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聂树人

千万双眼睛看得见：我们当年做的事，十年后能见人，百年后能见鬼，千年后能见史。——作者志言
1966年，文革犹如丁香，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爆发。
4月底，我们结束了在陕西的“四清”工作，回到学校。此时，报刊上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文章天天都有。虽然，我们还不明白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含义，但是谁都明白，又一场政治运动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回到学校后，政工干部们一再号召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什么是实际行动呢？谁也说不清。我当时想，能在报刊发表批判文章，那当然是响当当的实际行动，也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但是，不要说我们理工类院校的学生，就是文史类院校的学生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难上加难。因为大家一不占有资料，二不明白批判那几个“文人”的意义和方向。而且，纵使大家都能写出“高水平”的符合主政者口吻的批判文章，报刊上又哪里有那么多版面刊登？说到揭发，对于“上面”，对于“外面”，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又能知道什么呢？因此，我们的所谓“参加”，不外就是自己看看或集体念念报纸、杂志上的批判文章，然后，再进行空对空的表态性发言。
大家很困惑，对这种“空对空”的参加不过瘾，觉得有力无处使，很无聊。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同时，还刊登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将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那时，我对“评论员文章”中的许多话还很不理解或感到迷惑。比如：
——从“‘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这半句话中，至少可以“发掘”出“反党集团”的其它分子、骨干和头子。这些人当然在上头，因为下文紧接着说：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们是谁呢？
——“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多年，却还存在“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可能吗？如果有，它或它们在哪儿？
从功利观念出发，我当然很愿意在参透了这“禅机”之后，向这“堡垒”射出几发重磅炮弹。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对于“北京市委大学部”这个单位，对于“副部长宋硕”这个从未光临地质学院的大人物，以及他的“紧急指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不幸的是，刚一听说，他们就进了“反动堡垒”，成了“反党集团分子”！
宋硕的“紧急指示”会传达到北京大学，当然也会传达到北京地质学院。由此想开去，地质学院的党委也会有“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之嫌疑。北京大学党委这样做，成了“反动堡垒”，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这样做，上纲到“反动堡垒”是太高了，但是，说它犯有错误，总不会过分吧？
无论我心里有多少迷惑，但是，我对“评论员文章”中，“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份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段话，既有认同感，也有许多联想。从中学到大学，从受到批判的“准反动学生”到受到表扬的“三好学生”，从“不听话的学生”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乐中，处处都受到“组织”的关怀，处处却潜伏着“反党”的威胁。一些人品并不怎么样的人，一旦有了党员的头衔，昨日处处听他人的话，今日事事却要求他人听自己的话，那人格也立马就高大起来！这究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也没有胆量发出“你们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的疑问，但是，“评论员”这一发问，立即润入我的心田，认为问得好，问得过瘾。
此外，我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中关于学校运动形势的看法和分析也有颇多的认同感。
地质学院的情形与北大大同小异。“从理论上驳倒他们”，“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地质学院党委也是这样引导运动的。此外，大字报对“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等言论的批判，对他们将师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繁琐的考证中，“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的指责，都在我的心中激起共鸣。
“舆论喉舌”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了形势的“严重”和党中央的态度和决心。我当时极为振奋。大字报，黑帮，反党集团，这些政治名词我们以前听说过，现在都鲜活了起来。
中央新闻媒体在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加肯定的时候，没有一字提及它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贴出后，立即遭到围攻的情况（此后，这张大字报还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６０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我也就误认为，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共产党所鼓励的，是革命的进步的表现，谁也不敢对此说三道四。
当时，我对“黑帮”这个名词也觉新鲜。这个名词的概念虽然模糊，但是，带有“团伙性质”却不容置疑。再经“评论员”一点拨，它就具体化了，北京大学一下子成了“ ＇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北大党委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反党集团”。那么，其它学校的领导班子又如何呢？地质学院党委又如何呢？
二三十年来，无论主流舆论对聂元梓如何憎恨和挞伐，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以后的政治背景是，全国各级党委都必须对以她的名字打头的那张大字报表态，因为党发出了声音！当时，只要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谁都明白，这篇大字报肯定是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６月２日早饭时，学院广播台通知全院师生开大会。虽然没有通告会议内容，但谁都知道，这次大会与昨晚的“新闻联播”有关。
无论我的革命信念如何，却怎么也不能将“中央出修正主义”与地质学院党委链接起来。说心里话，那时，我对地质学院的党委还是信任的。在我的心目中，地质学院的领导人和北京大学的领导人不一样，北大是中央直管的“一流”院校，有着贵族血统，学校领导“通天”。地质学院只是个“二流”或“三流”院校，院长高元贵有没有“通天”的本领不得而知，但是，全院师生都知道他没有“通天”的嗜好。我们上大学不久就听说，地质部的“家长”，党组书记兼副部长（部长是李四光）何长工对高元贵很不满，曾在地质学院大会上指责他“三年不登我地质部的门”。
在我看来，地质学院的党委更不可能与“反党集团”有关联。虽然早在四清运动时，《二十三条》就提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也并不认为地质学院就一定有这种人。我曾经在北京房山县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在陕西武功参加过西北区测队的社教运动，我所在的工作队虽然按照上级的布置，对领导干部进行了“赶上楼”、“洗温水澡”之类的整治，但是最后没有定一个人为走资派。对于群众强烈不满的干部，充其量不让他当干部就是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在地质学院能抓出多少个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尽管学院党委在开展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上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有“捂盖子”之嫌，但是又认为，追究他们的领导责任或挖他们的老底子是小题大做。我相信地质学院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性，我们入大学三年多来，他们一直教导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永远跟党走。谁能想象，这样的党组织会与党中央离心离德甚或反对党呢！
走进会场时我还想着，院党委成员在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之后，一定会立即行动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学校前段运动有个总结，对下段运动有个激动人心的安排，带领我们去冲锋陷阵。
大会内容果如我们所想，是有关运动的。但是，代表院党委在大会上讲话的，不是新任党委第一书记的王焕，也不是上年才卸掉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院长高元贵，而是党委常委、副院长周守成。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第一、第二把手不出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这只是一闪念，很快就让位于其它的“闪念”了。
周守成在开场白中，把他的讲话叫“检查”。学院党委公开向师生作检查，我进大学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使我感到兴奋。
大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令人失望的是，周守成代表党委所作的“检查”和对下段运动的安排与我们的预期相去甚远。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只字未提，只是将“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官话、套话说了许多。名为检查却没有“检查”一条具体的失误或错误，压根儿就不承认党委有什么错误，给人一种捂着、盖着，还要继续捂着、盖着的感觉。显然，地院党委的检查，只不过是在北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以陆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成为“反党集团”后，对自己领导运动不力的一种很不高明的蒙混过关式的“洗脱”。
说心里话，那时我们已经对不着边际地批“三家村”烦透了，对报纸上批海瑞的文章则感到茫然。我们很希望党委能带领我们结合学校实际，来个“刺刀见红”，抓出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是，周守成在谈到对下段运动的安排时，也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放手发动群众”，而是继续坚持既往政策和方针，“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一切听从领导安排。
这些，党中央支持的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中，不是已经批判过了？地院党委为什么还这样搞？这不是划框框、定调调，压制群众搞运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么？不要说我们学生，就是学校的老师，对上面的人能了解些什么？对外面的人和事又能知道些什么？不知道，揭发什么？而“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中的“后”，又“后”到什么时候？周守成都没有说。我认为那只能是遥遥无期的说说而已。最后，周守成还要求师生，不要在外面贴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地方（在哪里？没有说），更不要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那么，地质学院的运动如何开展？我的想法是，群众对自己单位的情况最了解，单位的问题当然主要依靠本单位的群众去解决。从另一个角度说，无论是上级单位，还是外单位，不是都有群众嘛？各单位的群众都起来揭发本单位的问题，把本单位的事情搞好，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也就搞好了吗？因此，我认为，周守成的“先”没有实际意义，他是在以“先”压“后”，不让大家揭发学校里的问题，是在“捂盖子”。地质学院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没有问题，谁也别先下结论，按照“四清运动模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自我进大学以来，学院党委和政工干部一直要求我们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保留下来的很少的“日记”中，还保留着周守成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０日全院大会上作“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时的讲话，他说：
１、个人主义，有个人主义的人是必然要碰钉子的。不克服个人主义，到处都要出问题。这决定了一生是作革命派还是作革命的靶子。
２、和平演变的原因就是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进行斗争。只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前面的人，才会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则，只能因患得患失而逐渐变质，最后成为革命的靶子。
可是现在，周守成和院党委的自我批评精神到哪儿去了？周守成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几位？党中央的指示和号召明明白白地摆在大家的面前，院党委自己却为什么对党中央的指示打起折扣来？“以身作则”的精神哪里去了？这不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作风吗？
由此，我有了被愚弄的感觉。我原先并不认为地质学院党委有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将他们和“黑帮”联系过。经周守成这么一抗一掩，反倒认为“有问题”了。至少，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最大的问题！在愤愤不平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个大的疑惑：难道地质学院党委也如北京大学党委那样，与 “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关，也与“反党集团”沾边？不然，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揭发？
６月２日中午饭时，校园里出现了许多对院党委检查表态的大字报，其中也有我们的。
我对周守成代表党委所作的检查很不满意。
开完大会回宿舍的路上，我所思所想绝对不是揪谁批谁，而是想，如何以实际行动向党表达我的忠诚。
无庸置疑，我们是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代人。革命传统教育的后遗症之一是唯意志论。我们都经历过“人定胜天”的年代，“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以共产党人自居，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因此，我们的理想高高在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教育造成我们盲目的参政热情，加上对毛泽东崇拜和对共产党热爱的感情，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大家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在这次运动中建立功业。
时刻想着接受党的考验，是后遗症之二。我们这些在长期造神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被政工干部们告知，因为没有经历过抗战、过江、抗美援朝，要在政治上获得资本，成为共产党依靠的对象，成为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就只有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投身到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那时，我对“靠拢组织”的说教很不理解，不知该怎样做才算是“靠拢组织”？没有事情跑到政治辅导员那儿去干什么？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所谓“靠拢组织”，就是要不断地找政治辅导员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班上和周围人的思想和活动，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要留心，特别是“反常”的言行，要尽可能将这些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小报告”）的形式报告。这样一来，不就有事由接近政治辅导员了？但是，如果这叫“靠拢组织”，我是绝然做不到的。这正如演员，演惯了反派人物，演正面人物总觉有点不像。弄不好，还会被政治辅导员视为别有用心。因此，我同政治辅导员的关系早就形同路人，我们在路上碰了面，除了皮笑肉不笑的一笑外，再无其它表示。于是，铁下心我行我素，搞起自我“修养”。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院系党组织的领导到班上征询事关党组织发展这方面的意见，班上同学能第一个推荐我。
无论如何，我都视自己为共产党的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把积极投身这一运动作为党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我认为，应该光明磊落地向党组织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院党委不能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又如何能带领我们去进行文化大革命？他们既然一直要求我们做完人，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他们就首先得是完人，应该言行一致。
对“革命”的盲从，是后遗症之三。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最重要的是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类“实事求是”的教育，胜过了“要汲取‘反右斗争’教训”的训诫。我坚信，凡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书本上写的，就一定可信；凡是党报上肯定的，就一定正确；凡是大人物讲的，就一定能兑现；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就一定能实施；凡是为真理而奋斗，就一定会受到公正对待；凡是为人民大众奋斗，就一定会得到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许和支持．．．．．．１９５７年５０多万中国精英被“杀”为右派，原本就包含着“杀鸡骇猴”之意。但是，这情景我们并没有亲身体验，政工干部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右派”所以成为“右派”的真谛，“反右英雄”所以成为“反右英雄”的奥妙。对此，他们从来都讳莫如深！因此，直到１９６６年，我们也不大明白给党组织或党员提意见将会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所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播，一登，再加上“评论员”文章一“点”，我就把持不住自己了，一门心思地想着革命、想着接受党的考验，也相信毛泽东和其它革命大师对批评者的承诺，相信党章、党中央决议和红头文件中“不准打击报复”之类的信誓旦旦，于是，就忘乎所以地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就要对周守成的“党委检查”说三道四了。
对“民主”的追求，是后遗症之四。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丝可以有限表达民意的曙光，舆论一律的大一统局面出现了减压的迹象。亲历过１９５７年的中国人，到了１９６６年仍然心有余悸。求真的声音，变革的声音，未来的声音，都成了异端邪说。压制以至镇压民意表达的机制不仅招致前代人的憎恶，也遭到我们这些后代人的反感。显然，这些人做梦也想有一个意愿表达的机会，希望有一个冤屈昭雪的机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也希望有一个向当权者进言的场合。于是，十年沉默，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得以表达和爆发。
显然，这种爆发的前提是，毛泽东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坚决支持，由于这种支持所开创的社会政治剧烈变动，而招致的政治压力的突然降低。只有在这时，才最容易体现民意的影响力。人们因为无须顾忌被孤立被打击，才有可能较清楚地辨认自己，表达自己．较为自由地行使属于个人的天赋权利。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当然也想试一试。
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写一张大字报。
说心里话，虽然对周守成代表党委作的检查不满，但是，真要让我揭发，我还揭发不出什么问题来。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经常能见到、接触到的领导干部就是年级的政治辅导员老师。这些人都是刚刚毕业或毕业后留校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们能有什么根底，有什么问题？而系里、院里的领导，离我们就远了，一年见不上几次，还大都是在全院性的大会上，我们坐在下面仰望着主席台上的他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的，别人就一定不知道？做坏事的时候，谁又会敲锣打鼓，四处张扬？我不仅对周守成限制群众手脚的措施不满，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表示了对“先外后内”、“先上后下”的否定，周守成却在还坚持，这显然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对抗。而在对抗的背后，又掩盖着什么见不得人 的问题？
回宿舍后，我已经打好了腹稿，拿起笔就写。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正文共两张大纸，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坚持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抛弃错误观点，带领师生对学校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将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字报写完之后，我还是心存疑虑，怕字里行间出现政治问题或其它漏洞，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辫子制造一场“文字狱”，就请和我住同宿舍的好友沙丁茂、孟繁华审阅。同时说明，如果他们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它也可以作为我们三人共同的“作品”。他们看了后，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我们略一思索和商量，就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下了“１１６２２班   聂沙华”的落款。
“聂沙华”！这算不算一次“结党”？算不算一个“反革命集团”？如果局势翻个个儿的话。
去食堂吃中午饭时，我们三个人顺便将大字报挂“贴”在本系食堂东侧的一根铁丝上——当时食堂的四面墙上已经贴满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没有“下足”之地。
那么多大字报与我们的大字报相呼应，表明许多人和我们的看法相同。如果学院党委能反过来，来个“先内后外”，“先下后上”（即先本单位，后上级单位）的政策，不仅我没有意见了，我想全院的师生也就没有意见了。
“一边倒”的大字报显示，学生们都不再是旁观者，人人都成了斗士。
我从此卷入文革。
作者简介：聂树人，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革中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原载《往  事》第五十七期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五柳村2007年6月5日收到。
《往  事》编者的话：“文革犹如丁香，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爆发”。这一比喻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是在突然在全国爆发的；二、花开所需的气候、土壤条件，已经成熟。
就社会背景而言，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暴力整肃，整完党外整党内，加上制度刚性，无调解机能，矛盾越积越多，社会压力越积越大，及至1966年春夏之交，呈一触即发之态。
在社会的精神领域，统一于一整套貌似高尚、纯洁实则偏执、僵化的理论体系，容不得丝毫异端，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时刻被帝修反颠覆的危机感的双重折磨，使人们的神经越绷越紧。
本文叙述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从“治”到乱的瞬间。
高校，是文革初期的主战场。最先骚动的，是被“革命传统教育”调教出的年轻学子——“想当接班人”、期待“接受党的考验”，也如丁香待春风。文革号角吹响，党考验的时候到了——但党内混进了“黑帮”、“反党集团”，究竟谁是党？憋足了劲来个“刺刀见红”，要抓出潜藏在身边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年轻人，竟茫然不知所措！——直到北大一声炮响，给大家送来了“马列主义”。
从驯服工具到造反先锋，似乎决然对立的两端，其实源自同一种蒙昧。由“革命教育”滋养，以“响应号召”为动力，结果必然是：“思考”即盲从。
他们“积极”了一次，跌宕了一生。
细察之下，运动“积极分子”不外几类，或出于“觉悟”，或出于“不满”，或为了“过把瘾”，或者是功名心。
但凡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人才的遴选，总要提供正常渠道，或保举，或考试，或广开言路，以满足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需要，提供名正言顺的晋身之阶。但极权主义的中国，国家吞噬了社会，人们要求发展，只有“靠拢组织”，而“组织”恰恰反对“名利思想”，进步之途变得十分诡谲：你想追求名利，只能表现出“不图名利”，但你要真的“不图名利”，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名利。于是，只有那些“熟知进步秘密的人”才能“靠拢组织”，也就是不断“汇报思想”，包括汇报别人的思想、表现。而大批有志者被排挤在外。
只有“运动”能给这些既无权势，亦无背景且希望固守一条人格底线的精英分子以机会。在运动中，既定秩序被打乱，平日里被排挤被忽视者得以脱颖而出——而结果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丁香有开有谢。及至季节转换，万树凋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仅留一段花事，供世人凭吊。
天不变道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