恐非。”李壁此注表面看来，似谓王安石仅有一子王雱，印
证了《涑水纪闻》之记录，则“王雱死后王安石无嫡子说”，似乎有了天衣无缝的完整记录。
实则不然。
首先，我们把王安石《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诗完整录之于
兹以供讨论。诗云：“羁旅儿童得近邻，相知邂逅即情亲。当时岂意两家子，此地更为同社人。勋业弹冠知白首，
文章投笔让青春。万金虽愧君多产，比我渊明亦未贫。”
细玩王安石此诗题目，王安石谓“始与韩玉汝相近居”，又谓“今居复相近”，则王安石居处实前后两次比邻。
王、韩前次于何时相近居，暂不去考，但后一次“居复相近”的时间，由“勋业弹冠知白首，文章投笔让青春……
比我渊明亦未贫”三句来看，必是王安石二次罢相，晚年居钟山半山园时作。因为王安石诗中以陶渊明自比、自
况，则必定如陶渊明一样去位闲居；且诗中“勋业弹冠知白首”之句，乃是诗人对自己人生仕途总结之语，王安
石只有在第二次罢相后且真正不再以“复出”为念，才会有“弹冠知白首”之谓。王旁富诗才，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王旁与其父兄一样，早年胸怀宏志，睥睨山阿，王雱死后王安石必定瞩意次子王旁，再看诗中接下来“文
章投笔让青春”之句，表明王安石显然把希望和目光转注于后辈子孙，这此诗作于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刚居钟山
不久所写的诗，因为王旁思想上的变化，在王安石刚罢相时并不明显现，外人所知无多，也因为这样王安石才会
有“文章投笔让青春”之谓。
再看李壁注中谓“公止有雱”，我们所看到的李注，是元朝之后乃至明清时期转版，甚至多次转版之李注，
在元明清时期及其后，尤其是经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两次对中国历代文献大规模的“整理”，前历代
各家笔记、诗文中王安石次子“王旁”都已变成“王雱”，“王旁”之原名在中国各种文献中几乎消失殆尽，再因
“王雱”之名讹讹相传，前历代各家之原始内容已然模糊。所以，要掌握历史的真相，我们必须透过历史文献中
的这层迷雾，才能知道李壁诗注的本意。
李注“公止有雱，而雱又清狂不慧，何以云此？”李壁显然怀疑王安石诗中“万金虽愧君多产，比我渊明亦
未贫”之句不是老父比有儿之富。由李壁之疑可知，他显然把此诗定为王安石晚年所作，而且李壁知道王安石晚
年实际无子可与陶渊明来比，又如何能比的状态？！
李壁满腹疑团地接着注云：“若以财利言，恐非。”李壁否定王安石与韩玉汝、陶渊明比有子之富，却又找不
到其他合适的可比之处，这恰恰说明李壁原注为“公止有旁，而旁又清狂不慧，何以云此？”
由下文之考证可知，王安石次子王旁其实与其兄一样，于元丰七年或稍前，即三十岁左右英年早逝。王旁生
前娶临川本地女为妻，因生子长得不像自己而惊悸杀之，则王旁“清狂不慧”之名必为临川当时父老熟知。李壁
注王诗始于他谪居抚州期间，相去王安石逝世不过六十几年，他对王安石的家史必然相当熟悉，故有此注。
王安石长子王雱虽已于熙宁九年六月早逝，然而，直到元丰七年（或稍前）王安石身边还有“止子王旁”，
若李壁把此诗定为王安石熙宁九年至元丰七年前所作，则王旁生存于时，王安石与韩玉汝、陶渊明比儿之富，实
在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而且，王安石作于元丰三年的《王平甫墓志》中亦云“（平甫）子旊、斿，女婿叶涛，处
者四女。涛有学行，知名，旊、斿亦皆嶷嶷有立”，王安石以弟虽逝但有子“旊、斿亦皆嶷嶷有立”而感到庆幸，
而当时王安石只有一子王旁，这何偿没烙下兄弟俩天人之际，比有儿之富的嫌疑？
因此，由王安石本诗“文章投笔让青春”之句与李壁注诗“雱又清狂不慧（当是旁）”之句所体现的时间差
来看，王安石此诗很可能是熙宁九年十月底至十年这期间，刚到江宁或钟山“泝栰开新屋”时所作。
宋人极其注重“家”的建设，司马光《训俭示康》诚为千古家教的楷模。王安石与司马光虽政治观点不一，
但在“家”的建设上并无二致，这也是儒家“齐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据宋人笔记载，王安石赴京任职，在家居
地点的选择上，也是以相离司马光之远近，作为是否租赁的依据，以便把司马光治理家风的案例，作为教材以资
借鉴。王安石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即是跟随其父宦游仕途耳濡目染，以及其父言传身教的成功案例，王安石儿子
们深受他的影响，振奋有为，亦可说是他家风熏陶的当然结果。王安石《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
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诗，王安石表面上是写与韩玉汝、陶渊明比有儿之富，实质上反映的是王安石治
家理念，“文章投笔让青春”就是这种治家理念所隐藏的企图心的显现。
所有这些理念也好，企图心也好，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有儿之富或贫”。王安石晚年施田地、施园
屋给寺院营建功德可说，所为皆是子孙；王安石《添差男旁句当江宁府粮料院谢表》中云：“舐犊之爱，乃敢有
言。颜虽腆以知惭，心固甘于获谴。”这虽是上奏朝廷时，程式性的感情表达，刻画的却是王安石对儿子真实感
情，类似的诗文表章，在王集中可说是不胜枚举（部份上已引，且本篇下文继续阐述）。由此可知，对“家”的
建设以及关注子孙后代，是王安石晚年极其重要的思想常态，也是王安石晚年种种行为的核心所在。
故而，李壁《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诗之注，非但不能说明
王旁是王安石的嗣子，恰恰相反，这正说明王旁是王雱逝世后王安石仅存之子。因此，李壁之注并不能印证司马
光《涑水纪闻》“王旁是王安石过继嗣子”的说法。
王旁为王安石嫡次子，最有力的文献记载之证明，是上文所引的王安石《题旁诗》、王安石上朝廷的两道奏
表以及给耿天骘的两封书信，王安石这五篇文章，准确地证明王旁是王安石次子。
成书于元朝晚期的《宋史·王安石传》虽不载王安石有次子王旁；但宋朝杜大珪所著《名臣碑传·琬琰集》
（卷十四）之《王荆公安石传》（辑自《神宗实录》，今录自《琬琰集删存》卷三）则明确载：“（王安石有）子雱、
旁。”这种史载方式，是承认王旁是王安石嫡仲子，并与他嫡长子王雱并列而载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是记载
王旁是王安石嫡子的重要史学典藉之一；
王旁是王安石嫡子，对这进行准确而清晰记载的另一部史学典藉是《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虽未直接记载王旁生有一个叫王桐的儿子，但《宋会要辑稿》准确地定义“王桐是王安石亲
孙子”，再参照李壁注王安石《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诗准确地
注明王安石晚年罢相退居钟山时“公止有雱（当是旁）”，以及《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王荆公安石传》之“子
雱、旁”的记载，表明王安石除王雱、王旁之外没有第三子，加之王雱死后没有嫡子传世，则王桐必是王旁之子；
王桐为王安石亲孙，则王旁必是王安石亲子无疑。详细的考证请参考下文。
由此可见，“王旁是王安石过继嗣子”之说，是不可信的。再由司马光史学家的身份及其治史的态度，加上
下司马光与王安石政治交往之外对彼此家庭的认识来看，“王旁是王安石过继嗣子”之说，虽出现在司马光的《涑
水纪闻》上，但很可能是后来多事者附会上去的，而非司马光本人所记。

（未完待续） 回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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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楼

发表于 2010-7-9 16:24 | 只看该作者 3# 赤山先生

五、王旁官职引申的考析：临川城中王旁娶郡女
（一）
明确了王旁是嫡亲仲子的身份，再从王安石自己的表文中可知，王旁担任“勾当江宁府粮料院”职差，是王
安石罢相知江宁府时的史事。但在魏泰的《东轩笔录》中，王旁又担任过“太常寺太祝”的荫职。在所有的史料
中，笔者暂未再检索到王旁担任过其他的职务。
按王旁“太常寺太祝”一职，笔者检索到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有条关于王安石家庭
情况的记载：“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夫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
名师号，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为备礼嫁之。
“好事者戏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异。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叔献既殂，
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后休妻。’”
与王辟之这则记载其实是在别人己有笔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来的。
其源头大约仍是上文所引魏泰的《东轩笔录》（卷七），其原文完整录之于兹：“王荆公之次子名雱，实为太
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
斗哄。荆公知其子女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是时工部员外侯叔献者，
荆公门人也，娶魏氏女，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
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魏泰所记内容，在《墨客挥犀》里是这样记载的：“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抚州庞氏，逾年生一子，
雱素有心疾，至是与其妻不睦。丞相念妇之无罪，遂离而嫁之。是时侯叔献死，而其妻魏氏，帏箔不修。丞相表
其事而斥去。时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宋人《类说》（卷十六）则记载为：“王雱，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庞氏，不睦。丞相念妇之无罪，相离而
嫁之。时侯叔献死，其妻帏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时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旁嫁妇之事，宋人其他笔记，如孔平仲《谈苑》、《事实类苑》引赵檕《闻见杂录》等书皆有记载，可知此
事当为信史。众笔记中以魏泰说之最详，可能是魏泰与王安石家庭成员，尤其是王安国关系最近常有往来的缘故，
而魏泰并没有记载“郑夫人死后出家”之事。
至《宋人轶事汇编》书成时，录有《类苑》引《倦游杂录》中所载北宋另一宰相王珪夫人，死后乞做道士之
事：“熙宁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乞度为女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号
冲静大师。”并把“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与王珪夫人死后乞做女道士并列举引。
我们己无从知道王辟之谈谑“郑夫人死后出家”的原始史实为何，王辟之为宋朝人，他记这则笔记，当有某
种参照，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来好好审视其内容。
可以确知的是，历史上王安石的夫人并不姓郑，而是姓吴，吴氏夫人是王安石生前的惟一妻子，而且她于王
安石逝世后仍生存于世十几年。史证如下：
史证之一：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符元年九月，即1098 年）癸亥，诏故相王安石就京师赐第百间以上。”
朝廷以王安石名誉，赐第百间给谁住呢？
《续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续长编拾遗》卷十五）所载：“（元符三年五月戊
子）王安石妻吴氏，乞回纳所赐宅；诏依。”
《续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续长编拾遗》卷十六）所载：“（元符三年十一月
庚午）赐故赠太傅王安石妻越国夫人吴氏江宁府官屋六十间，以吴氏托蔡卞为家，旧有赐第京师，己纳朝廷，而
卞赴贬所，故有是赐。”
由以上史料可知，王安石妻吴氏至元符三年（1100 年）十一月仍健在，而元符元年朝廷所赐宅第正是给王
安石夫人吴氏居住。王安石生前把所居房屋捐入蒋山寺庙做功德后，其家庭成员已经没有固定的居所，靠租赁房
屋生活，而朝廷念及王安石生前对国家的贡献，有所赐赠。此为吴氏没有先于王安石而逝，其确证之一；
史证之二：
曾布日记《曾公遗录》卷七记载：“（元符二年五月癸卯）余又言：‘臣更有一事，与章惇以下久欲开陈，以
边事多，及蔡卞有嫌，故未敢启口。王安石家，陛下自绍圣以来恤之甚至，然子雱昨得馆职，不幸早死，近又赐
第。然安石止有一妻，寓蔡卞家，今已七十五岁，零丁孤老，至亲唯一弟吴赜，亦颇有文学，吕惠卿而下数以学
官荐之，以碍条不行，今安石妻欲其得一在京差遣。’上云：‘与一在京差遣。’又问：‘赜何官? ’众云主簿，上
云：‘有甚差遣? ’余云：‘章惇言，编敕局有阙可差。’上云：‘与遂除编一司敕删定官。’”
对上引史料考析如下：
① 由曾布与吴氏家族的关系，及其政治立场与王安石的相近，决定曾布日记此条所记史实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
性。同时，吴氏托曾布为弟吴赜请命于帝前陈其所愿，亦因为与曾布的这层关系使然；
② 曾布日记中“然安石止有一妻”之句，再次证明王安石除吴氏外，不可能有第二个妻妾之人，任何以王安石
有其他妻妾之说，都与史实相悖，不足信；
③ 至元符二年（即1099 年），王安石妻吴氏已经75 岁高龄，由此可知吴氏生于1025 年，小王安石（生于1021
年）4 岁。吴氏于此年，有一名叫吴赜的弟弟健在，且成为唯一与吴氏有血脉关联（成年且可入仕途）的至
亲；
④ 至元符二年（1099 年）已距王安石逝世之年11 载，而吴氏客观存在的亲孙子王桐，也即王旁嫡子，还没被
提及，作为王桐祖母的吴氏，要靠寓于自己女婿蔡卞家来生活，则王桐此年仍是一靠长辈眷顾的少年儿童，
很可能是他还不能独立生活，更无法承担孝敬祖母和养家的重责，极可能他还只有14 岁左右年龄；
经过上引史料考析可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录之郑夫人，既然不是吴夫人之讹写，再加上王安石止有
吴夫人这么一个妻子，而且吴夫人后于王安石而逝世，则可知这个王安石生前即死，临终前求“死后出家之郑夫
人”绝对不是王安石的夫人了。
但是，王辟之笔记内容虽说属“谈谑”之资，细玩笔记内容却颇费解道：考王安石一生，熙宁三年（1070
年）拜相，熙宁七年避位；熙宁八年（1075 年）复相，熙宁九年（1076 年）王雱死，王安石罢政；熙宁九年（1076
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
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1080 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
按上述王安石年表对照王辟之记郑夫人事迹时，王安石的官衔是“丞相王公”，若王安石以“使相”衔判江
宁府及领集禧观使，以及后面以“左仆射”衔为观文殿大学士，王安石虽不在朝堂做“宰执”，似乎尚可称之为
“丞相”，则“郑夫人死后出家”事必发生于（1076 年—1080 年）这期间；元丰三年（1080 年）后，王安石最
终定封为“荆国公”，则当时及后世皆称其为“王荆公”，则“王太祝生前嫁妇”必发生于1080 年之后。
但王辟之笔记大部份的“戏谑”内容，当与魏泰笔记中“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的记载有渊源，
而魏泰笔记中并没有戏谑的成份，且把两件事情的原委讲得清楚楚楚，今人看魏泰笔记中记载的这两事，也不能
说王安石处理有错，王安石这样处理，体现了王安石某种气度，也表明了王安石公正无私的一面。
但魏泰笔记所没有记载且发生于“王太祝生前嫁妇”之前的“郑夫人死后出家”之事，可能魏泰认为郑夫人
之事与反映“王安石的气度及公正无私”主旨不符而不记。王辟之以“戏谑”之旨，兼收并蓄地采用魏泰已记之
事，同时他又增加郑夫人之事，虽没有如魏泰那样详细，但我们知道，王辟之是宋朝人，他生年当去这些事情的
发生不远，所记绝非一点根据没有。
粗看王辟之所记三事，感觉是“王安石清官处理家务事太过可笑”，并对王安石家中两件不幸事多多少少有
“幸灾乐祸”的成份，这符合理学笼罩的年代，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王辟之所记对死人都不放过，其实留下很苛薄的印象，他应当知道这种记录会产生的效果，故以
“戏谑”带过，亦可谓他是以“戏谑”来减轻自己“不厚道”的罪过，却仍难逃其记载兹事体的准确表达特征和
具有超强驾驭笔锋能力的印象：记郑夫人之事时王安石的官衔，与记王太祝事时王安石官衔的微妙差别及这种微
妙差别背后的年代差距，王辟之拿捏精准，显然这则记载是经过匠心独运而记下的。如此看来，我们实在不能大
大裂裂地以“戏谑”之故对王辟之所记全部内容“一笑带过”或“轻轻抹掉”。
从上文曾布日记，我们确知王安石只有吴氏夫人一个妻子。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王辟之笔记中“郑夫人”也
是王安石的夫人，既然王辟之对事体拿捏掌握精准，王安石夫人之辨，这么巨大的错误难道王辟之会看不到？
须知，元符元年、二年、三年，朝廷对王安石妻吴氏夫人赏赐百间房屋、六十间房屋，于王安石身后来说，
可是他家庭里影响巨大的事情啊，这在当时社会也当有一定的轰动效应。作为宋人的王辟之对此会一无所知，以
至于王安石夫人究竟为谁氏，王妻倒底是吴夫人还是郑夫人，他会不知道？
从《渑水燕谈录》这部笔记来看，其实我们不该怀疑王辟之的素质。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是，王辟之的《渑水
燕谈录》在后世镂版雕刻流传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情况。
我们前文引用许多宋人笔记，它们对王安石两个儿子王雱、王旁的记载都十分混乱，比如魏泰《东轩笔录》
卷七，同样是记载王雱的儿子，前一条说“王雱王太祝惊悸致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后一条又说“王雱幼子夜啼，
并为越州僧愿成治愈”，这就给读者一个很矛盾的印象：王雱倒底几个儿子？他死的儿子是哪个，他治好的儿子
又是哪一个？而这种区别，我们通过对其内容进行考析，尚且能准确地区别出其中实际有“王雱之子”和“王旁
之子”的区别，你能说《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不知道这两子之区别？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轩笔录》，是在后世流传版刻过程中原文已被修改的版本，因为修改者并不知道“王
雱”与“王旁”之辨，所以把王旁的账笼统记在王雱的名下，这就给我们造成理解上的错觉及困难。不过《东轩
笔录》因版刻流传而导致文中字句出错，其他很多书藉都存在这种情况，王安石写其弟王安国的逝世日期也在后
世版刻过程中出现日期之错；王安石父亲王益逝世的日期，在曾巩文集的墓志铭中日期也出错，此类例子不胜枚
举。
《渑水燕谈录》完全可能同样是此类错误。因此，我们大胆设想，假设任何谣言、戏谑的源头都有某种被篡
改的史实作为基础的话，那么由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这则戏谑所扭曲的“郑夫人”，最可能的人物原形，在王
安石生前其家庭成员中，具有逝世后想出家而要奏请朝廷恩赐资格的惟一人选，就是王雱之妻了。
后世版书混淆了“王雱”和“王旁”的区别，假设王辟之把王雱夫人郑氏记为死后出家，又把王太祝“王雱”
夫人庞氏记为生前出嫁，后世读者不明白两个“王雱”的关系，那读者心中会是什么印象？一个最直观的数字印
象：作为宰相大人的王安石生前倒只有一个夫人，作为患有“心疾”的王安石之子“王雱”倒有两个夫人，这可
能吗？
曾任朝堂宰相的王安石一生若只有一个夫人，这在封建社会反而成为不正常的现象，堂堂宰相大人有个三妻
四妾，在宋朝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吴氏夫人就曾为王安石添置过一房妾室，是王安石自己退掉的。所以，在不
明历史真相的版刻者眼中，王辟之这则笔记存在巨大的篡改空间和可能性，而且这也符合读者的口味，大概这才
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错误的根源。
由上文可知，王雱之妻因早年丧夫而承受独处守寡之苦，又经历过两次子嗣早早夭折之痛，对一个女人来讲，
说她会“精神崩溃、心如死灰”亦不为过，再加上受王氏家庭成员奉佛风气的熏染，以及王安石施舍庐屋为僧寺
这一事体，主要是为王雱营建功德而与雱妻有直接关联，若王雱之妻于元丰年间早逝，确实可能会产生遁入空门
的想法；再加上其夫王雱生前博得的功名，逝世之后，又被朝廷追赠“左谏议大夫”，她生时亦当得到朝廷“诰
命夫人”之类的恩赐虚荣，她若想逝世后出家，当真需要王安石奏请朝廷给予恩赐，并且她也俱备这样的资格。
若这种推测属实，则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此条的原始记载当为：
“丞相王公长子雱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翁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名
师号，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次子旁，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为备礼嫁之。好事者戏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妇，
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异。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叔献既殂，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曰：
‘侯工部死后休妻。’”
然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见下文），王雱之妻是萧氏，亦非“郑氏”，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史料支持萧
氏早于王安石而逝。至于，萧氏究竟逝世于何时，尚需更多史料来充实，此处待考。
（二）
我们暂且停止对王氏家族诸夫人的探讨，回到本文叙述“王安石嫡裔嗣息”这个主题中来。
由上文征引《续长编拾遗》等史料以及曾布日记《曾公遗录》时，我们知道到元符元年（1098 年）、二年（1099
年）、三年（1100 年）时，王安石妻吴氏夫人还健在人世，但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健在的吴氏夫人当时实际上
是“寓蔡卞家”（曾布语），“托蔡卞为家”（李焘语），那她自己的家呢？
前文我们己确考王安石和吴氏夫人于长子王雱死后，还有次子王旁，以及王旁客观上还有一子王桐存于世间。
在封建时代，吴氏夫人若有子、有孙是不应当寓居女婿家的，因为女婿终究属于外家别氏。
但事实上，由上引李焘史料及曾布日记，吴氏寓蔡卞家至少三年以上，可算是长期寄家了，而王旁此时若在
世亦不过四十岁不到，为何不能自立为家？
上文引魏泰《东轩笔录》提及“荆公嫁妇”事，由王安石被封“荆国公”之年来推测，“荆公嫁妇”事当发
生于元丰三年（1080 年）以后。
进而考王安石《与耿天骘书二》所述“旁妇已别许人”事与“纯甫事失于不忍小忿”事同年发生。检《续长
编》卷三百八载：“（元丰三年九月丙寅）诏江南东路转运、太常少卿孙珪，权发遣提点刑狱、赞善大夫王安上各
追两官勒停。安上、珪交讼不实故也”则可知，王安石与耿天骘书信中所谈“纯甫事失于不忍小忿”事当指此事。
但李德身认为王安上事指“乌台诗案”，则发生于元丰二年，这与魏泰笔记所载矛盾，且“乌台诗案”虽与王安
上有涉，但王安上是无意间陷入其中，从某种意义来讲，王安上是冤枉的，他根本没有主观动机参与其中，故若
以为王安石“纯甫事失于不忍小忿”是指王安石事涉“乌台诗案”，则没有辨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故笔者理解王安石论元丰三年（1080 年）关涉王安石的事，是指“王安上与孙珪间交讼不实”之事。亦即
王安石《与耿天骘书二》中“旁妇已别许人”事也发生于元丰三年（1080 年），这与《东轩笔录》所载“荆公嫁
妇”事，在时间上完全契合。由此可知，魏泰所记史实拿捏分寸精准，这则记载当是信史。
进而考魏泰笔记内容，可分析出如下史事进程：
元丰三年（1080 年）九月左右荆公择婿嫁妇；
元丰二年（1079 年）至三年，当为王旁与其妻日相斗哄期（此期间，王安石当有一个耐心观察劝解过程）；
元丰元年（1078 年）至二年，当为王旁“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并得逞之期限（此子当一周岁左右）；
熙宁十年（1077 年）至元丰元年某天，当为王旁与庞氏女所生之子的诞生日；
综合上述各时间段，从元丰三年九月左右荆公嫁妇往前推算：以王旁结婚，旁妇庞氏女怀孕日，至其子生下
来，费时一年多几个月；婴孩刚生下来很难辨别象谁，需长到一定阶段才看得出象谁，而且此子是被王旁悸杀致
死，则可知小孩子已经能识别外人表情，亦可知王旁子被悸杀时，应该有一岁左右；小孩夭折后其母庞氏肯定不
会与王旁甘休，与王旁吵闹再合理不过，但于老父王安石而言，他绝不会立即作出什么决定，他对儿子及儿媳肯
定有一个耐心的劝解和观察期，亦当一年左右，只有在此之后，老父王安石才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为儿媳择婿
嫁之，这个结果确定后，这桩婚姻前后维持之期大约三年稍多、四年不到的时间。以此计算，若荆公嫁妇发生在
元丰三年（1080 年）十月，则王旁娶同郡庞氏女当在熙宁九年（1076 年）至十年的某月某天。
据《续长编》（卷二百七十八）载：“熙宁九年冬十月（1076 年）丙午（23 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
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则可知王安石于1076 年10 月
23 日罢政退居江宁，此前王安石在朝任重职，当没有时间去理会王旁的婚事。
但1076 年6 月己酉（25 日）王安石长子王雱逝世，且没留下沿续王氏香火的男丁，这在主观上极可能成为
王安石要求为次子王旁娶妻生子，以延续王氏命脉的动因，而且这可能是王安石当时最紧迫的事。而王安石罢政
后，朝廷虽让他主掌江宁，实据上他从没有进入江宁府衙理过事，王安石事实上的赋闲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处理
次子王旁的婚事。
再考魏泰《东轩笔录》中“王旁娶同郡庞氏女为妻”之句，以及《墨客挥犀》“取抚州庞氏”之句可知，魏
泰笔记中所谓“同郡”，是指此女与王旁同乡，是抚州府治（原临川故郡治）之女。“郡”之行政建制始于秦始皇，
至隋朝文帝时已行“扩郡置州”的行政建制，王安石自号“临川王某”云云，即渊源于“临川郡”故制。
王旁娶同郡女为妻，即是说此女亦是临川城中之人氏，则王安石要为次子王旁娶到庞氏女为妻，就要还归临
川一次，时间当在1076 年10 月23 日后，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他正在京师忙政务脱不开身，只有1076 年10 月
23 日赋闲后，他才有充足的时间，带着次子王旁回到故里——临川故郡。
有没有文献证明王安石这次行程呢？有。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有王安石《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诗，兹录之如下：
（其一）北轩名字经平子，爱此吾能为赋诗。山雨江风一披拂，箨龙还自有吟时。
（其二）仙事茫茫不可知，箨龙空此见孙枝。壶中若有闲天地，何苦归来问葛陂。
考正觉寺，王安石故里临川城中有，王安石寓居的江宁也有。故，王安石这首与正觉寺有关的《题正觉院箨
龙轩二首》诗，被后世许多学者拿来与王安石另一首《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混为一谈，以为两诗是写同一座寺
院。若这样理解，这其间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地方。细辨王诗中这两首与正觉诗有关的诗，有许多不同处：
一、两诗的写作体裁不同：《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是明显的叙事诗。而《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是写意诗（上
文己辨，此不累述）；
二、写作的时间地点不同：《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诗中暴露写作地点的句子为“何苦归来问葛陂”。所谓“葛陂”，
用的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葛诸亮山东琅琊祖居地名的典故。王安石诗中用“葛陂”典故，表明他此时以诸葛
丞相身份自喻，这就注明了他此次还归临川的时间段，以及寺中正觉寺的所在的城市。王安石祖居地在临川，
这是没有疑问的。“葛陂”这个典故，正表明这首诗中所述“正觉诗”在王安石的祖居地临川城中非江宁的
正觉寺；这个典故同时也表明，王安石还归祖居故里临川城的时间，是他熙宁末年罢相后不久；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虽二次罢相，其实罢的是宋朝官制中的“宰执”，但他仍具丞相身份。王安石熙宁
十年六月上《乞宫观札子五道》中讲道：“幸蒙恩释重寄，尚兼将相之官。”意思是，他现在虽蒙幸皇帝天恩，
卸下“宰执”重寄，但仍兼着节度使军职和丞相（使相）之位（王安石“使相”衔至元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方乞还（罢节钺））。则表明此诗当作于这期间；
而《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暴露写作地点的句子为“此地七贤谁笑傲”，用的是魏晋易鼎时“竹林七贤”
的典故，而江宁正是魏晋六朝故都金陵之故地，“此地七贤”这句表明诗人所处的位置在六朝古都，故这首
诗中的正觉寺在江宁。
况且，《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诗中用“箨龙空此见孙枝”句，用“孙枝”的典故，更准确标明了这两
首与正觉寺有关的诗，分属两地、两座寺院，而根本不可能是写同一座寺院的史实。孙枝，指树干上长出的
新枝（若指人喻孙儿），如：《太平御览》（卷九五六）引汉·应劭《风俗通》：“梧桐生于峄山阳岩石之上，
采东南孙枝为琴，声甚清雅。”《古文苑·沈约〈箎〉诗》：“江南箫产地，妙响发孙枝。”章樵注曰：“诗言江
南之地，产竹多良，可为乐器，孙枝又其特异者也。”唐·元稹《桐花诗》序：“及今六年，詔许西归，去时
桐树上孙枝已拱矣。”佛陀菩提树下顿悟后至各地传教，寺院也随之遍布各地，各寺院本着佛陀的尊仰，纷
纷折下菩提树上的一枝插植本寺以示佛源，中国佛教徒所谓“千年辞故国，圣树有孙枝。”即指佛教自印度
东传的历史掌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赋诗“菩提圣树有孙枝，想见如来悟道时。愿住世间常护法，
百千万劫以为期。”以赞某法师，故而孙枝成了佛法传播的体现。正觉寺，在佛教宗派众庙中也衍于各地，
临川城中的正觉寺也是其孙枝之一。王安石诗云：“箨龙空此见孙枝。”表明临川城中的正觉寺是众孙枝之一
的事实。只不过王安石在他诗中，把临川城中的正觉寺看作是江宁正觉寺的“孙枝”而己（据此可知，江宁
和临川城中的正觉寺都有箨龙轩）；
三、写作心境和时期不同：《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中“爱此吾能为赋诗”句，表明诗人当时心境明快。而“山
雨江风一披拂，箨龙还自有吟时”表明王安石刚刚经历了一个政治历程；而《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写的
是诗人“侵寻衰境心无著”的心境（上己辨），这两种心境，亦准确地表明两诗写于两个时期，诗人有过两
种不同的经历；
四、两座寺院地貌不同：由《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风玉萧萧数亩秋”句来看，江宁正觉寺院周围是一片竹林；
由《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北轩……山雨江风一披拂”句来看，这所正觉寺的箨龙轩在寺的北面，且依山
临江，这与临川城中正觉寺的地理情况一致，北宋时临川正觉寺建于犀牛山上，临水（旴江下游）在正觉寺
西北面与汝水汇合流入鄱阳湖。这亦说明《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是临川城中所作；
五、王安石在江宁寓居，有来探望他的故人，每每会到江宁正觉寺吟咏一番，而王安石自己念及故乡祖居时，也
会借正觉寺一表“身在异乡，心寄祖茔”之情，这在王安石心中，可能理解为“江宁正觉寺”与“临川正觉
寺”，孙枝相连，寓情相通之意。王安石逝世几百年后的近人蒋介石，寓居台湾而不能归，往往借台湾慈湖
之景望故乡浙江奉化慈湖之景，以纾乡情；明清时期，许多江西“江右商帮”人员远赴西南云、贵、川等地
经商往往不能归来，于是他们也总是以所在地拟以故乡之名来解思乡之情，如贵州省兴义县何应钦故居周围，
即有“江西坡”等等地名，这些现象，皆是历史时空上下数百年“移游之人”逃不脱乡情的体现，于王安石
亦不例外。
由王安石《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的考析可知，王安石确于熙宁末年还归临川一次。
再检索《临川先生文集》有《过故居》诗一首，云：“泝栰开新屋，扶舆绕故园。事遗心独寄，路翳目空存。
野果寒林寂，蛮花午簟温。难忘旧时处，欲宿愧桑门。”
古人以“桑梓”拟故里；以“故居”拟“祖宅”，这首诗中有“故居”、“桑门”已浅显而明白地告诉我们，
王安石所写为临川城盐步岭祖宅，所到为临川城故里。但很多学者罔顾诗中的这些关键词，而强解此诗为元丰七
年（1084 年）王安石乞半山园为僧寺后所作，这样解诗也随即漏洞百出。李德身教授在《王安石诗文系年》中
说：“新屋，指僦居金陵秦淮之小宅也；故园，半山园；桑门，沙门也，即故半山园，今之报宁寺。”以此我们来
进行以下讨论：
一、若“新屋”是指王安石在秦淮河畔所租赁的小宅，则小宅当是房东早就盖好的，王安石只要付款，租现
成的就好，纵然需要作些移梁换柱的折补工作，也不能算是“新屋”，为何诗中称“泝栰开新屋”？而“泝栰开
新屋”的真正情形，在王安石《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诗中作过真实的描写，诗云：“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
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沟西雇丁壮，担土为培塿。扶疏三百株，莳梀最高茂。不求鵷鶵实，但取易成就。
中空一丈地，斩木令结构。五楸东都来，斸以遶檐溜。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赎鱼与之游，餧鸟见如旧。独
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于“无处”生“有”，这是王诗中真正的“泝栰开新屋”！
二、诗中“路翳目空存”是倒装句，若倒回来即是“路翳目存空”，意谓王安石去看故园时，故园已颓毁再
也看不到，这个“空”与前句“事遗心独寄”之“遗”相照应，意谓故园虽已颓毁，故园中曾发生的事情心中还
记着；也与“难忘旧时处”中之“难忘”；与“欲宿愧桑门”中“愧”字一一照应。全诗统读起来的意思是：我
已溯江而上在江宁城白下门外开地盖了新屋，现在乘着车子绕行临川故里，故园里发生的往事历历在目，藏于心
中挥之不去，通往故园的道路依然象从前那样阴翳，祖宅故园却已变成空地，周围花果树林仍象以前那样寂静、
温馨，我不能忘记故里的一草一木，没有修复故园却在别处新开屋基，对故里这片土地我心中有愧啊。这首诗，
写的是一个老大归家的赤子，对已经颓败失修的故园愧疚之情。与王安石元丰七年乞半山园为僧寺营建功德之意
毫不相干。若硬是牵强到半山园，再把“路翳目空存”套到半山园，难道报宁诗成了空？或者说，难道王安石施
舍半山园为僧寺后悔了？强解诗义，思之不端。
三、《过故居》诗中描写的故居地理位置与《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所描述的江宁半山园地理环境有别：
半山园周围的环境是“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沟西雇丁壮，担土为培塿。扶疏三百株，莳栋最
高茂”，是“杨柳萧萧白下门”；而《过故居》中描写的故居周围的环境是“路翳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蛮花午簟
温”；《过故居》诗中所描写的环境，与《忆昨诗示诸外弟》所描写的故居环境一致：“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
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由《忆昨诗示诸外弟》对祖宅故居的描写来看，王安石临川盐
步岭故居的垣墙低矮，呈圆形，在临川香楠峰顶。而王安石在白下门外营建的新居命名为“半山园”，烙下了其
临川故园的影子，与其正觉寺中以“箨龙孙枝”寄托思乡之意相同，王安石虽居江宁半山园，却并未忘情临川故
园。《过故居》与《忆昨诗示诸外弟》两首诗中描写故居周围都是“花果万树成林”；而由《示元度（营居半山园
作）》和《封舒国公三首》两诗来看，半山园原筑在一低洼的池塘边，园的周围担土筑培塿，杨柳扶疏三百株，
这一点又与《过故居》所写故园周围环境形成截然的对立。据此而论，说《过故居》是半山园故居，似有不确。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以《泝栰》的题目载这首诗，李壁注曰：“一作《过故居》。”显然李壁认为王安石这
首诗写的是王安石临川城盐步岭的故居，可惜李壁这一正确的注脚不为人所重，大概人们不知道王安石何以这年
还归临川之故吧。
关于王安石半山园营建于何时，历来没有明确的记载，包括《续建康志》，只记载半山园是“筑第于白下门
外，去城七里，去蒋山亦七里”，未明构筑年月；蔡上翔《年谱考略》谓元丰五年筑，显然是错的，不从；顾栋
高《年谱》谓元丰二年筑，李德身遵从，然亦错，不从。
江宁半山园之营建计划，早在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 年）第二次赴京拜相时就已经确立下来，他《送张拱
微出都》诗云：“……子今涉冬江，船必泊蔡洲。寄声冶城人，为我问一丘。”即谓谋购半山基址筑园。所以，王
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城后，即当开始建筑半山园，王安石也可借此向皇帝表明自己“乞宫祠”的本意，至元丰
元年封舒国公时（即1078 年），半山园当已筑成。其《封舒国公三首》（其一）云：“陈迹难寻天柱源，疏封投老
误明恩。国人欲识公归处，杨柳萧萧白下门。”诗中明确让人到白下门外的半山园去找他，则可知其半山园当已
经构成。
据《续长编》、《宋史》记载，王安石封“舒国公”的时间，是元丰元年（1078 年）正月，故王安石这首《封
舒国公三首》诗当作于这年正月或稍后。而《过故居》诗中所叙述诗人过故居的经过是，那边王安石雇丁壮在“泝
栰开新屋”；这边王安石自己“扶舆绕故园”，这表明两个举动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这里面所隐藏的时间点，恰恰
与《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诗中考析出的王安石还归临川的时间点，以及王安石构筑好半山园不久就受封“舒国
公”的时间点一一契合。
由此可知，《过故居》、《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都是王安石熙宁末年第二次罢相后还归临川时所作，亦可谓
这三首诗与宋人《东轩笔记》、《墨客挥犀》中所记内容，与王安石熙宁末年还归临川的史实相互印证。
以上确定了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还归临川的时间，在熙宁末年（1076）至元丰元年（1078 年）这段时间，
再由《过故居》中“野果寒林寂，蛮花午簟温”之句来看，王安石此次还归临川当在秋冬季节。王安石这年还归
临川的主要目的，是要为其次子王旁娶郡女庞氏为妻。由此可知，魏泰《东轩笔记》和《墨客挥犀》所载王旁娶
同郡庞氏女为妻，有娶妻的时间，也有娶妻的主观、客观的原因和动机，更有诗作辅证，故魏泰《东轩笔录》和
《墨客挥犀》所记此事，当属确史。
（三）
王旁熙宁末年至元丰元年结婚，那他生于何年呢？亦可谓他结婚时是多少岁呢？
据曾巩《永安县君谢氏墓志铭》有“（王旁曾祖母谢氏）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既卒之百有五十一
日也。……其曾孙曰某，曰某，曰某”之句，谢氏之葬，就曾巩所作墓志铭来看，当是王安石及其堂兄弟王沆主
理的，则《墓志铭》中谢氏曾孙三人虽未言其确名，但据曾巩《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王旁祖母吴氏）
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师……孙男九人，雱、旉、旁、旊、斻、防、斿、旂、放”所载之孙男九人长幼顺序，
则王安石祖母谢氏之曾孙三人很可能就是吴氏孙男九人中前三人之王雱、王旉、王旁（后六人可能皇祐五年时还
未出生），而谢氏于皇祐五年（1053 年6 月14 日）逝世，151 天后下葬即1053 年11 月下旬，这个时间点王旁已
经出生，这一年距王安石熙宁九年底第二次罢相已经二十三年。
王旁之父王安石丁其父王益之忧三年后，庆历二年（1042 年）考取进士，庆历三年（1043 年）22 岁时还归
临川结婚；王旁之兄王雱，与其父王安石丁祖母吴氏老夫人之忧服除后，治平四年（1067 年）考取进士，随后
与父还归临川，熙宁元年（1068）24 岁时结婚。
依照王安石家族的这种规律，王安石可能最初也期待王旁考取功名后，再回归故里迎娶新娘，但王雱一朝先
殂而且无后，这可能推前了王旁的婚事。若此，则王旁结婚之年当在二十几岁。
参考曾巩《谢氏墓志铭》所记，我们也暂定王旁24 岁结婚（应该前后一二年吧），则王旁当生于1052 年左
右（参考上文，王安石“群牧子”生于1055 年），到1086 年王安石逝世日期，王旁当三十四岁左右；再到元符
元年（1098 年）、二年（1099 年）、三年（1100 年）时，王旁之母吴氏夫人寓蔡卞为家期间，王旁亦当四十几岁
不足五十岁吧，他当与生于1058 年的蔡卞年龄相仿，按理恰逢壮年时期，正值尽孝养亲之时，为何王旁要寄亲
于妹（姐）夫家呢？
再由曾布日记“寓蔡卞家，今已七十五岁，零丁孤老，至亲唯一弟吴赜”的记载可知，至元符二年（1099
年）当属吴氏夫人至亲的儿子王旁，被曾布排除在吴氏夫人至亲名单之外而没有提及，却独提吴氏夫人的弟弟吴
赜，还道王旁的老母亲吴氏夫人“零丁孤老”，则说明王旁早己不在人间了。这是王旁早己逝世的引证资料之一。
那么，王旁究竟于什么时间去世了呢？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寻：
检索1086 年王安石逝世时，张舜民写有《哀王荆公》七绝四首，其中一首现录之如下：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按古礼制，父母死，儿子须丁忧守孝三年（王安石本人随父亲丁过祖父之忧居临川三年，亦在江宁丁父母之
忧或三年或两年），而待王安石自己逝世时，从张舜民《哀王荆公》“恸哭一声唯有弟”来看，王安石灵堂上该出
现于丁忧场合的儿子——王旁，并没有出现，要知道王旁这年三十岁左右，正当而立之年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须知，无论张舜民的政治立场如何（实际上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两边交好的人物），张舜民作为王安石同
时代人，若三十岁左右的王旁出现在其父王安石的灵堂前，张舜民的诗绝不敢说“恸哭一声唯有弟”之语。
而且，王旁虽科举不售，但还因父荐得到朝廷“勾当江宁府粮料院”的职差；因父荫得到朝廷“太常寺太祝”
的恩职，而从张舜民诗中“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的句子来看，本应有的爵，成
了无；本应有的张罗，没有出现，这只能说明，王旁显然早于王安石逝世了。这是王旁早己逝世的引证资料之二。
由张舜民《哀》诗中“恸哭一声唯有弟”句来判断，王安石的丧事当是其弟操办的。
检索《续长编》（卷三百七十六）记载：“知江宁府王安礼言：‘蒙恩移知青州，缘兄安石丧亡，见谋葬事，
无得力子弟营办，乞终满此任。’诏如其请，仍上新差知青州告毁之。（四月四日，安礼除青州。）”
王安礼向朝廷陈言王安石逝后“无得力子弟”为其营理身后丧事。亦说明这年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王旁早己
逝世。王安石生前曾奏请朝廷给次子王旁特恩加以荫职，则朝廷对王旁应清楚在档，王旁若于1086 年王安石逝
世时还在人世，则作为朝廷大臣的王安礼，在上奏朝廷的言语中是绝不敢说“无得力子弟”之语，而王安礼这样
说了，唯一的解释是，王旁早于乃父先死了。也只有这样，王安石身后无成年男丁营理丧事，朝廷才会恩准王安
礼于他当迁官时不迁官，而留守江宁一手兼职操办其兄王安石的丧事。这是王旁早己逝世的引证资料之三。
由此可知，李焘所著《续长编》所记王安礼上奏朝廷之言，证明了张舜民诗中所记情形与史实的契合，亦说
明：王旁当逝世于1086 年5 月之前。若王旁先于其父而逝，则在王安石的文章中该会有所记载吧！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我们再来细读王安石《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札子》云：“臣幸遭兴运，超拔
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负地，感涕难胜。顾迫衰残，糜捐何补。不胜蝼蚁微愿，以臣今所居江宁府上
元县园屋为僧寺一所，永远祝延圣寿。如蒙矜许，特赐名额，庶昭希旷，荣与一时。仰凭威神，誓报无已。”
以及王安石《诏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及赐寺额谢表》云：“臣某言：基迹丛祠，冀鸿延于万寿；锡名扁榜，窃
荣遇于一时。臣生乏寸长，世叨殊奖。贱息奄先于犬马，颓龄俯迫于桑榆。独念亲逢，莫有涓埃之补报；永惟宏
愿，岂忘香火之因缘？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诚，特加美称。所惧封人之祝，终以尧辞；乃尘长者之园，遽如佛许。
仰凭护念，誓毕熏修。臣无任。”
据李焘《续长编》载：“元丰七年（甲子，1084）六月戊子（20 日），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
县园屋为僧寺，乞赐名额。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爱其子雱，雱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
为不近人情者，雱实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
雱求救于佛也。’（此据《邵氏闻见录》增入。）”
由李焘《续长编》在此条中，引用邵伯温的笔记说王安石乞园屋为僧寺的原因，是他“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
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李焘作为一个治史严谨的史学家，在这里引用一个庸人《聊
斋志异》式的鬼怪笔记充入正史，误导后世读史者评判王安石乞园屋为僧寺的真实原因，实在太掉他这个严谨治
史的史学家身价了。还好，李焘在其进呈《续长编》这部史学著作给朝廷时，附带一道《进状》奏章自称：“（他
写这部史著的原则是）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而且他在此条中也附带申明“鬼怪说”
是邵伯温的，他只是引用而已，判断对错与否，则靠“后之作者”自己了。因此，我们把李焘《续长编》此条中
邵伯温的垃圾清理后，可以确知：王安石《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札子》上于元丰七年（1084 年6 月20
日），而《诏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及赐寺额谢表》当作于这稍后不久。
我们再来比较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十二月四日（1076 年12 月4 日）上奏的《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录
之于兹：“臣父子遭值圣恩，所谓千载一时。臣荣禄既不及于养亲，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
得禄赐及蒙恩赐雱银置到江宁府上元县荒熟田，元契共纳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　废}一万七千七百七
十二领，小麦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钞二十四贯一百六十二文，省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为
臣父母及雱营办功德。欲望圣慈特许施充本寺常住，令永远追荐。冒昧天威，无任祈恩屏营之至。取进止。”
以及王安石《依所乞私田充蒋山太平兴国寺常住谢表》云：“臣某言：缘恩昧冒，方虞慁上之诛，加意畀矜，
遂窃终天之幸。伏念臣少尝陻阨，晚误褒崇。荣禄虽多，不逮养亲之日；馀年向尽，更为哭子之人。追营香火之
缘，仰赖金缯之赐。尚复祈恩而不已，乃将徼福于无穷。伏蒙陛下眷遇一于初终，爱恤兼夫存没，特挠常法，俯
成私求。虽老矣无能，莫称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岂忘结草之酬？臣无任。”此表作于1076 年12 月4 日稍后
不久。
为方便表达，在王安石这四份奏章中，我们把王安石作于熙宁九年（1076 年12 月4 日）《乞将田割入蒋山
常住札子》及对应的《依所乞私田充蒋山太平兴国寺常住谢表》称为“熙宁九年奏章”；把王安石作于元丰七年
（1084 年6 月20 日）《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札子》及对应的《诏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及赐寺额谢表》称
为“元丰七年奏章”；
仔细审读及比较王安石这四份奏章，惟一相似的地方是，“熙宁九年奏章”与“元丰七年奏章”都涉及到“奄
先朝露”和“贱息奄先于犬马”这种表述，这四份奏章意思都是在表达王安石因为儿子死了而想追营香火之缘，
故而王安石有先于熙宁九年“割田入蒋山太平兴国寺”营办功德之举，后于元丰七年“以园屋为僧寺”再次营办
功德之举。
熙宁九年之举，王安石奏章己明白说是为“王雱及王安石其父母”营办功德，而元丰七年之举，王安石奏章
中并没有再点其所营办功德者之名讳，这就给后人造成又是为“王雱及王安石其父母”再次营办功德的错觉。
而实际上“元丰七年奏章”与“熙宁九年奏章”所陈营办功德之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交集。假设“元丰七年
奏章”之功德事，是对“熙宁九年奏章”的追加，则为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目的，王安石后面的奏章一
定会以某种措辞，提及熙宁九年己办功德之事，以及为什么要追加办理的原因，如此让皇帝也能明白所以然。但
反反复复审读“元丰七年奏章”，王安石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不存在这类措辞，则“元丰七年奏章”所陈功德
之事必不是“熙宁九年奏章”的追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元丰七年奏章”中“幸遭兴运，超拔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负地，感涕难胜。”和“冀
鸿延于万寿；……世叨殊奖。贱息奄先于犬马，颓龄俯迫于桑榆。独念亲逢，莫有涓埃之补报；永惟宏愿，岂忘
香火之因缘？”之句，必不是陈述王雱，因为王雱至此年己死超过八年了，八年后王安石再来对神宗皇帝说我父
子“幸遭兴运，超拔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则为时己晚，这不但不能显示他这个臣子对皇帝的感激之情，
相反本该在八年前说的话没说，现在来说恰恰暴露王安石对皇恩的不领情，相对于文学大家的王安石来说，他会
这么措辞，自己打自己嘴吗？
第三点：既然“元丰七年奏章”不是指王雱，前文我们己考析王安石次子王旁，终身不售于科举，但朝廷
还是委以差事，赐予“太常寺太祝”恩职，这符合奏章中“超拔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负地，感涕难
胜”之句的意义；而且奏章中谓“贱息奄先于犬马”，表明这位逝者死于任上，而王旁即便活到1086 年王安石逝
世时也才三十几岁，而元丰七年他正当年富力强且在其职任之上，若他此时逝世则正符合“贱息奄先于犬马”之
谓。
由以上三点分析可以判断，王安石“元丰七年奏章”所陈情营办之功德，必是其次子王旁无疑。元丰七年
王安石曾大病一场，两日不能言语，则王安石此病极可能就是因王旁之逝而引起的。凭王安石“元丰七年奏章”，
完全可以断定王旁当于元丰七年（1084 年）逝世。
至于宋人邵伯温笔记中附会王安石“元丰七年奏章”所陈，是因为看到王安石“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
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纯属瞎扯，王安石梦中之事，他邵伯温何从知晓？这种《聊斋志异》
式的鬼怪邪说，只有鬼怪邪恶之人生得出来，不值一驳。
实际上王安石熙宁九年舍田入蒋山寺，面对的是，王雱先后至少有两个婴孩子早夭。这在王安石看来，不
仅仅是王雱的不幸，同时也是王雱祖上（王安石父母）的不幸，“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这才是王安石
割田入寺的本意，“为臣父母及雱营办功德”，以荐祖宗之德。当然，这种主张或许更多的是王安石妻及儿子王雱
之妻的主张，因为她们比王安石更加虔诚礼佛。更详细的分析见后文《临川城中王雱娶佳人》
而后世诬蔑王安石、攻击王雱者，竟以此为题材演绎出“王雱地狱受苦，王安石营建功德以救之”的神话故
事，在愚昧者看来极有市场，真正体现的其实是诬蔑者自己的无奈和龌龊！
由此我们知道王旁死于元丰七年（1084 年），先王安石近两年而逝，由此我们才明白张舜民《哀》诗中“恸
哭一声唯有弟”以及王安礼奏言中“无得力子弟营办”的真正原委。
（四）
我们知道王旁之子王桐客观存在，但张舜民的《哀》诗，以及王安礼向朝廷的奏言均未提及王旁的这个儿子
王桐，甚至十三年后的元符二年（1099 年）曾布仍未提及王桐。
曾布未提及，其用意是为完成吴氏夫人交待的向哲宗皇帝推荐吴赜到京师任职，其视角是以“成年及能出仕”
为准则，而王桐根本没有到达出仕的年龄，甚至不能解祖母“零丁孤老”之忧，则其年龄可能就十五岁左右；
同样，张舜民《哀》诗以及王安礼向朝廷的奏言皆未提及王桐，更加证明王旁再婚后生的这个儿子王桐，其
时年龄不但尚幼，或者就是一个尚在襁褓中不能抱以示人，不会开口说话的婴孩，根本无从谈及哭丧，因而张舜
民及王安礼两人诗文及奏言皆不述及。
由王桐年龄如此之小，我们可以判断王旁再婚当于1083 年前后，距元丰三年（1080 年）荆公嫁妇约三年左
右，再婚后的王旁约于1084 年初生下王桐，至王安石逝世的1086 年，王桐约两岁左右。王旁、王安石本人于王
桐出生时，前后约两年左右的时间跨度（1084 年1 月——1086 年5 月），相继撒手人寰！
因为，若王桐生于1084 年1 月甚至以前，则可能王桐生下不足一岁王旁就死了，到王安石逝世时有两岁左
右，到元符二年（1099 年）则有十五六岁左右，为古人弱冠之龄，于王氏血脉独存而言，祖母吴氏当耿耿为其
谈婚论约以保障王氏香火；若王桐生于1085 年前后，则王桐可能是王旁的遗腹子，到元符二年不过十三四岁，
还可说是不谙人事的少年儿郎，吴氏七十五岁高龄考虑的是成年人之的忧愁，曾布谓之“零丁孤老”当言之不差，
且以曾布立足为朝廷荐仕的视角来看，王桐一个十三四或者十五六岁的少年儿郎当不在视野之内，故谓吴氏“至
亲唯一弟吴赜”，则是情理当中的事，这也符合张舜民《哀》诗以及王安礼向朝廷奏言时皆未提及王桐的事理逻
辑。
考王安石《一日归行》诗云：“贱贫奔走食与衣，百日奔走一日归。平生欢意苦不尽，正欲老大相因依。空
房萧瑟施穗帷，青灯半夜哭声稀。音容想像今何处，地下相逢果是非。”
此为悼亡诗无疑，但此诗所悼何人，以及作于何时，历来学者诸说纷纭。李壁注此诗，曰：“《一日归行》，
恐是元丰末年时作。”但李壁并未注明确期，也未注明所悼何人；而沈钦韩注曰：“此诗殆为吴夫人殁后作也。”
可能沈氏依据的是诗中“贱贫奔走”寓意夫妻至亲之义，但于后面“正欲老大相因依”之义不合，夫妻“贱贫奔
走”言之尚可，“老大相因依”则是长辈对下辈，父亲对儿子之语，况且王安石妻后王安石十数年而殁，沈氏之
注不妥；李德身引《续长编》（上引元符三年十一月载文）已指出沈氏之非，且注意到“老大相因依”之语而确
定是父悼子之作，甚是。李德身认为是王安石1076 年（熙宁九年）悼长子王雱之作，则不能解释本诗“贱贫奔
走食与衣”之义，因为王雱治平四年考中进士，不久即在朝廷任高职，并且实际上是于“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
任上逝世，而此时王安石也正在朝廷任宰辅，父子两人当时仕途可谓显赫一时，实与“贱贫奔走食与衣”之义不
合，故不当是王安石1076 年悼王雱之作。
考王安石家中惟次子王旁是唯一一个不以科举出身，勉强靠父荫之职谋取衣食养身的男性成员，至元丰末年
王安石也罢相钟山多年，恰与“贱贫奔走食与衣”之义相符；上文己分析王旁当逝于1084 年6 月以前，也正是
元丰末年，与李壁之注不谋而合；况且，诗中“平生欢意苦不尽，正欲老大相因依”之句若是1076 年悼王雱，
则王安石于其时如何知道次子王旁不能考取功名，不能如其兄般显赫一时？而诗中王安石谓“平生欢意苦不尽”，
则是绝了最后一丝希望的语气，“正欲老大相因依”言外之意是，如今自己已是老大之身却没了“因依”，亦谓最
后的依靠没有了，故由王安石这首《一日归行》诗，当作于1084 年为悼念次子王旁之作无疑。
由王旁于王桐婴幼儿时期就逝世，这在王安石夫妇看来，王桐的生存问题才是王氏家族最关心的问题。
考王安石这个家庭所经历婴儿早夭的事：“鄞女”，生一年两个月而夭；“群牧子”，生两年而夭；王雱“夜啼
子”及“遗腹子”皆没能生存下来亦是早夭；王旁初婚生一“不类己子”因王旁惊悸而夭；王安国生有一与王安
石群牧子同时夭折子，此为王安石家庭有文字可稽的早夭婴儿：一女一子一侄三孙共六婴孩，数量如此之巨，待
到王桐初生而王旁即逝，世事不遂，人事无常，王安石夫妇屡经家庭成员或夭或逝，有谁能保证风雨飘摇中王氏
这惟一的血脉——王桐，能顺顺利利、康康健健生存下去？王安石能不焦灼吗？
这可能是王安石在睡梦中都会担心的问题！
总结上文，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王旁生于嘉祐年间（1054 年），逝世于元丰七年左右（1084 年），生年亦不
过三十岁左右，寿年与其兄差不多（具体日期，若将来某天找到王旁墓及其墓志铭则知其详情）。
附档：
行文至此，我们插析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密的王安石《梦中作》一诗，分析如下，诗云：“青门道北云为屋，
大垆贮酒千万斛。独龙注雨如车轴，不畏不售畏不续。”
此诗，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引李壁注，“诗云：‘青门道北云为屋。’李注：‘长安城东第一门，曰青城
门，或曰青门。’盖以喻京师也。诗又云：‘独龙注雨如车轴，不畏不售畏不续。’与《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所
云颇为相应，或为先后作。”
检索“《续长编》第三十七册载：‘庆历六年五月甲申京师雨雹地震。’《宋史仁宗纪》亦载此事，诗即是时作。”
很显然，李德身参照李壁注诗，以及诗中的天气写照，而断定王安石这首《梦中作》诗写于庆历六年（1046
年）。在此，笔者断不敢苛同。原因如下：
首先，王安石这首《梦中作》，从题目即告诉我们，此诗是属写意诗。而李德身、李壁把此诗定为庆历六年
王安石到京师时所作，那这首诗就成了叙事诗了，这就把王的此诗性质弄错；
其次，若把王安石这首诗定为庆历六年作，而王安石庆历二年即己高中进士，可谓早就科举得售，而诗中于
得售后再写“不畏不售”，这是明显的矫情，王诗中很多意气风发之诗，但却找不到一首“矫情”诗；
其三，若王安石真如诗中所言，是到京师“待选”而写下“畏不续”之意，这与王安石生平史实不合。王安
石庆历二年高中进士第四名（实则第一名），可谓不担心朝廷不放官职。而历史上，青年时期的王安石并无追求
优悠官职之意，相反他屡求外调，所求的皆是别人看不上的，到地方上干实事的官职，他何来“畏不续”之意？
其四，李壁谓长安城东一门叫青门，而王安石未必见过，如何会在梦中产生梦境？而李壁据此认为王安石是
写京师，牵强痕迹太过了。检索《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原文如下：
（其一）北风阁雨去不下，惊沙苍茫乱昏晓。传闻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飞鸟。
（其二）浮云离披久不合，太阳独行乾万物。谁令昨夜雨滂沱，北风萧萧寒到骨。
诗之一明显写的是白天在京师所看所听的情形；诗之二明显是次日记昨夜因寒冷北风吹袭而致无眠的情形。这些
是纯粹的叙事诗，皆与记“梦”写意诗毫不相涉！退一万步来讲，若《梦中作》真是五安石此时所写，则当为《丙
戌五月京师作三首》之三更为妥当，然而事实是《梦中作》独立于王安石庆历六年丙戌（1046 年）五月京师组
诗之外，则明摆着不是一时之作！
其五，李壁、李德身们依据诗中所写天气情况，认定王安石《梦中作》诗中所写的“暴雨”这种天气现象，
即是庆历六年京师的那场暴雨。这就很奇怪，难道王安石一生中仅经历过这么一场暴雨吗？况且，庆历六年五月
京师那场暴雨还兼冰雹和地震，但在这首王诗中没有踪影，李壁、李德身们以此认为王诗写于庆历六年，笔者实
在不敢苛同。
笔者认为，王安石此诗当作于晚年（1086 年），与七律《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先后互证，反映的是王安
石对家风“侵寻衰境心无著”的心境。
要正确地理解王安石绝句《梦中作》这首诗，首先要否定它是“叙事诗”性质，回归到诗体写意写“心境”
这个范畴来思考。然后我们再来分析这首写“心境”的七绝诗意境所指何处，当能得出真解。
考王安石故里临川城盐步岭原有清风门，宋·吴曾《能改斋笔记》对此门有详尽描述，清代学者李绂也对此
门作过专门的考证。清风门原为盐步岭附近的一座城门，门洞上建有一阁楼，谓“清风门”，亦名“清风阁”、“盐
步门”。此门在盐步岭王安石祖宅的近旁。王安石仕途得意时，登上此门并专门写了一首《清风阁》的诗言志。
王安石《梦中作》这首诗梦中所提“清门”，即当指此地。再考王安石这个家庭成员可知，王安石此诗“不
畏不售畏不续”，并非写自己，而是写其次子王旁，即担心王旁子嗣延续王氏香火之意。
在王安石家中，唯一终身科举不售的，只有次子王旁。由上文可知，王安石对这个叫王旁的儿子，可谓失望
透顶。但长子王雱早逝且没有留下子嗣，王旁成了王安石延续王氏香火的惟一命脉，所以王安石即便对王旁再怎
么失望，也还会寄予希望，那就是寄望于王旁能延续王氏这一脉的香火。
但从王诗中“不畏不售畏不续”句可以判断，王氏香火的延续己然命悬一线了，意即“畏不续”。所谓“畏
不续（担心不能延续）”则实际上尚在延续，只有尚在延续但极担心不能延续，可称之“畏”！这个“畏”字与《题
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侵寻衰境心无著”句互证！
七律《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写志，而前四句之景专为后四句志铺垫，后四句言志诗中
又以“侵寻衰境心无著”为核心，其余三句为枝叶，并以为烘托。
而七绝《梦中作》同样步其窠臼，全诗四句，核心在于“不畏不售畏不续”，突出一个“畏”字，而诗中“不
畏不售”虽与《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何时六逸自赓酬”旨相乖违，但却是激差互照成对，体现的是因时
间的先后导致的人事变迁而然，但核心主旨不渝，这是两诗的关联处！
在《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诗中诗人只是“侵寻衰境心无著”，心尚在只是无著处；而《梦中作》诗中“畏
不续”，表明的是诗人之心几不复存的恐惧，其凄怆之意，更甚于前者！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王安石产生这样的心理恐惧？
只有一种情况，即王安石惟一的嫡裔次子王旁死了。假设此时王旁未死，三四十岁的男人，生育能力正盛，
王安石有此保障，绝不会担心不续之事，既然担心，竟至于产生恐惧心理，那就只有一个解释：王旁己死，但留
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谓“还在续”）。
古人婴儿的存活率并不高。王安石自己就经历过鄞县夭折爱女之事，其时鄞女仅一岁二个月。王雱也有一个
遗腹子（女）没传下来，也可能是早夭，婴儿早夭的事一再发生在王家，这不可能不对王安石夫妇心理上产生恐
惧感。而现在王旁己死，出于对仅存于襁褓中的婴儿王桐的担心和传承延续家族香火的心理更加重王安石的恐惧
感。也只有这样，才会产生王安石梦中回到祖居地的梦境，即梦中回到远在千里之外临川城盐步岭（清风门北）
祖居的心理。
而其时，王安石虽历仕在外，其盐步岭的祖居因无人管理，早就失修颓废。这点王安石生前在钟山就知道，
所以王安石《梦中作》诗中有“青门道北云为屋”之句谓；诗云“大垆贮酒千万斛”，反映的是人事鼎沸的盛况，
而接下来“独龙注雨如车轴，不畏不售畏不续”这句，明写景实写意，意谓：暴雨交加，破败的祖居在风雨中摇
摇欲坠，王安石嫡系亲孙王桐这脉香火，正如同梦里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祖居，己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
王安石《梦中作》这首笔底藏锋，欲说还休的七绝诗，与早期早抒胸臆毫无遮拦的诗风相比，可说是不相容
的物之两端，何来作于1046 年之说？
而诗中所表达的惊惧哀伤之意，才是“不畏不售畏不续”诗中最残酷的梦魇，在夜半梦中折磨诗人的灵魂。
王安石逝世时，王旁客观上留有王桐一脉（后面叙说）。历史上，王安石夫妇生前或身后栖身佛化，皈依佛
门，显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精神上的解脱，真正的目的仍是寄希望于佛祖慈悲，能延续王氏香火一脉，祈求佛祖
保佑王桐能顺顺当当、健健康康地生存下去。
这脉家族香火的传承，当是王安石夫妇视为比什么都珍贵的东西！亦是王安石《梦中作》这首诗的真旨所在
及前后背景！

（未完待续） 回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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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9 16:25 | 只看该作者厉害！确实是厉害得了的！ 回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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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楼

发表于 2010-7-9 16:28 | 只看该作者 4# 赤山先生

六、贞烈的王雱嫡女：临川城中王雱娶佳人
王雱娶妻为谁，身后继嗣有谁？
这些有关王雱的重要史料信息，检索《宋史·王雱传》寻不到半点踪迹。根据下列史料可知，王雱生前生有
一女，死后过继有一子。过继子名叫王棣，分述如下。
（一）
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载：“越州僧愿成，客京师，能为符箓咒。时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雱虽德
之，然性靳啬。会章惇察访荆湖南北二路……”魏泰后文：章惇在处理荆湖溪洞的军事过程中，碰到少数民族善
用巫咒神符，王雱因而向章惇举荐越州僧愿成，云云（原文因与本文无关，此不录）。
考《宋史·章惇传》载，章惇察访荆湖二路史事，实是熙宁初年之事。而此时的王雱约二十五岁左右，已经
生有“夜啼之疾”的幼子（并非婴儿），且有资格向朝廷委派的地方军政大员举荐人才，则他必具有功名或在朝
廷担当某种职务，说明这个“王雱”必非《东轩笔录》同卷所载之担任太常寺太祝的“王雱”，担任太常寺太祝
的“王雱”，实为王安石次子王旁。
从上文考析可知，王安石次子王旁，实际上约于王安石罢相金陵后之熙宁末年至元丰初年才结婚，前距王安
石长子王雱结婚己近十年。所以，次子王旁实在不能于熙宁初年生出染有“夜啼之疾”的幼子。因此，生有“夜
啼子”的这个“王雱”，必王安石长子王雱无疑。
熙宁初年，王安石长子王雱就生有染“夜啼之疾”的幼子，且约有一岁左右，则他必定于“熙宁初年”或“稍
前”己结了婚。那他究竟于何时结的婚呢？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据《宋史·本纪第十四·神宗一》（卷十四）载：“（治平四年丁未九月）戊戌，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夏四月乙巳，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宋史·王安石传》亦载：“（王安石）熙宁元年四月，
始造朝。”而据《北宋经抚年表》记载：“（治平四年）三月癸卯，知制诰王安石知江宁。十月二十三日，侍讲孙
思恭知江宁，以天章阁待制知。”
上引《宋史》和《北宋经抚年表》所载表明，王安石欣逢新皇帝登基伊始，即擢升翰林学士。尽管他于1067
年10 月23 日，已把江宁任上所有事务交割给了侍讲、天章阁待制孙思恭了，但他并没有立即赴朝任职。同样是
生活在金陵，前后两任皇帝向王安石昭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生存环境，王安石1067 年不可能象以前英宗朝那
般屡诏不赴，神宗皇帝于未即位和初即位，即接连拨擢王安石以各种职务，王安石应声赴命，再也不藉辞不就，
遂起以知江宁，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神宗对他的器重以及神宗需要他赴朝议事的急切心情。
但他擢为翰林学士解职江宁府后，还是没有即刻赴朝任职，缓以近半年之期，而神宗皇帝却未加以严诏，则
说明神宗皇帝知道王安石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而不能即刻赴诏。那1067 年10 月23 日至1068 年4 月这段时间，
王安石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们一家人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呢？
答曰：他与儿子王雱等一家人又回了一趟临川。他这一趟回临川究竟是做什么去了？
检索《临川先生文集》有王安石写的《试茗泉》、《跃马泉》两诗恰作于这年这月。现把这两诗录之如下：
其《试茗泉（得月字）》诗云：“此泉地何偏，陆羽曾未阅。坻沙光散射，窦乳甘潜泄。灵山不可见，嘉草何
由啜。但有梦中人，相随掬明月。”
其《跃马泉》诗云：“古水缩蛟螭，憎山欲隳突。山祗来伐之，半岭跳啮膝。玉珂鸣塞空，组练光照日。崩
腾赴不测，一陷常万匹。神战异人间，千秋为儵忽。泉旁往来客，夜寄幽人室。但听鸣萧萧，何由见神物。”
上述两诗，李壁注云：“此泉在抚州之金溪翠云院。石本尚存。诗序云：‘治平丁未，临川王公自江宁召还翰
林。金溪吴显道追送至抚州，因语及金溪令君政事余暇，多得山水之乐，近以五题求诗于人。乃定韵各赋一诗，
独王公为二，仍使其子同赋。’此泉诗与《跃马泉》诗是也。雱所赋乃《翠云院》，诗亦佳。”
年深日久，后世学者看到这两首诗及李壁之注，多怀疑这两首诗是否确为荆公于治平四年丁未还于故乡所作。
因为荆公此次还乡并不见其他任何（除此两首诗本身）文字、方志有记载。况且，李壁注中说“金溪吴显道追送
‘至’抚州”，这确超乎常人想象，李德身就曾地认为，李壁原注是“金溪吴显道追送‘自’抚州”，一字之改，
吴显道就得360 度调头由抚州去金陵为王安石送行了。
然而，我们把“王安石之诗”、“李壁之注”以及“王雱生于1044 年，治平四年丁未二月（1067 年）登进士
第，熙宁初年生有幼子”的史实联系起来考虑：
治平四年（1067）九月底，王安石由知制诰知江宁府擢迁翰林学士；儿子王雱又于同年二月高中进士及第，
这一年，他们这一家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双喜临门！新皇帝登基，他王安石自己和儿子王雱今后仕途得意，可说
当在意料之中，家中今后将是“一片灿烂的锦绣前程”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王雱虽然高
中进士却是形单影只，这与阖家欢庆的气氛极不相称，再加上王安石自己于庆历二年登进士第不到半年时间便回
家完婚（前文己考），此时他儿子也登金榜，他能不急着为儿子王雱完婚吗？
再则，李壁注中说，本来“乃定韵各赋一诗，独王公为二，仍使其子同赋”王安石打破常规独自赋两首诗，
这说明王安石此时是异乎寻常的高兴。若谓王安石此时因为自己升官而高兴，或其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因为
王安石并非初登仕途，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知江宁，本就已知会有必然的擢升，迁翰林学士那都是意料中的事，
而赋诗的雅致是即兴而起，所以认为王安石完全因为自己仕途的升擢而兴奋使然，实在是小看了王安石；
王安石打破常规独赋两诗所代表的高兴情绪，推其原由，唯一的答案在儿子王雱身上。
我们虽未见王雱的《翠云院》诗，但王安石诗“父言子意”，诗中“但有梦中人，相随掬明月”之句，与“泉
旁往来客，夜寄幽人室”之句，己经是再明显不过的述志叙事之意。
那诗中所叙何事，所述何志？
他们王安石一家作为回到故乡的过客，寄望幽室中的梦中佳人，希望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相随掬明月，共
同宦游仕途，成就不世的功名。这就是此诗之志，亦是王安石一家此次还归临川的目的所在。诗中“泉旁往来客”
之句已经准确地表达王安石一家人已经回到临川的事实，而不是李德身教授所谓“追自抚州”，在江宁赋诗如何
能称“泉旁往来客”？
由此看来，王安石打破常规的高兴劲，真正看好的是：儿子王雱金榜题名，现在又将觅得梦中佳人，今后可
望相伴人生，一家人所有的心愿喜庆圆满，他能不有超乎常人的高兴劲吗？
古人婚姻重“媒妁之言”，佳人己觅，媒妁亦当合乎其人才好。吴显道是王安石舅族，又是金溪人，是再合
适不过的媒人了。所以，把他从江宁招到金溪，成就外甥家的这桩婚姻大事，就是再远的路，他都得走啊。以此
来观李壁注中“金溪吴显道追送‘至’抚州”，则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
而相对二十三岁的王雱来说，治平四年（1067 年）二月金榜题名，金秋十一月阖家还归临川并于金溪相亲
觅得佳人，熙宁元年（1068 年）新年正月，临川城里王安石家中王雱迎娶娇妻来归。这是王安石治平末年、熙
宁初年，蒙神宗皇帝连连拨擢的不世之恩却未即赴朝任职的原因，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时代，王雱的婚姻大
事，是唯一能让神宗允准王安石不即刻赴朝议政的假期，同时又是不损却新皇帝对他信任的重大理由。
临川城中王雱的婚姻大事于王安石家中来说，真可谓已经双喜临门，接着又三喜随至。也只有这样，临川城
中王雱熙宁元年结婚，当年三月左右一家起程赴朝任职，四月初到达首都，王安石在朝廷越次入对，开始紧张的
国政，约熙宁元年至二年之间王雱长子王安石长孙出生，由此魏泰《东轩笔录》所记熙宁初年，王雱生有一幼子，
约一岁左右，这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
（二）
【引史㈢】录之如下，所引述的史料记载，无异于为王雱之女立了一篇小传：
〖《宋会要辑稿》（第四十一册，礼·六一之六，第一六九十页）记载：“政和三年三月六日（即1113 年），
江宁府言：故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王雱止有一女，三岁而雱卒，及长，适通直郎吕安中，生一女而安中卒。时，
王氏年方二十有七，持丧如礼，及服除，即归宗守义，自誓正洁。或谕以改嫁，王氏独毅然谢绝。顷居母萧氏丧，
哀毁遇制，宗族称叹；治闺门有法，不妄笑语，内外整肃至于追远奉先，皆可矜式。故夫吕安中，虽任通直郎，
缘未经大礼而安中卒，王氏遂无封邑，伏望朝廷特赐旌表，加之封号，非特上副圣时，崇奖安石父子之意，亦足
为天节妇之劝。从之。”〗
考析：
① 以上近似给王雱嫡女立小传的文字，是江宁地方政府循例，上奏朝廷昭彰天下贞节孝妇的一个例子；
② 由文字可知，王雱此女生于1074 年，1076 年其父王雱卒，此女当是祖父王安石亲自抚养长大，后嫁吕安中，
也生有一女。王女与吕安中生一女后不久，其丈夫即卒，此女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当吕氏宗族谕令她改嫁
的时候，王女毅然谢绝，并自誓守制自洁，治闺门有法，不妄笑语，过着清贫的生活，尽孝公婆，为吕氏宗
族赞叹。
③ 考《宋史翼·李深传》（卷五）记录李深上书弹劾元丰旧人吕嘉问时，有“嘉问之子娶雱之女”句，表明《宋
史翼·李深传》所载与《宋会要辑稿》此条记载相互契合，更进一步证明了王雱有此一女，及其嫁吕安中的
史实，可确信无疑。
④ 由《宋会要辑稿》此条记载来看，王雱之妻、王氏之母，是萧氏。萧氏亦早逝，但未明确记载逝世于何年。

【引史㈣之①】录之如下：
〖《宋会要辑稿》（第五十册，仪制一零之三零，第二零一九页）记载：（宣和五年，即1123 年）三月十八日，
承议郎充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王奏：先臣雱止有一女，尝嫁故通直郎吕安中，守志三十余年，伏蒙圣恩以
臣祖安石，被遇神考辅政有为，例加官封。伏望许臣更用去年合得冬祀大祀礼，恩泽与臣姊于宜人。上加官封，
诏特封“令人”。〗
考析：
由【引史㈢】江宁府向朝廷的进表，以及【引史㈣之①】王棣直接向朝廷呈送的奏章来看（王棣身份的确认
见下文），不同奏请人所写的两次奏表，前后相隔十年，涉及到“王雱之女”时，都是陈述“雱止有一女”，只字
不差，且此王雱之女三十七岁时因自己的德行被封为“令人”，半生过着清贫的生活，这即是王雱嫡女的基本情
况，当是信史。
王雱此女生于熙宁七年（1074 年），是王雱仅存并嫁吕安中之女，但亦不是王雱夫妇的头胎所出，头胎长子
当是那“夜啼子”，可惜早夭没能成为王雱死后遗传于世的嫡子。再检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六）载，王雱
逝后其妻还有一遗腹子，但都没能幸存下来，故而，到政和初年江宁地方政府，以及宣和五年王棣等人皆奏王雱
“止有一女”。
但检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六）载，王雱死时说其妻尚有身孕，张安国哭于柩前云：“公不幸，未有子，
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从张安国这句话可知：①王雱死时，并没有留下子嗣，否则张安国就不
必担心王雱嫡嗣不兴，要自己“托生为公嗣”；② 王雱死时，其妻怀有身孕，即据“今郡君妊娠”句谓。但从后
来的史料可知，王雱熙宁九年死后，他的这个遗腹子（女）并没能生存下来。很可能又早早夭折了！
王雱从熙宁初结婚到1074 年嫁吕安中之女出生，在这近五年时间里，正常来说当不止一个“夜啼子”诞生；
再加上王雱逝世时留有的一个遗腹子也不能存世，则王雱至少有两个，或以上嫡系亲子早早夭折，而没能繁衍生
存下来，此正是王安石这个作祖父所心惊的事，亦可知当年王氏家族婴儿生存率并不高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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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楼

发表于 2010-7-9 16:32 | 只看该作者 6# 赤山先生

七、浴血国门、壮烈殉国的王安石嗣孙王棣

（一）
王棣，是王安石为其嫡裔子王雱亲自操办的过继子。由于史料的湮灭，对王棣作为王安石过房孙的身份，主
要依据以下几方面资料进行考析：

（一）上面提及的【引史㈣之①】《宋会要辑稿》中，王棣自己向朝廷上的奏章。
考析：
①由影印典籍版面来看，《宋会要辑稿》原文“承议郎充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所连带的“王”字后并没有
署明上奏章人的名字，即“王”字后面实际上空一字格，没有署名此人的名字是“王棣”。
因为上此表的时间是宣和五年（即1123 年），而王桐实际上己于十多年前就逝世了（王桐之逝世记载，见
下文），己逝世之人，是不可能会向朝廷上这道奏表，所以王桐上奏的可能完全可以排除。
同时，历史上王安石曾为王雱操办过一个过继子，在有过继子的情况，不可能由王安石的其他子侄越过王
棣，来为王雱嫡女越俎代庖向朝廷上此奏章。同时，我们通此条人物“王某”上奏章时，所提及担任的官职，
并以之与《续资治通鉴长续》和《续资治通鉴》（见下面【引史㈥】）所载王棣官职的史实进行比较后可知，上
此表的“王”与《续资治通鉴长续》和《续资治通鉴》所记载的“王棣”担任的官职一一契合。所以【引史㈣
之①】《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给朝廷上奏章的“王”，必是“王棣”无疑；
②由奏章语句可进一步明确王棣的身份：奏章中“先臣雱止有一女”一句，说明奏章人并非出自王雱；奏章中“以
臣祖安石”一句可知“奏章人”为王安石孙辈的身份；再由“恩泽与臣姊”一句可知“奏章人”与“雱止有之
女”是姐弟关系，三相结合则彻底证明“王棣是过房给王雱”的身份，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见下面【引
史㈥】）记载完全吻合。

（二）王棣是王雱过继子，这个身份的进一步确认：
【引史㈣之②】录之如下，这段记载进一步完善了王棣过继给王雱的史实及具体情况：
〖《宋会要辑稿》（第三十册，礼三六之一六，第二三一六页）记载：“徽宗大观四年九月十五日（即1110 年
9 月15 日）诏：‘孔子谓，兴灭继绝，天下之民归心。’王安石子雱不幸无嗣，有族子逮，己尝用安石孙恩例官
之，比闻兴讼未己，可仍旧以逮为雱后，以称朕善善之意也。（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118 年4 月23 日），
故临川伯王雱女王氏状：‘伏念父被遇神考，擢寘法从，不幸早世，未立嗣息。大观间，特诏以族子逮为后，于
政和六年缘其所生父旉身亡，诏令逮归宗，照管葬事。今己终葬，欲望特令逮仍旧为先父雱后。’诏从之。”〗
考析：
① 徽宗大观四年谓王棣“己尝用安石孙恩例官之”，“己尝”一语，表明王棣过继身份的确认是早就有的事，源
头当是王安石奏请朝廷之故；
② 哲宗皇帝年幼时司马光当政，于王安石的许多人、事皆有变故，王棣过继为王雱后当在所难免，但到徽宗时
又很大程度恢复神宗皇帝时期的人、事，故有“比闻兴讼未己，可仍旧以逮为雱后”之语，表明王棣的过继
身份曾被中断过；
③ 由王雱之女王氏状文内容可知，王棣的生身之父是王旉，王旉之名在曾巩为王安石祖母所写墓志铭列具的谢
氏九玄孙中己有提及。由王氏状文可知，王安石祖母谢氏之玄孙王旉于政和六年（1116 年）过身，王棣归宗
营葬，到政和八年（1118 年4 月23 日）葬事完毕，王雱女上状于朝廷，请求重新确认王棣过继王雱为后的
史实，再次证明了王棣过继子的身份。
④ 由影印典籍版面来看，《宋会要辑稿》中所记过继王雱为后的族子写作“王逮”，这可能是《宋会要辑稿》被
编入《永乐大典》时，明成祖的臣子为避明成祖朱棣之讳，改“王棣”为“王逮”之故，实则“棣、逮”皆
读“di”，去音。“棣”为树木一种，《诗经·秦风·晨风》有“山有苞棣，隰有树檖”之谓；而“逮”义，《礼
记·孔子闲居》有“威仪逮逮”之句谓其义，亦符合一个封建仕子的企期。
再则，考《宋史·志第七十八礼二十八》（卷125）记载：“大观四年（即1110 年）诏曰：孔子谓，兴灭继
绝，天下之民归心。王安石子雱无嗣，有族子棣，己尝用安石孙恩例官，可以棣为后，以称朕善善之意。”《宋史》
这则记载与《宋会要辑稿》记载内容几乎一致，前者是正式史书，后者是记时史料专备后来修史之用，由《宋史》
之记可知《宋会要辑稿》所记“王逮”，当为“王棣”，此其一；
其二、《东都事略·王雱传》（卷七十九）亦记载：“政和三年，封临川伯，从祀文宣王庙。无子，以族人之
子棣为后，徽宗时为显谟阁待制。”由这则记载以及其他国家正式史书，如《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皆
提及“王棣”，亦可知“王逮”并非另有其人，《宋会要辑稿》记载的“过继王雱为后的族子王逮”即是“王棣”；
其三、由下文“王氏家族子孙名字规律”可知，到王棣这辈，名字中都嵌有“木”旁，而《宋会要辑稿》中
王逮为“辶”旁，这不符王氏家族名字中应有的规律，可知《宋会要辑稿》记为“王逮”，实是明永乐年间为避
成祖之讳使然，实则王逮即为王棣无疑！

（二）
确定王棣过继子的这层身份后，王棣虽不是王安石、王雱嫡出，其父王旉据王氏诸族谱载，是元丰年间曾担
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的王安礼，亦谓王棣是王安礼的嫡孙、王雱继子、王安石的嗣孙。当然，这些身份的归属
并不影响王棣个人对历史、社会、国家以及王氏家族的贡献。
考《宋史·高宗本纪》（卷二十五）记载：“（建炎二年十一月，即1128 年）乙未，金人入陷濮州，执守臣杨
粹中；又陷开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又《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记载：“王雱子棣，字仪仲，显谟阁学士，右中大夫，开德府路经略安
抚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澶渊，死于城守，诏赠资政殿大学士。”
实际上，北方金朝从宣和末期开始筹划攻宋，到靖康元年（1126 年）开始攻打宋境，再到1127 年占领北宋
王朝首都汴京并掳走徽宗、钦宗父子及大量皇室成员，并一直到南宋建炎初年，宋、金王朝之间的战争，汉民族
与女真族之间的战争非常剧烈，前后历时数年，其间，宋境内各地军民组织了大规模反击金人的阻击战，不泛变
节叛国、临阵脱逃的败类软骨头，但涌现了更多铁骨铮铮、名垂青史的将领、忠臣、民间英雄，比如：李钢、岳
飞、韩世忠、张浚、宗泽等等，在众多保家卫国的忠臣烈士中，王安石的过房孙、王雱的过继子王棣，也是汉民
族史上这批铮铮铁骨的忠臣烈士之一。
北方战线，从建炎二年十一月金人攻陷濮州生擒守臣杨粹中，再到建炎三年，金人攻陷开德府澶渊城，王安
石的过房孙、王雱的过继子王棣，像乃祖乃父一般，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誓死报效国家，一腔热血化作碧涛，
实无愧于名相之后，堪称死得其所！
至此，我们知道，王安石过房孙王棣于1129 年殉国。王棣身后继嗣传衍不息，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王雱
的过继子王棣这支，此至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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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英年早逝、湮没无闻的王安石嫡孙王桐

（一）
【引史㈤】录之如下，史料详细记载了王安石嫡裔子嗣：王桐、王璹和王珏，录之如下：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第三五九三页）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 年），故承事郎直龙图阁王桐妻宜人郑
氏奏：“二男璹、珏并幼失所。昨奉御笔：璹差管勾万寿观；珏差管勾江宁府崇禧观。今宫观并依元丰法，先次
敕罢。窃念妾家贫，二子并幼，遽罢俸录，见无所归。伏望特许男璹、珏依旧宫观。”诏：“王璹、王珏为系王安
石之孙，特与宫祠，不得援引为例。承事郎王璹管勾江州太平观，王珏管勾建州武夷山冲佑观。”〗
考析：
① 由“故承事郎直龙图阁”这个职务前的“故”字可知，至政和三年（1113 年）王桐己逝世了。
② 参考上文“王旁官职引申的考析”可知，此王桐大约生于1084 年，其生存年约为（1084-1113），即活了28
岁左右；
③ 王桐娶有宜人郑氏为妻；
④ 王桐夫妇育有两子王璹、王珏，至政和三年时王桐两子即“并幼年失所”，宰相之家短短不到三十年，其后
裔就家贫若此，可以说王安石没给后代留下什么祖产；
⑤ 王桐逝世后，他留下的这家己很贫穷了，仍靠皇帝特赐恩荫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⑥ 不过，《宋会要辑稿》此条记载有个明显的失误之处，即皇帝下诏时说“王璹、王珏为系王安石之孙”句。
其实不参考其他资料亦可知其为失误。若王璹、王珏为王安石的孙子，则王桐当为王安石的儿子。仅从“王
桐”这个名字即知其误。考王氏诸亲墓志铭可知，王安石家族子孙取名皆依一定规律而为，为说明问题，笔
者从王安石祖父辈开始笔录部份人名如下，以对“王氏家族子孙名字规律”作一个说明：
王安石祖辈：用之、贯之、质之，即王安石曾祖王明三个儿子的名字中，皆从“之”字；
王安石父辈：王盡、王孟、王益、王盛、王盟、王盈、王孟等，其名字中皆嵌“皿”字；
王安石平辈：安和、安瑞、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等，皆从“安”字；
王安石子辈：雱、旉、旁、旊、斻、防、斿、旂、放、旗、访、饬、昉、旎、施等子侄名，皆嵌“方”字；
王安石孙辈：王樸、王棁、王榕、王椿、王棣、王桐等，可知其名字皆嵌“木”字；
王安石曾孙辈：王璹、王珏、王瓘等曾孙辈名字，则可知其名字嵌“王”字。
从以上王氏家族子孙名字的规律很轻易地可以知道，王璹、王珏不可能是王安石的孙子，亦即王璹、王珏的
父亲王桐不可能是王安石的儿子。王安石只有王雱、王旁两个儿子（且其名字中都嵌有“方”旁），王安石亲自
给长子王雱操办的过房子，即王安石过房孙王棣嵌“木”旁，其父为王旉（见上文引史【引史㈣之②】）亦嵌“方”
旁，王安石其他侄孙辈名字，如王樸、王棁、王榕、王椿等诸名字中，皆嵌有“木”旁，由此可知，王桐之桐字
嵌“木”旁，只能是王安石的孙子，而王桐之子王璹、王珏只能是王安石的曾孙。再由上面考析王雱史料可知，
王雱没有嫡裔男丁传于后世，所以王桐只能是王安石次子王旁的儿子。
混淆王安石儿子、孙子的辈份，《宋会要辑稿》之误不是唯一典藉。
《宋会要辑稿》其实是宋代史料的最原始记录，全部由史馆的史官用手笔记录，相当于实录，这是后代朝廷
编制纪传体《宋史》、编年体《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原始依据。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宋
会要辑稿》影印本，是辑自明《永乐大典》的版本。宋代史料这些最原始记录的这个小小讹误，其实反映的是，
从北宋王安石时代起，人们对其后世子孙的具体情况，就不甚了然，存在相当的疑惑成份；当然也可能是明永乐
年间编篡《永乐大典》的大臣之误。
但细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可知，宋代朝廷的重要官员，或者精研史料的馆阁高层
官员都明白，王氏家族王安石这一支后裔有“过房孙”与“嫡裔孙”的区别，只是这种区别不为所有的人知道而
己。这种区别，下面所引史料就更能说明这点了。

【引史㈥】录之如下，我们通过对勘以下史料的精微差别，可知王氏后裔传承的情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徽宗政和六年正月（即1116 年），手诏料理安石身后寺宇茔域，“悉缘过
房孙王棣自擅”。并记载：宣和四年八月（即1122 年）“赐新除太仆少卿王棣进士出身，以安石孙故旌之”。九月
诏：“熙宁故事，悉自安石建明。今其家沦替，理宜表恤，可赐第一区。孙棣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曾孙
璹、珏并转宣义郎。”〗
而〖《续资治通鉴》（九十四卷）记载：（宣和四年八月，即1122 年8 月）庚子，赐新除太仆寺少卿王棣进士
出身，以安石孙，故旌之。（宣和四年）九月，戊午，诏：“熙、丰政事，悉自王安石建明，今其家沦替，理宜褒
恤，可赐第一区，孙棣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曾孙璹、珏，并转宣义郎，孙女、曾孙女亦各加封号。”〗
考析：
① 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句中有“过房孙王棣”的区别，可知作者李焘己明白王棣非王安石嫡传，故有是注。
而《续资治通鉴》则不加分别，笼统载为“孙棣”。这一小小差别，则可知《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的治史
功底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则尤炉火之欠一纯青。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帙散佚颇多而《续
资治通鉴》流传甚广，影响颇深，故毕沅此欠缺，可说是后世弄不清王安石嫡裔子嗣传承关系的根源之一；
② 王棣也是“赐进士出身”，之前王棣职务是“太仆少卿”，而且是宣和四年八月新任命的；
③ 王棣“赐进士出身”，“赐”的原因是为表扬他“安石孙”的身份，而非他科考得来；
④ 由“今其家沦替”可知，当时王棣家也很贫穷，需朝廷赐第而居，亦可知王安石当年其实生活很清苦；
⑤ 文中一个“转”字，表明王棣接着担任了他侄儿王璹曾提举的万寿观职务。王璹和王珏兄弟并转“宣义郎”。
若王璹和王珏兄弟是王棣亲子，值宣和年间朝廷推恩之际，皇帝为求皆大欢喜当会在子职之上加其父更高职
务。但朝廷实际上是让王棣担任了王璹和王珏兄弟曾担任过的职务，这说明他们并非王棣亲子，朝廷是在王
安石后裔两房之间“均恩”，故有“叔除侄职，兄弟并转”的现象出现，而且这并不碍皆大欢喜的结局；
⑥ 《续资治通鉴》比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多记载的地方为“孙女、曾孙女亦各加封号”，其他一致。《续
资治通鉴》所具，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无的这则记载，在【引史㈣之①】所引之《宋会要辑稿》中有记
载，王雱之女即王安石孙女。但“曾孙女加封号”则不知所指。而实际上，曾孙辈受封的是王璹、王珏兄弟，
且史书中己具指了，此曾孙女不知是否王雱之女所生之女，亦不知毕沅载此所据，于此存疑；
⑦ 由上述六点的分析，我们更进一步知道：王棣、王桐的过房孙、嫡裔孙身份，虽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比较混乱，
但当时也还有重要官僚、高层馆阁知道其中的区别。王棣、王桐、王璹、王珏之间的关系：
一、王桐与王璹、王珏兄弟之间嫡裔父子关系：由【引史㈤】史料可清楚知道，即据“王桐妻宜人郑氏奏：‘二
男璹、珏并幼失所。……’”之句可知王璹、王珏兄弟是王桐和宜人郑氏所生之嫡子；
二、王棣与王璹、王珏兄弟之间旁系伯侄关系：由【引史㈤】和【引史㈥】所引史料分析不难得出。此其一；其
二、王珏本人在《临川先生文集》作序时，文中有“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尝被旨编定。”的句子。再检《续
长编》中确记有徽宗政和六年正月、宣和四年八月、九月等条款中记载有王棣曾于宣和中奉旨编定王安石文
集的史实。王棣于金人入侵时死于国是后，赠资政殿大学士，“大资”正此职之谓。而王珏称王棣为“先伯
父”证明，王珏兄弟为王棣之侄无疑。此可说是王安石于身后留有王桐这支嫡裔子嗣繁衍于后世的确证之一。
行文至此，我们知道了“王桐是王安石孙子”这个身份，但于血系层面来讲，王桐是王安石嫡系亲孙还是如
王棣一般也是过房孙子呢？

（二）

【引史㈦】录之如下，所引史料进一步说明王桐的“王安石亲孙”身份：
〖据《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一册，选举九之一五，第四四零四页)记载：“（宣和）四年八月十四日（即1122
年），赐王囗进士出身，以安石亲孙故，特赐也。”〗
考析：
由影印典籍版面来看，在【引史㈦】的这则记载中，我们见到的《宋会要辑稿》影印件中，有一被涂抹成“王
囗”形状的人名，这个被涂成“囗”处，原来是“桐”字，还是其他什么字呢？我们能看到的“王囗”这么一个
人名符号，究竟是不是“王桐”呢？我们分析如下：
① 首先，无论【引史㈦】的《宋会要辑稿》影印件记录的“被特赐者‘王囗’”是不是王桐，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这个“被特赐者‘王囗’”，是靠“王安石亲孙子”这个身份才被朝廷特别恩赐。换言之，《宋会要辑
稿》这部宋朝国史准确、明确地记载了“王安石有一嫡裔亲孙传于后世”这么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宋
会要辑稿》的这则记载可以弥补《宋史·王安石传》对其子嗣记载的缺憾。现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国家层面
的宋史资料记载王安石后裔时，都是说“王安石有子王雱，雱死无传。”虽然王雱有过继子，但仍然给人一
种印象：王安石身后绝嗣了。而《宋会要辑稿》这则记载，彻底打破了人们原有的错误记忆，王安石除长子
王雱之外还有次子王旁，王旁之后王安石还有亲孙子传于后世。这点弄明白很重要，至于这个传于后世的王
安石嫡裔亲孙“王囗”是谁，我们后面再来分析；
② 由【引史㈣之②】《宋会要辑稿》记载可知，王棣在这部史料中被记为“王逮”。若史馆人员要对“逮”字进
行涂抹，其“辶”旁断不能抹成现在所能看到“囗”大小，因“辶”旁左右所占横距相当长，参照原书影印
件记史人员下面所写的“进”字可知，若把“逮”字涂抹成“囗”，则由“逮”字涂改而来的“囗”比现在
看到的样子还要大很多，这表明原来被涂抹的不可能是“逮”字，相反若对“桐”字进行涂抹则完全是现在
所能看到的样子。从书写笔划来看，被涂抹的“王安石亲孙‘王囗’”，极可能是“王桐”！此其证之一；
③ 再看上文【引史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两史书记载可知，宣和四年八月，亦即“王囗”
被赐进士出身的同月，王棣被赐进士出身时，特别记载“赐新除太仆寺少卿王棣进士出身”，也即王棣在赐
进士出身时担任了“太仆寺少卿”这一实职。王棣被赐进士出身事，虽然不载于《宋会要辑稿》，但《宋会
要辑稿》记载王棣其他史事时，无不准确地记载了他所担任的官职，如上文【引史㈣之①】史料。若【引史
㈦】《宋会要辑稿》记载的‘王囗’是王棣，或其他什么生人，这个“生人”是我们已知王安石孙子王棣、
王桐外的还有其他什么生人，无论这个生人素质如何，只要凭他是“王安石孙子”这一身份，朝廷就会推恩
加官于他，他也必定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官衔，王安石曾孙王璹和王珏兄弟即是这种可能性的例子。如此，
若‘王囗’是我们不知道的某个生人，《宋会要辑稿》也不可能不记载其官职，这是修史的最基本常识。《宋
会要辑稿》记载的‘王囗’被赐进士出身，却不记载他有何官职，恰恰说明【引史㈦】的《宋会要辑稿》记
载的‘王囗’不是王棣或其他生人。在王棣与王桐之外，王安石并没有其他孙子，更不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
某个“生人”。由此可知，【引史㈦】《宋会要辑稿》所记载被涂抹的“王安石亲孙‘王囗’”，正是“王桐”
无疑！此其证之二；
④ 由【引史㈣之②】可知，编制同一部《宋会要辑稿》的宋朝史馆人员，从大观四年到政和八年，时人都知道
王安石儿子王雱“有过继族子王逮（王棣）为嗣子”的史实。而且在徽宗年间，王安石虽已逝世多年，但他
仍是炫耀于世的名人，因为他的“荆公新学”是当时朝廷科举选仕的官方标准学说，王安石在当时国家意识
形态领域这么突出的地位，纵然逝世，仍应当是为史馆人员所重点关注的人物，从政和八年到宣和四年，亦
不过四年光景，同一部史料典藉，一则记载王安石长子王雱有“过继族子王逮（王棣）”，一则记载“王安石
亲孙‘王囗’”，这表明史馆人员明白这两者之间的身份差异，由此可知，“王逮（王棣）”不可能是因史馆人
员“弄错”，而变成被涂抹的“王安石亲孙‘王囗’”。亦可说，史馆人员非常清楚，王逮（王棣）只是王安
石的“过房孙”身份，他不具有“王安石亲孙”的资格，王安石孙辈，除王棣之外另有其人，而且另外之人
是王的“亲孙”；
⑤ 既然排除王安石过继孙“王逮（王棣）”是这个“被涂抹掉”的王安石亲孙“王囗”的可能性，再由【引史
㈤】《宋会要辑稿》中“宋政和三年（1113 年），故承事郎直龙图阁王桐妻宜人郑氏奏：二男璹、珏并幼失所……
诏：王璹、王珏为系王安石之孙，特与宫祠……”的句子，通过上文对《宋会要辑稿》原文中这个“孙”当
为“曾孙”之误的考辨可知：王桐，其实是王安石的孙子；
⑥ 那么，王桐必定就是用‘王囗’符号表示的王安石的亲孙子吗？由【引史㈤】《宋会要辑稿》记载内容可知，
王桐至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即己故去，此人生前只担任过一个“承事郎直龙图阁”的职务，至宣和四年
王桐已经死了十年以上。而王桐生前担任的“承事郎直龙图阁”也只是一个恩荫之衔而非实职；而【引史㈦】
之《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被特赐者‘王囗’”赐进士出身时，没有说明他特赐时有何实职官衔，只是特
别地注明：王囗，“以安石亲孙故，特赐也”这九个字。这表明，被特赐者只可能是死人，因为死人除被享
受荣誉性的职衔外，己不能履行任何实职，无实职则无从记载，故而不载。况且，在记载“‘王囗’以安石
亲孙故特赐进士出身”的《宋会要辑稿》同页，记载了另两宗对死者荣誉性封赠的例子：宣和二年（1120 年）
十二月十四日，赐故吴王弟二女夫承事郎李源“上舍”出身，而且说“诏依故益王女夫郭璋例，特赐也”。
也就是，在“王囗”被恩赐前，朝廷已有李源和郭璋两人于逝世之后都被赐予“上舍生”功名的先例。李源
和郭璋这两则实例表明，具有“王安石孙子身份”的王桐，虽于政和三年（1113 年）即己逝世，但不会因其
已逝世而被朝廷忽略不予功名。王桐因其“王安石孙子身份”在北宋推恩制度下必定会成为李源和郭璋之后
第三例、第四例……死后赐予功名者，而“王囗”正是因其“王安石亲孙子”身份被赐“进士出身”功名，
加上被赐时不载其官衔而隐藏的死者身份，则王桐必定就是本页所载且遭涂抹的“王安石亲孙‘王囗’”，亦
《宋会要辑稿》本页第三例死人被“特赐功名”的例子。此其证之三；
⑦ 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会要辑稿》三部史书所载朝廷于宣和四年恩赐王安石孙子
“进士出身”一事可知：宣和四年（即1122 年）八月，朝廷推恩王安石孙子功名时，实际上特赐了王安石
两个孙子同受“进士出身”的功名，朝廷对王安石这两个孙子“推恩”的区别在于：
㈠王棣被“特赐进士出身”前是担任“太仆寺少卿”一职，而王桐实际上己死了十多年，故“特赐”时未
记载他担任过任何实际职务。王桐虽死，但王桐的儿子却有实职恩荫，而王棣的儿子则未载有实职恩荫；
㈡是年九月，朝廷在赐功名的基础上再推恩实职时，王棣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曾孙璹、珏并转宣
义郎。这说明朝廷九月封官只及生人不顾死者，故没有王桐的记载，但如实地记录了王桐的儿子王璹、
王珏，改授“宣义郎”实职的史实；而王棣所提举的万寿观，实际上是王桐的儿子曾担任过的实职，只是
九月份改由王棣来担任，而王棣的儿子则仍未有推恩职缺的记载。
㈢由上可知，宣和四年八月至九月份朝廷对王安石这一脉的推恩，实际是在王安石两房子孙之间搞“均恩”：
对王雱继子、王安石的过房孙王棣，既“赐进士出身”功名，又担任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的实职。
但不及其子；对王旁嫡子、王安石的嫡裔孙王桐则只“赐进士出身”功名，因其己死，故不授实职。而
将应授的实职转给其在生的儿子王璹、王珏，但王璹、王珏没有“赐进士出身”的功名；再由【引史㈦】
之《宋会要辑稿》所记载李源和郭璋两人以皇室亲谊的身份仅赐“上舍生”功名，而“王囗”却被赐予
“进士出身”的功名，“王囗”可能是因为他文化修养不同一般，但更可能是“王囗”具有“王安石亲
孙”和“死者”双重身份，才被赐予比皇室亲谊身份所赐“上舍生”功名还高的“进士出身”功名，因
“王囗”要与王棣的“进士出身”功名持平。这种特赐，体现和烙下朝廷在王安石两房子孙之间搞“均
恩”的想法和痕迹；对王雱嫡裔女，并己嫁吕安中又早年失偶独守，且陷入生活困境的王安石嫡裔孙女，
宣和五年三月十八日皇帝也特诏封“令人”（参见上文【引史㈣】《宋会要辑稿》记载）。至此，王安石
这一系子孙子皆因王安石的缘故，受封功名、职位、禄位，落得王氏一门皆大欢喜！这符合朝廷“推恩”
的初衷！
㈣由此可知，从朝廷“均恩”礼制角度来看，【引史㈦】中《宋会要辑稿》所载且被涂抹的“王安石亲孙
‘王囗’”，正是“王桐”无疑！因为只有对己死的王桐“赐进士出身”，才能在“王雱——王棣系”、“王
旁——王桐系”之间推行均恩，落实北宋徽宗皇帝“善善之意”的宗旨，此其证之四；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引用和分析可知：王桐，确是王安石的嫡孙、王安石仲子王旁的嫡子。这可说是王安石于
身后留有王桐这支嫡裔嗣息繁衍于后世的确证，亦即王安石有嫡裔嗣息衍于后世，且在国史上有准确记载的证明。
但《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以及《宋史》中只载王棣、王璹、王珏而不载王桐。这可能是王桐于
政和三年（1113 年）前即英年早逝，实际上其生年只享受过国家的荣禄而未为国效力的缘故。但王棣和王桐的
儿子王璹、王珏于宣和年间朝廷推恩时，三人皆在人世，并且此后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国家公职，故《续资治通鉴
长篇》、《续资治通鉴》一一给予记录。

（三）

虽然《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未载王桐，但仅凭他这一显贵出身，地方志上却有对“王
旁——王桐一系”完整的记载。
考《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即明确记载：“旁生桐，桐生璹、珏。”《至大金陵新志》所载，与《宋
会要辑稿》、《续长编》、《续资治通鉴》所载的考辨一一契合。《至大金陵新志》作为《宋会要辑稿》的辅证史料
再次证明，【引史㈦】中《宋会要辑稿》所载但被后人涂抹的“王安石亲孙‘王囗’”，正是“王桐”无疑！此其
证之五！
王桐由于英年早逝，未来得及报效国家，这是后人对王安石这个孙子几乎不知的可能原因。《宋会要辑稿》是
宋朝史料的原始记录档案（典藏），是为备后世编修正史而积累的原始史料汇编，故兼容并储地记载了宣和年间
北宋朝廷对王安石嫡子王旁这支嗣息曾经被朝廷推恩封赏并确实存在过的完整史实，这可作为研究王安石后裔的
信史之一！虽然这些记录中有些小小谬误，但这不影响我们因史料而实事求是地作出的判断。
由国史《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和地方史《至大金陵新志》所载，我们
可以确定王安石嫡裔嗣息繁衍于后世的源头情况如下：
王安石—→王旁—→王桐—→王璹、王珏兄弟—→后世嫡裔嗣息开枝散叶、枝繁叶茂。

（未完待续） 回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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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楼

发表于 2010-7-9 16:42 | 只看该作者 8# 赤山先生

九、纳缴至宝、泯于无闻的王安石嫡长曾孙王璹

（一）

由上文【引史㈤】之《宋会要辑稿》所载“故承事郎直龙图阁王桐妻宜人郑氏奏：二男璹、珏并幼失所”句
子，可以准确地判断，王璹、王珏是王桐和其妻郑氏嫡传的血脉，也即王安石之子王旁繁衍下的嫡裔嗣息。
检索宋人·陆游笔记《老学庵笔记》（卷七，三秦出版社P265）记载王璹另一史事，录之如下：“王荆公所
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中，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璹始复进入禁中”。
王安石的这条御赐玉带非常有名。
王安石一生主张富国强兵。熙河大捷，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
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这场战争，是由王安石筹谋，由王安石所提拔的王韶组织出击的有代表性军事
成果，收复了北宋西北境被西夏侵战的大量国土。
当时，捷报传到宋廷，宋神宗难抑兴奋之情，当作满朝文武之面，亲自解下身上系的这根西夏所贡的玉带，
系在王安石的身上，以示对他变法成果和他本人的感谢和恩宠之意。王安石受到皇帝如此厚待，特作《赐衣带等
谢表》（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回谢神宗皇帝。
因此，王安石的这条御赐玉带，凝聚着王安石一生的理想报负、变法成就、政治地位等多重因素，比之现今
抚州东乡上池村王安石之弟、王安上后人所存来路不明的所谓“御赐砚台”，王安石这条御赐玉带，可说是王安
石家族真正的“传家至宝”。
这条王安石家族真正的传家至宝——御赐玉带，历史上一直由王安石嫡长曾孙王璹保存，并最后由王璹纳缴
回赵宋皇室。这条御赐玉带的经历，是进一步充实王璹、王珏兄弟是王安石嫡裔子孙的实物明证！
陆游的祖父陆佃于王安石罢相钟山后，从游于荆公，并被列入王安石的门墙。陆游（1125—1210）本人虽比
王璹年轻十几岁，但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大抵是同时代人。陆游曾到王荆公的半山园游历过，对王安石身后事
颇多记录，陆游这则“王荆公御赐玉经历”的记载表明，王璹、王珏兄弟是王安石嫡裔嗣息衍于后世的史实，此
其证明之六！

（二）

从陆游绍兴中（约1145 年左右）这则记载中王璹的官职是“奉议郎”来看，王璹职位与宣和四年（即1122
年）靠其曾祖王安石祖荫而获得的“宣义郎”一职官阶基本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二十多年过去后王璹官阶变化不大，意味着历史上王安石的这个嫡长曾孙王璹能力平平，靠祖荫
维持生存的子嗣。
关于王安石嫡长曾孙王璹这系衍支的情况，不知何故，笔者在国家级史料中暂时再难找到有关的其他记载。
南宋皇朝军兴于杭州一隅，虽然宋高宗是一个趋于稳健的投降派，但在检讨北宋灭亡的教训时，他己能认识到徽
宗时期朝政上的诸多弊端，“滥恩”即其之一，宋高宗与当时的部份大臣本拟追夺徽宗朝诸多不必要的“滥恩”，
最后考虑到会导致仕大夫的群起反对而作罢。
宋高宗时追夺“滥恩”之举虽作罢，但也从主观上明确了南宋皇朝不会再像北宋徽宗朝那样无节制地向功臣
子弟推恩。而我们现在之所以能从国家层面的典籍《宋会要辑稿》中，整理出王安石嫡裔子孙传承的信史，不得
不说依靠的正是徽宗朝对功臣子弟的“滥恩”，要知道：
王安石次子王旁于三十左右就逝世了；王旁的独子王桐甚至不到三十岁就逝世了；王桐的长子王璹至绍兴中
期在政治上都毫无建树，这些人皆无资格载于国史，若没有北宋徽宗朝对功臣子弟的“滥恩”，把王安石这些早
逝且政治上无所建树的嫡裔子孙“偶然”记于国史，则要研究王安石身后嫡裔嗣息传承情况，专靠王氏家族谱谍
而无信史可依，“王安石有无嫡裔嗣息传于后世”真可能成为千古迷团。
王璹这支其后虽不再显于国朝史书，但从陆游这则“王荆公御赐玉带流向”的记载来看，至绍兴中期，王璹
己年约四十岁左右，其后一段时间当还生存于世。
而王璹弟弟王珏，至孝宗隆兴朝仍在许身国是，其时他当五十多岁了。
考王氏家族诸男丁（与王安石血系亲近者及其生前身后兄弟子嗣）：
父王益四十六岁殁；长兄王安仁三十六殁；二兄王安道约三十六殁；四弟王安国四十六殁；五弟王安世不足
三十殁；长子王雱三十三岁殁；次子王旁亦约三十岁殁，这些人之存殁皆为王安石生前亲见。王安石身后嫡孙王
桐约二十八岁而殁以来；继孙王棣亦早早殉于国是，王安石家族男丁寿命，惟王安石自己及七弟王安上得享六十
六岁最高寿，其次六弟王安礼得享六十二岁，于王氏家族诸男丁亦算高寿。
王氏家族男丁寿数如此，就王安石夫妇生前所亲历家族成员存殁寿数状态而言，以及在他们家庭里前后早早
夭折的婴儿数量而言，他们夫妇心中定会产生带有宿命色彩的命运困局思维，这或许是他们家族成员都虔诚礼佛，
并于熙宁九年十二月四日割田入蒋山兴国寺，又于元丰七年六月二十日乞以所居园屋置“报宁禅寺”的切身原因。
但到绍兴中期王安石嫡裔曾孙王璹、王珏兄弟时，王氏家族男丁的寿数，己突破王安石夫妇生前其“家族男
丁寿数宿命色彩”的印象，王璹、王珏兄弟至五十岁左右时己达能抱孙子的年龄阶段，在王氏家族诸男丁寿数表
中步入高寿行列，王安石这脉嫡裔嗣息可说己开枝散叶、枝繁叶茂了！
至此，王安石夫妇临终的担心和报憾己烟消云散，王安石夫妇当含笑九泉了！
王安石开枝散叶、枝繁叶茂的嫡裔玄孙及其后裔虽不能稽于国史，但“王安石确有嫡裔嗣息传于后世”的结
论己确凿无疑，其玄孙及后裔成员、传承、迁衍、寿考当核实于其家族谱谍可知，此不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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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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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楼

发表于 2010-7-9 16:46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赤山先生于 2010-7-12 17:49 编辑

9# 赤山先生

十、参与北伐、许身国是的王安石嫡裔曾孙王珏

两宋时期，北方金国攻克北宋首都汴京，掳走徽、钦两位皇帝，占领宋朝大量北方领土后，汉民族军民无不
义愤填膺，他们积极组织起来抗击女真族的入侵者，产生大量忠臣烈士、民间英雄、爱国文人，这些人的事迹、
诗词文章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宋、金双方经过多年征战攻伐，力量渐趋平衡，双方终于1141 年签订“绍兴和议”，以宋向金纳贡的代价双
方暂止兵戈。南宋朝廷的乞和行为并不为当时汉民族认同。这一时期，很多爱国臣民不忘北方金朝铁蹄下遗民盼
望王师的心愿积极绸缪恢复山河，陆游、辛弃疾即在这一时期奔走呼号请求北伐，并写有大量诗词表达当时人民
的意愿，这些诗词是这一时代声音的杰出代表。
因应这种时代的呼声，南宋统治者于“绍兴和议”之后先后组织过“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图恢复
金朝占有的宋室故土。
王安石曾孙王珏，传承乃祖遗风，投身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大业，嫉恶如仇，弹劾不顾人民生死，贪生怕死
的逃跑封疆败吏，并积极参加南宋隆兴北伐的钱粮筹运工作，成为南宋时期投身北伐大业的爱国臣民之一。
【引史㈧之①】《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一册，职官七一之一，第三九五八页）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二
十三日（孝宗己即位未改元）诏：左奉议郎通判通州赵不晦降两官放罢，坐虏骑渡淮，首先逃遁。为本路提举王
珏所劾。故有是命。”
【引史㈧之②】《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八十一册，兵一九之，第七零七一页）记载：“（隆兴元年四月）二十
二日诏：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向子忞特复直秘阁，淮南路转运判官钟世明特除直徽猷阁，提举常平茶盐等公事
莫濛、江南东路转运判官陈良弼、户部郎中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李若川、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洪适、总领湖广江
西京西财赋王珏，各特转一官，以都督江淮军马。”
然而，南宋的两次北伐终于未竟其功，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主要统治者或军队统帅对能用之将、能用之
吏的排挤和打击。主持隆兴北伐的张浚用人不当而致隆兴功亏一篑，主持开禧北伐的韩侂胄不愿起用有经验的将
领，而妄图独擅其功终致劳师费众而溃于一役，自己也身首异处。统治者欲成不世之功业，团队内却夹杂排挤之
私，内部不谐直致外部兵溃千里，这种征兆于王珏可谓体悟至切至深。王珏参加隆兴北伐前，就饱受统治者团队
排挤之苦，仕途几经起落沉浮。

<此文未完。。。。。。。>”

（未完，因事需下线，待续以俟他日。若愿交流：hu_fo88@yahoo.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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