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革三大学生领袖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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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三大学生领袖今昔
http://www.sznews.com 2010-01-06 10:29 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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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聂元梓
韩爱晶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清华学生蒯大富文革时的演讲
1968年7月后，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1970年11月初，蒯大富被押回清华受审。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蒯大富被任命为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 
蒯大富2004年接受采访表明：不很同意说“上了毛的当”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恩来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恩来当时还不了解毛泽东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恩来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文革宣传画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文革宣传画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文革宣传画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文革宣传画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
文革宣传画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文革”中“戚大帅”——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文革宣传画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文革宣传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后，人们才又想起了当年的“王、关、戚”三人。重新审理后，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手稿和无格的白纸。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相关阅读
毛泽东为何不惜"大乱"搞文革？
文章摘自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一年之内八次接见红卫兵，让红卫兵热潮达到最高峰。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再说红卫兵那件事。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