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红军吃什么？

翻译伍修权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瑞金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长征前夕，他们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伍仍记得1934年10月10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1934年10月16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
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质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他们还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千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千五百二十六颗手榴弹。
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当时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1934年春天才开始搬动。毛泽东的卫士吴吉清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
红军离开瑞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朱德在1934年10月25日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文中强调了关于后方、伤病员处理、供给三个方面的工作。关于伤员处理电文指示：“停止一切伤病员后运，而应随军团后方部前进，在万不得已时，重伤病的战士则留下于同情的群众家，就地医治，进行很好政治工作。除重伤员外，应给予十元休养费，而干部应带走。”在谈到供给时，电文强调：“供给方面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没收物质资料，应有组织地进行，并严守阶级路线。”
肖锋在日记中提到：军团政治部主任谭政部署沿途扩大红军，对伤员要就地安置。“因环境太坏，这几天九连只扩红五名，一连沿途派多人做工作，也没有扩几名。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那些伪乡、保长知道你要当红军，捉住了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还要牵连几代。国民党这一招做得真绝！但是革命者总是要革命的，工农革命失败不了。”
杨成武回忆说，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长的姜齐贤是湖南人，学医于湖南湘雅医院，是个医道高明的大夫，1931年由旧军队转入红军队伍，后来入了党。组织上对他非常照顾，每月发给五十块银元的津贴，这在当时每人每天只有六分钱菜金、物质条件非常微薄的红军队伍里，是很高的待遇了。
杜平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兼直属队党总支副书记。他回忆说，无线电队下辖报房、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百余人。电台等装备笨重无比，收报机、发报机二十余公斤，蓄电瓶三十公斤，共六个，充电机四十五公斤，汽油十瓶、二十瓶不等，及机器零件箱等，均由人力运输。杜有诗记其事：“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郭林祥回忆：红军干部团从黎平出发，跟随中央纵队经锦屏、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草塘）。干部团在猴场附近宿营地，举行了迎接1935年元旦的联欢晚会，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发了一块银元的过年费。红军进入贵州以后，打破了长征初期“左”倾统治下的沉闷气氛，各部队的宣传队也活跃起来了，红军驻地贴满了各种宣传标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在大苗川得到苗族同胞理解和支持的红三军团四师，通过平等交易筹足了军粮。但在买粮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该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回忆录中说：“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这时距1935年新年已不到十天了。
1934年12月23日，红一军团经过六十五里的行军，由上格东经乌鸦铺抵达偏寨。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上格东打了两家土豪，没收肥猪十二头，谷子百余担，把一半谷子和部分物品分给穷人，老公公、老婆婆都高兴得哧哧笑。他们说，要不是红军来，哪能分得这许多谷子和物品！”
1934年12月27日，由李聚奎、黄甦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攻占了施秉。肖锋在日记中记载他们打了几家土豪的情形：“这里土产甘蔗糖饼子很多，每个人都吃了个饱，还带了许多做干粮。”肖锋说这是入黔后生活最好的一天。“这一带靠湘贵公路，沿途树林很多，敌机来得少一点，白天走路方便，掉队的也少了。”
由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在古陂时对付一个营，连走带揍把敌人消灭了，缴获了枪支、弹药、文件等物品。这次战斗结束后，团政治处经上级批准，给大家分发战利品的时候，还给团长和政委每人发了一条薄薄的丝棉被。杨成武在长征路上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雪山、草地就是用它御寒的）。
王平回忆说，古陂圩是个挺热闹的集镇，也是这一线敌人的后勤基地，军衣、弹药等军用物资堆得像小山似的。从古陂圩到安息圩，一路上都是敌军丢弃的物资。这一仗，击溃了敌军一个团，红三军团伤亡不大，全军每人分到两身新军衣，补充了许多弹药。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
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总卫生部所有的伤病兵约三百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
红军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杨得志回忆说，攻占遵义后，已是隆冬季节。这时的黔北高原，朔风穿胸透背，天气干冷异常。红一团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壳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
杨得志将军回忆说，红军进入遵义后，上级通知，部队上街买东西要用银元和铜板，不要用纸币（那时各单位大都有在江西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纸币，也有缴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印的伪币，由于群众怕“变”，不愿意要这种货币），没有银元的单位，可以拿纸币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没收委员会”去兑换。
乌江战役后红军入云南，收获极大。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到了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两师。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的国民党军为运输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红军收获之二：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云南。
扼守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沙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火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手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已打下宣威。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当时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也有如下记载：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里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上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杨成武回忆说，红四团自奔袭泸定桥以来，就抓生米充饥。打下泸定桥，缴得的粮草有限，还要留给后续部队，打土豪所得无几。打下化林坪，十室九空，敌人把存粮早已转移。领受攻打山垭口任务的红四团六连也是一天多没吃上一顿饱饭。临战时，师机关、直属队凑了一些干粮，勉强可供部队吃一顿。
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老百姓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当然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
1935年6月底，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与日俱增。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人，藏民则因误信南京官方的宣传和受南京军的威胁，大多数藏匿或逃走，首先使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晚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所有藏民因南京军之事先逼迫都逃之夭夭，有钱买不着东西，真苦煞了数万英雄。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时，一切后续部队均集中卓克基，进行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驻卓克基，向藏民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则格前进。沿途藏民渐渐打消敌意，但终因南京军方面早就对他们加了不少恐吓和欺骗，所以仍然逃避一空。在这四十里之行程中，雨雪泥泞，隘路难行，而且还已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的俗语倒也可信，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以便给予一定的补偿。
“为割麦而斗争！”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1935年7月初，中央红军到达上打鼓，并在上、中、下打鼓布置宿营。因此地地势较高，麦子才开始含蕾，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如野芹菜，野苦麦菜，野豌豆叶子等，以对付饥饿。每人每天只吃三两粮食和一些未加工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确有点难受。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一点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在“部队整理”一条中有这样一项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毛窝（式样另发）。各团需利用羊毛、牛皮补充皮毛、毯子，以便向北行动。”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而且麦子已经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四十里之伽英回来了十几个藏人，并有一通司（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他们。在此次割麦后，红军每人都补充了十天储粮。因筹储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二十余天。
长征中某日，杨成武所在的红四团到毛儿盖附近山里去挖野菜，偶然发现了在绿荫树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有碗口大的，有铜板大的，有白的，有灰褐色的，有的上面还有花纹。同志们看到高兴极了，采回来后，用水洗洗，便煮着吃了。怎知吃完后，许多同志上吐下泻，身子软得不行，后来卫生队的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吃了毒蘑菇。上级很快发了个通知，以后再见到这种蘑菇谁也不能采了。
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这一天，虽然没有咸盐，但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把它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红四团的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同志们管它叫“密窖”。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红军一律没收。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些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有些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褛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完全成了“秃头军”。
杨定华说，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有法煮饭。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变成了粢团，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纽纽。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郭林祥在回忆录中记载：“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肖锋在1935年8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在黑水筹到的粮食没有东西装，于是大家想到用裤子做粮袋，把裤脚的两头一扎，就可以装粮食了。时任红军一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该日日记中写道：部队途经一条河，由于桥未搭成，遂徒步过河，竟有人被水冲走淹死。“由于行李及炊事员未能过得河来，于是自己做饭吃。”肖锋在日记中说：“过着这厨师生活，的确很麻烦。”但毕竟还有饭可做，心里已知足。
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在当地打垮了一次敌人三千多骑兵的袭击，缴获了一批战马和牛羊。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战利品送给了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博古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曾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饱餐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唐金龙过草地时，数日没吃饭，饿极。出草地后，见有藏民巴扎，唐急购二十只鸡、两个“锅盔”（每个约五斤重）。与李文清等四人聚餐，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半夜，四人均腹胀如斛，于地上打滚不止，一人竟胀死。故唐金龙回忆说，长征途中，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王平回忆录》记载：红军在藏族地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饮食不习惯，这一带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和玉米，饮的是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许多人引起肠胃不适。其次，由于过去军阀官僚迫害少数民族，造成藏民仇视汉民的心理，加上语言隔阂，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在红军到来之前都逃跑了。山上常年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纵横，没有道路。天气恶劣，变化无常，六月里一忽儿晴空朗朗，霎时间又乌云密布，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降。
1935年9月18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开进了岷县与西固间的小镇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郭林祥在回忆录中提到：“到的那天，我烧水洗了个澡，这是我过草地以来第一次用热水洗澡，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支队政治部特别发出通知，要求各伙食单位搞好伙食，让大家吃好。同时，每人还发了一块银元的零用钱。那时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羊，十个鸡蛋才一毛钱。”
红军长征到哈达铺，中革军委下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命令：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先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其时，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只，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鸡蛋百余个、蔬菜五六担。
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同志，哎唷！过新年啊！”
杨定华回忆说，当时一提起这个口号就要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说：“唔！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我们电台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伕子说：“我十八岁了，除了我姊姊出嫁那年吃过鸡子，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子吃。”另一个又说：“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子吃。”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今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本书编委会自去年起，寻访了几十位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述说当年的真实经历。
偷吃了朱德的皮带
长征途中，张显扬是被张国焘派到“红军之父”朱德身边，负责“警卫”总司令，其实却承担着一项不光彩的任务—被过滤广告
—监视。但朱老总却是那样地宽厚和善解人意。1936年四五月间，部队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这里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哪里去筹备粮食呢？朱总司令请来了通司（翻译）和几个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他们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总司令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出发了。他时不时地弯下腰，识别和挖出一些野菜，一会儿把野菜用指甲掐掐，一会儿送到鼻子底下嗅嗅。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跟在朱老总的后面。第一天，他们识别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第二天，总司令就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推广起来。各单位派来了代表，采摘了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老总吩咐张显扬带领一帮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奇形怪状的野菜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后来，红军战士们就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这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展览。（张显扬少将口述）
草地行军，赵德仁也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弄清情况后，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原来，朱总司令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朱德还是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捡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赵德仁以为总司令因为腰带的事生气了，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此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不骑马了。没过多久，朱德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个人吃了七天。（赵德仁口述）
王金武是1933年在四川家乡参加红军的。团里挑了二十多人学号，他被挑中了。王金武最苦恼的是，早上起床后不准撒尿，就开始练号。终于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王金武尿了裤子。学号虽苦，也有好处。“每天早上吃个生鸡蛋，提音。”王金武在鸡蛋上钻个洞，一口长气就把鸡蛋吸得干干净净。这一点，让那些没选上当号兵的战士羡慕不已。王金武不抽烟，惟一的一次抽烟，还让朱德逮了个正着。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王金武在八路军总部——五台山当号兵。一天下午，在球场边练习吹号的王金武想歇一会儿，便拿出老兵给他的香烟，“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王金武还没察觉，在球场上打篮球的朱总司令已经走到身边，揪住他的左耳朵说：“你这个小孩子还抽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抽！”“揪得我生疼生疼的！”王金武说，此后他再也不敢抽了。（王金武口述）
病中的周恩来
顾玉平在长征途中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那时周恩来日夜不息，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大家再三劝他骑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头上是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大家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从马背上滑了下来。幸好路边有一棵树，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还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后来周恩来生了病，才不得不躺到担架上批阅电文。
部队到达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找顾玉平谈话。原来邓颖超病了，调他去当警卫。顾玉平回忆说，自己害怕与女同志接触，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心里非常紧张。但没过多久，顾玉平也学着大伙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了。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她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顾玉来口述）
为中央红军探路
对于萧克来说，长征应该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就开始了。时年27岁的萧克是湘赣苏区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他和另两位苏区领导任弼时、王震并不知道，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萧克等人接到的命令是：到湖南去，找贺龙。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将苏区大搬家，把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国民党的报纸曾经形容说，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指的就是萧克先遣西征，中央红军随后跟进。
萧克回忆，进入贵州境内，谷深，路窄，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地图。当地的向导对五里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六军团只能在贵州大山中艰难转战。在旧州，他们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教堂里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萧克马上把墙上的地图取下来，一看全是外文。萧克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名称翻译成中文。直到这时，萧克才知道他要去与贺龙会合的地点在什么位置。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1936年4月，红二、六军进到昆明时，萧克把他们释放。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后来，萧克在甘溪一带与敌人遭遇，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苦战数日损失惨重。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萧克意识到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他找当地老猎户引导，将部队深夜带进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跳出三省军阀的包围，历经八十余天，转战五千多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出发时的九千余人，已锐减到不足四千人。这一天，是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第八天。（萧克上将口述）
西路军的最后时刻
杜义德1929年参加红军，24岁时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师政委。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徐向前在会上说，上次我们和老大（一方面军）关系没搞好，这次要吸取教训。一个“为会师而战斗”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1936年9月，徐向前总指挥派杜义德到四军十师协助指挥作战。“岷洮西战役”结束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指日可待。杜义德驱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突然听见传来歌声：“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战士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国山歌！”前面不远的山上，二十多个人正在擦拭武器，看到杜义德后，迎过来边跑边喊：“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两边激动地对跑着，紧紧地抱在一起。
会师的喜悦，并没有结束杜义德的长征。1936年10月下旬，红军共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是近代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西北军阀马家军，对孤立无援并且粮草弹药无从补充的西路军进行凶残的绞杀。1937年1月28日时任西路军总部四局局长的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骑兵师长。号称“骑兵师”，其实只有四百余人马。经过几天的骑术和战术训练，仓促上阵，以大刀、刺刀、长矛为主要武器，与敌人拼搏。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上，由政委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谁也无法接受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事实，会场上一片哽咽。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把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
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走着、走着，队伍不由自主地断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联络。第二天黎明，王树声被冻醒，回头一看，队伍不见了，眼前只有杜义德和军、师部的通信员等二十多人。第三天上午，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王树声只好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队伍脱险了，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却无一生还。一个战士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心理重压，自杀了。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激动地说：“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一天，杜义德发现地上有几堆烧过不久的灰烬，他警觉地抓起一把，发现草灰还有余温，里面还有零碎纸屑，能辨出“李先念”的字样。他赶紧报告王树声，立即起身向西追，走了不过10里路，遇上了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还有五六个警卫员，并没有左支队。杜义德回忆说，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副总指挥王树声，一个人掩护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熊厚发、孙玉清等人被安排在后山沟，而杜义德等在前山开路。没有想到的是，狡猾的敌人这次绕到后山“追剿”，孙玉清等人惨遭杀害。在祁连山里，杜义德靠摸树皮辨方向，树皮厚的一面是北。他们一路向东，路上又遇到了几个蓬头垢面的战士，为了缩小目标，王树声说，同志们，赶快分散行动吧，挤在一起，谁也跑不了。
1937年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快到黄河时，患难与共的右支队最后八人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从两个渡口过河。没想到，杜义德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而王树声等与敌遭遇，又经历了很多艰辛才回到延安。（杜义德中将口述）
摘自《我的长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长征食谱
麦面疙瘩汤 小馒头＋羊肉烩苤蓝 野韭菜 野蒜 野芹菜 臭蒿子
牛耳大黄 豌豆苗 胡豆苗 蜜糖
鸡蛋汤 白糖粥 豌豆苗汤 酸梅
小麦面 蘑菇汤 洋姜蛋蛋
炒米 中坝腊肉 青稞 牛皮带
枪皮带 旧牛皮鞋 茶膏 豆角
牦牛肉 茴茴草 松菌 马铃薯
清水煮树皮 草根 羊肉 洋芋
黄豆 酥油糌粑 蒲公英叶子
苞谷 绿豆 宣威火腿
青稞面馒头 红烧猪肉 野菠菜
鸡蛋挂面 糯米 腊鸡 皮蛋
小米 南瓜 油鸭子 炒麦子
苞谷糊 油泡香肠 油煎糖饼子
玉蜀黍 桐油炒狗肉 蕨根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有野菜，也有上好的腊肉。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在不断地调整。
■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当时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都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的老战士，在此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段路程红军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饮食趣事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之外，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捡到，辨认出是果子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还有一个关于组织起来学习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了当地的通司（翻译）和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仗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的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的记述里，朱德还是一个在行军中亲自下厨的红军总司令。书中有一个情节很有趣：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