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冲突令股市陷入前所未有的不和谐

清议：全面冲突令股市陷入前所未有的不和谐
当前中国股市正在遭遇极不正常且颇为全面的利益冲突。从政策与市场、政府与投资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到外资与内资、机构与散户之间，再到违法与守法、投资与投机之间，直至不同经济学派之间，冲突的情形几乎无一例外。
最不能容忍的冲突发生在政策与市场之间。如果还不是那么弱智的话，必然会发现，有选择的研究样本足以导致伪科学的出现，有选择的审判足以导致法律失去尊严，有选择的新闻报道足以毁灭舆论的公正。公共经济政策要符合市场预期，要尊重市场规律，更要让市场参与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想，这在如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中国已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股票市场的规律是什么？说起来很简单，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足以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如此说来，在国内上市公司已经并有望继续保持业绩良好增长势头的情况下，通过出台颇为强势的利空政策来阻止投资者分享大家应得的上市公司业绩，可能真的是不能容忍的。毫无疑问，政策应当追求其中立性，面对市场的多空分歧，政策不应当有选择地支持一方而打击另一方。想想看，如果政策有倾向性，那个不受倾向的一方，不论多、空，其利益如何不遭受重大打击呢？尤其是当受打击的对象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是国内投资者而不是外国投资者的时候，政策的倾向性就显得愈加不能容忍了。
最不可原谅的冲突发生在政府与大众投资者之间。一个国家能从股市健康发展当中受益的人远不止投资者，透过证券交易印花税、股票红利所得税、国有企业上市、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以及所谓的财富效应，几乎所有国民都可以从中受益。考虑到非投资者的受益大多是委托政府实现的，于是，发生在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更直接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人们看到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之后投资者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时候，并预期开征资本利得税之后投资者利益必将遭遇更大打击的时候，该等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显得格外刺眼。然而，当前的投资者已不是当年的小众，而是大众。这一点也值得高度注意。
最遭人耻笑的冲突发生在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当央行加息的时候，财政部说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是谣言；当财政部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时候，央行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当国资局寄希望股市活跃而实现国有企业资源整合的时候，央行说要警惕资产价格泡沫；当公众因此关注央行对股市发展持何种态度的时候，有高官说：“股市不归我管”；当证监会指出当前股市发展势头总体良好的时候，不断有政府官员出面大谈股市泡沫；当财政部再次辟谣资本利得税的时候，证监会官员在境外表示中国迟早要开征资本利得税……人们不禁要问，面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之间的这种非常混乱的表态以及相应的政出多门，投资者究竟该如何应对呢？坦率地说，今年以来市场上来自政府的声音的确杂乱无章，令投资者琢磨不透，而且出奇般地目不暇接。我倒不是说谁比较不聪明，但三个傻瓜凑一起提出的问题，再多的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最令人厌恶的冲突发生在外资与内资之间。外资机构在本次股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路人皆知。它们一方面在大肆散布泡沫论上竭尽舆论鼓噪之能事，另一方面却在扩大QFII额度上动用外国政治势力疯狂胁迫我国政府就范。不言而喻，那些天天喊着中国股市泡沫要破灭的人，恰恰是对中国股市垂涎三尺的人。这让我联想到了当年的日本股市。虽然当年的日本股市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但在对待外资入市问题上，必须承认，日本政府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自日本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之后，外资对日本政府不开放本国市场的政策予以一波强于一波的攻击，其目的同样是要分享那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果实。然而，论及外国人对日本股市的持股比例，在日本股市随后一连3个波次的上涨行情当中，也是自1949年重建日本股市之后涨幅最大的第3、第4、第5波上涨过程当中，仅仅从1963年的2.1%提升到1989年的3.9%。换言之，当年的日本股市并没有让外资的阴谋得逞。对比之下，如今发生在中国股市的外资与内资之间的利益角逐实在令人厌恶。一个小小的回合，而且按照某些官员的说法还算不上是正式的谈判，就让QFII的入市额度提高了200％，并同时放宽了外资对国内政权公司持股比例的限制。
最莫名其妙的冲突发生在机构与散户之间。老资格的国内投资者都知道，一只股票的筹码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往往是价格上涨的过程，而股价下跌的过程通常对应的是股票筹码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推而论之，等待一个高散户持股比例市场的应当是不断上涨的趋势。对此，日本股市也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据东京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日本股市个人的持股比例1949年为69.1%，1964年日本加入经合组织时为44.8%，1971年日元开始大幅升值时为37.2%，1985年“广场协定”之后为25.2%，1989年日本股市创历史最高时为22.6%。莫名其妙的是，偏偏中国股市在散户持股比例大幅上升后并理应随机构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而开始逐步下降的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了灾难性的持续大幅下跌。这不能不让散户投资者认为，这次股灾是针对散户的集体屠杀。亦有报道称，确实有个别机构在此次股灾之前有所谓“精准减持”的现象。无论如何，通过人为制造股市下跌来为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创造条件是不能接受的。
最不该发生的冲突发生在违反与守法之间。基金经理、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高管等证券从业人员及其关联方不得利用信息优势买卖股票或从事内幕交易，这早在中国股市草创时期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并在许多年前引入市场禁入制度时做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但是，近期曝光的一系列案件向公众揭示了这样一项事关股市“三公原则”的重要游戏规则着实被当事人当成了儿戏。人们所看到的是，守法投资者的利益被违法者所鼠窃、所侵害。更糟糕的是，当这种社会性侵害事件发生后，监管机构以及司法部门应有的社会救济行动并没有立即启动，以至于在“延误是公平的大敌”这个问题上屡屡出错。还需要对该等违反行为客气吗？还需要再出台什么更加严格的制度才能制止该等严重损害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卑劣行为吗？这使人联想到有国内小学曾经有“男老师不得猥亵女生”这一极其荒唐的规定。
最根深蒂固的冲突发生在投资与投机之间。受固有的初级市场风险程度大于成熟市场的影响，加上市场制度曾不够完善，以及股票市场知识普及和市场监管力度不够，中国股市的投机风气曾颇为弥漫。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在6个月之前的本轮牛市上涨过程中，市场基本上遵循了绩优和成长性并重的投资理念。只是到了年初特别是春节过后，这种理性的格局开始被非理性的、仅仅为了博取差价而不是为了分享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果实的投机格局逐步取代。我早就说过，绩差股疯长只能过早断送了本轮中国牛市。到如今，我想提醒那些一度沉湎于绩差股的投资者注意，出于涨跌幅限制的原因，现在正是底部换筹的绝好机会。赶紧卖出绩差股，换持绩优股吧！过了这个村恐怕真的就没这个店了。
最琢磨不透的冲突发生在经济学派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当外资势力大肆叫卖中国股市泡沫论的时候，它们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其实是不适合中国这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货色。进一步说，并不是依据所有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可以得出中国股市泡沫化的结论。比如说，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目前的首要课题就不是限制投资，而是扩大投资，包括以新技术淘汰落伍技术，以节能设备淘汰高耗能设备，以有效供给淘汰弱效供给等等，用以满足日渐增长的国民需求。其中，股票投资也是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条途径。当然，依据我所推崇的陈云经济学，几乎可以得出与凯恩斯经济学同样的结论，而且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令人痛心的尚不是投资者利益上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而是中国股市前所未有的不和谐。必须承认，该等不和谐对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与股市的正常秩序，是莫大的障碍。毋庸置疑，如何重建股市和谐，是对如此不和谐的股市负有责任的政府必须深思熟虑且非常紧迫的任务。
那么，政府究竟该如何重建股市和谐？用老子《道德经》的话概括地说：多言数穷，希言自然。详细内容请关注我的下一篇文章。
我受邀在“投资百科网”开设“清议提问”专栏，每周一提供一个涉及经济和股票投资的探讨话题，周五与诸位总结交流。本周话题为“市净率可以作为选股依据吗？”（点击参与讨论），欢迎前往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