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话语

    话语，在当今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乃至新闻传媒、出版书刊，大众文化都有着十分广泛的使用。《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话语义项，指的是“言语；说的话：天真的话语/他话语不多，可句句中听。”作为“言语”和“说的话”的话语，并非此话语。恩格斯在为《资本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一个“无法为读者解除的”“困难”。那就是在《资本论》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这个“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乃在于“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因此，“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现今所说的话语，不仅只与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术语”、“含义”极具关联，甚至就是“困难”、“应用”和“术语的革命”共同意义的概括性表达。

    为了说明，有必要一般性地介绍话语，乃有“关于话语”的资料性讲话如下：

    一、对原本复杂的思想的复杂化

    康德赞美人类所具有的心灵的能力，像蜘蛛那样可以编织自己的世界之网。在康德看来，从经验上说，蜘蛛可能显得是依赖于自己所织结的蛛网的；从超验上说，蛛网之所以是可能的，完全缘于蜘蛛创造之成就。

    福柯对同一个故事却有着与康德截然不同的看法。在福柯看来，从经验上说，蛛网对于蜘蛛来说可以表现为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和设计，蜘蛛编织蛛网以捕捉它的受害者；从超验上说，蛛网可以看作为一座有效的监狱，并非是蜘蛛所捕捉的受害者的监狱，而是蜘蛛自身的监狱；蛛网乃蜘蛛织就而使其身陷囹圄，蜘蛛依赖蛛网这个世界生活，易言之，没有蛛网就没有蜘蛛的生活，甚或不能知晓有什么东西存在于这精妙的实体（指蛛网）的时空之外。福柯这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骁将叫板经典哲学大师，别的不说，单就他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对我们是极富启示性的。现实世界，包括人自身的这个世界，远比人们既往想像的要复杂，语言、文化、思想、精神与现实的关系也远不像人们既往想像的那样简单，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是与非远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那个“自明的我思”，乃是后现代主义思想极力要否弃，要清除的，他们主张只能把思想看作是进一步产生复杂性的，而决不是自明性的。这倒应了一句俗语，把简单的复杂化，准确地说乃是把原本复杂的更其复杂化。

    二、现代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乃立基于：人是自然的解释者（语出培根）；或者人是宇宙的观察者（语出伽利略）；人乃具有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的能力，主体（自我）则自明自证（语出笛卡尔）。现代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理性的”自诩，乃诉诸于一种精致的方法，以此构成观念知识的权威。思想发展到康德那里，现代主义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结合，通过理性的工具提供经验的多样性达致超验上的统一，乃以“我思”确立知觉的限度。经由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协作，超验与经验的统一，现代主义哲学夯实了牢固的理性基础。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生发出的主体性观念，成就了可以涵括一切的意识的牢笼，不但使意识的理论成为可能，而且以此作为所有知识的条件。在这样观念的引导下，现代主义的运思路径乃是将自己从外在的世界中抽象出来（无论笛卡尔，黑格尔还是胡塞尔），并追求构建一种不受自然语言污染的描述理论（罗素秉此），也就是说，通过坚信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的事物观和一种元话语来确立自己，以理解和诠释多样性。

    三、作为摧毁运动的后现代主义

    席沃尔曼提挈出现代主义的特征：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抽象的事物观，迷恋基础、权威、统一。后现代主义则以对现代主义的划界delimit来表明自己的理论身份，各标领域、非他既我、阵线分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其理论运思始发于现代主义的局限处，并强调要终结现代主义的霸权。后现代主义思维涉及反思一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肯定的、中心的、连续的和统一的，后现代主义则是破碎的、非连续的、散播的。简言之，后现代主义不再假定有一个绝对支点可以用来使真理和秩序合法化。在现代主义看来，在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建立一个具有真理价值的命题陈述，必须通过共识规则rule  of  consensus才能达致交流和传播，也就是说，在说者与听者之间必须有共谋和共约，有获得一致认可的理性心灵作为沟通的桥梁，因而现代主义明显地依赖于宏大叙事，通过元话语使自己合法化。后现代主义则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而专注于知识的局限、断裂、悖论和非稳定性。其理论旨趣在于激发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容忍不可公度性、非均值性事物的能力。在现代主义看来，崇尚理性和主体意识必然坚持“作为再现的知识”。这一知识观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对立，主体具有或多或少准确地再现这一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世界的能力，如果工具的科学性愈强，则再现的逼近真理的可能性愈大。后现代主义则批判这种主客体分离的方式，并认为那种阐释企盼中纯粹的、赤裸裸的给定given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种等待整合到不同范围中的固定的内容也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的对象永远是已经被阐释了的，永远是业已处在一种范畴中的。知识的主体从属于它阐释企盼的那个世界，我们所形成再现的种类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方法的种类。有什么样的方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取决于主体置身于的那个客观世界。因此，后现代主义总是毁弃他人已建构之物。哈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摧毁运动unmaking.。他说：“这一反律法运动对西方思想具有巨大的摧毁力——米歇尔•福柯称之为后现代知识。我称之为摧毁，尽管其他术语正在标准化，诸如解构、非中心、消解、扩散、非神秘化、突变、分延、分散等。……依据关于摧毁的知识型，要真正思考、感受、行动和阅读，就要排斥整体的专制”。

    四、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此乃不容否弃的既成事实。其影响遍及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业已从其发端的哲学、美学、文学和文化领域进入经济、政治、法律和日常生活，甚至在国际关系和自然科学领域也掀起波澜。现今流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说法，从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王治河说，声势之浩大、波澜之壮阔、立意之尖新、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理论之复杂，乃显示出当今任何一个思潮所无法比肩的力量。诸如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拉康、鲍德里亚、乔姆斯基、萨义德、罗蒂、桑塔格、詹明信、利奥塔、鲍曼、阿尔都塞、哈贝马斯、艾柯、巴特等人文领域的大师的学术思想以及历史的终结、酷儿理论、话语分析、全球化、非人、历史书写、知识谱系等议题，诸如爱因斯坦、霍金、道金斯、达尔文、弗洛伊德等科学领域的大师和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库恩、麦克卢汉、哈拉维等理论家的学术思想以及科学战、虚拟实在、基因改良食品、自私基因、大科学的诞生等议题，无论这些大师是否同意冠以后现代之名，无论这些议题是否范围于“后学”之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乃无一不涉及，应无疑义；还有用发明代替发现，用建构取代实存，不存在进步的目标，价值的毁损，启蒙的消解，超越线性历史，激进主义方法论，想像科学，后女性主义等等后现代主义的命题与理论，又无不靡备地与科学和人文两大领域的学术思想极具关联。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大师级的弄潮儿在这个世纪末乃至本世纪初大都相继辞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仍未消歇，在质疑与回应，批判与反诘，解构与建构的思想冲撞中仍具相当的活力。

    五、后现代主义之进入中国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入中国业已二十余年，几乎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日程。在国内有些学者的眼目中，被称之为“后学”的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性，指斥现代化的症候，乃不合时宜的离经叛道之言。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又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主张去中心，消解逻各斯，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甚至将当今社会发生的一切丑恶现象说成是“后现代乱像”，似乎后现代主义带给中国人的除了“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玩世不恭、消极颓废和绝望，更有人将其斥为后现代的癌肿，是毁灭全人类无法救治的精神绝症。一旦提起后现代，即刻令人联想到迷乱的意向、梦呓的言辞、晦涩的语句、古奥的话题，时髦的疯语乱言。这些都表现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恐惧、厌恶与憎恨。然而，后现代主义仍然以其理论力量冲击着建设和重建中的诸多学科，激发和催生着新的思想和理论。

    六、仍应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明训

    有人说，现代性意味着秩序、纯洁、规范性制约，而后现代性则指向无序、杂乱、超越并打乱一切既有的概念、范畴。这样截然地判分现代与后现代，实在武断、肤浅。其实，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在现代乃至前现代思想资源中萌发和生长起来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与其说表现于时间先后的历史发展上，勿宁说是在辩证的扬弃与超越意义上，与其说是对现代性的继承和接续，勿宁说是否定和断裂。将现代与后现代判若云泥之别地对立起来，认为后现代文化仅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引领潮流的独创之果，实在有违历史实情；将后现代思想理论反诘、警示现代性的理论界限完全抹煞，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倡的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主体性只能归属于现代性的理性自觉，实在有失厚道公正。在并不十分了解后现代主义真实思想状况的情况下，采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一场异常复杂的思想运动，以`排斥的态度来扭曲、化解这样一种无可否认深具思想内涵的文化思潮，乃不够宽容，有亏于学术气象。更何况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观念已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作出警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精神追求乃至一些专用的思想表述，诸如话语、关键词、解构、解读、悬置、敞开、均值、多元、遮蔽、澄明、共同历史、集体记忆、知识谱系等等，甚至进入了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应该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明训，只有认识、了解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才能够以客观的、公正的、宽容的心态来对待、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从而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为服务中国现代化所用。

    七、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观与语言观

    后现代主义对游戏十分推崇，在他们看来，人类活动无乃不可以游戏名之，旨在追求真理的科学和哲学也是游戏。哲学作为游戏，在于它必须证明自身的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的标格很清楚，其目的就是用游戏代替追求绝对真理的活动。用游戏规则取代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游戏还可以用来破除传统西方哲学所人为设置的各种方式的对立，特别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游戏的本质乃是一种既自由又愉快的活动，其最高境界是游戏和游戏者浑然一体。孔子有句话，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与其游戏观极具关联。自达尔文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人类说成是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语言乃是人认识世界，人与人交流表情达意的工具，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样看语言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人们对语言这一特殊工具可能构成的一切尚不清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是重要的，因为人类所知的任何事物都完全是由语言来表达、来起中介作用的，但长期以来却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正在语言上，因为事实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实在是语言上的。换句话说，语言不仅仅“指向”、“表明”或“反映”自身以外的某事某物，更是它“本身的表述”（德里达语），也就是说关注语言，既不能放弃言说的语词，也不能忽视言说的概念，更重在分析言说的行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复杂晦涩、难分难解的，只能提供通向真理的间接途径；语言又极不稳定，必须根据言说者的情绪变动而变动；更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充满各种各样的含义，所以语言还是不能恰到好处地表情达意。

    八、话语何谓

    顾亭林曾对晚明王学末流造成的士风披靡、病像丛生的精神文化现象痛下针砭。这是一段历史事实。顾亭林反对理学危机的空谈心性而“相率于不学”，他指斥“满街皆圣人”“以虚辞相夸”乃有言曰：“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今之学者……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云云。用当今话语理论的说法来比拟顾亭林的批评：以基础毁损的无根性、内向性、主观臆念性知识相互标榜、炫技耀派；自诩于知识规范积累的自我塌陷，准确性、尊严性的自我消除与空洞泛化；以游说无根、空谈无义的所谓心性之学来掩盖和遮蔽其不学不识又空悬标格，放弃或无能对巨大而又厚重、超乎个人的现实结构和历史过程的把握；始以性情相尚，专于肚脐之下的格物致知，终于无可无不可、无用无不用的轻佻放达，亦即所谓狂禅，以逃避命悬一线、至大至显的现实危机和社会的鱼烂之局。历史之走向这一时刻的必然性又何在耶？

    话语问题显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语言学问题，但说明话语又不能不从语言开始。所谓话语discourse,指的是表现为构成一个完整文本text的单位，通常限制在个体言说者传递信息的连续性语词句段之内。在完整的言说活动中，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因素，还有大量超语言因素存在。话语分析就是对比句子更长的语段所作的理论分析，分析旨在寻求带有相似语境context的话语系统并确定其分布和运行规律，而言说活动分析则研究社会交往模式。这一交往模式应说明言说者和倾听者的社会性、历史性个人特点，说明传达信息的形式、规则和姿态，说明信息的主题和内容。对顾亭林的言说加以话语分析的诠释表明话语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在语词的一般含义，也不在语词载录的概念的内涵，而重在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话语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