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成庆：夭折的上帝与有待“救赎”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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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庆：夭折的上帝与有待“救赎”的人心时间:2010-07-14 18:09 作者:成庆点击:696次
最近，著名的观念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正在中国访问，这次“迟来”的中国行本应是去年的计划，但却因马克·里拉的私人原因而延宕至今。马克·里拉在中国的名声鹊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考究其原因，除开其文笔洗练、可读性强之外，也与他所研究的主题切中时代精神有莫大的关系。此次马克·里拉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两次演讲，一是“论反动”，一是谈“上帝之政治”，前者主要以反对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潮为主题，后者则是他在2007年初版的新书《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里所阐发的议题：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要了解马克·里拉的思想主旨，或许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他的学术与思想之路。如果按照履历来看，马克·里拉的学术思想之路并不十分“科班化”，甚至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他本科选修的是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硕士阶段则选择的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政策专业，从任何角度看，他所走的是一条以“实用”与“实证”为主线的受教育之路，与“政治观念史”几无任何瓜葛，但是在“干中学”（时任《公共利益》杂志编辑）的经历中，尤其考虑到当时他所在的《公共利益》杂志的主编是新保守主义领袖人物欧文·克里斯托，他对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逐步自学进修，最终萌发了去拿个博士学位、踏入学术圈的念头。
而这一念动起，却也成就了马克·里拉的学术机缘，因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当时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两位大将坐镇，一是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一是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里拉还有机会得到绰号为“哈佛大炮”的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耳提面命。这三位名教授的思想背景，都给里拉带来了深刻影响，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尽管他的政治态度也曾经摇摆于自由左派与新保守主义之间，而他如今却自称为“后堕落论的自由派”(见刘擎《哲人与政治——对马克·里拉教授的访谈与评论》)。
这么看来，马克·里拉虽然从自由派与新保守主义两方都汲取了思想养分，但是很明显，他受到茱迪·史珂拉的影响，要甚于斯特劳斯学派。最为明显的一个思想特征就是，史珂拉对乌托邦思潮的敏感与反对，以及她所具有的温和怀疑主义色彩，都在马克·里拉身上有所折射。在这些方面，里拉无疑是继续推进了其师的思想，史珂拉反对与启蒙运动相伴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幻象与迷思，将种种乌托邦思潮归结为某种“从忧思到乡愁”的演变之路，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而引发的“盲目返回古代”的原始冲动。不过，里拉虽然沿袭了史珂拉的这一思路，但是将这一视域进行了扩展，其最终成果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一中译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
讨论此书，尽管可以依据里拉自身的自由派思想脉络来评说，但是笔者却想引入另外两位思想迥异的政治科学家（谢尔顿·S. 沃林与埃里克·沃格林）来略作对比，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定位里拉的思想主旨。
里拉在交代此书缘起时开章明义，一种以神学的整全性所主导的政治观念与现代新型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前者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神学，按照里拉的解释，也就是说带有启示性格的救赎教义，是如何规定与指导政治实践的。
今日之政治哲学家，面对“政治神学”，大抵都会认为现代性已经将其打入历史故纸堆中，已成明日黄花，未来只需构建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就可开辟出适合当下与未来的政治道路。如美国的激进左派思想家谢尔顿·S.沃林，也曾写过一本大部头的政治思想史——《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在他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的那种以伦理指导政治的思路，还是中世纪用福音进行治理的努力，都最终宣告失败，而现代政治的最大成果，就是将政治秩序成功地从“上帝恩宠”中分离出来，所以沃林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看作是政治理论首次以自主性面目出现的现代方向，也就是说，那种以“天国共同体”为目标的教会政治模式，已经宣告破产，路德的新教改革，也只不过加速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分离，“启示得救”开始与“世俗政治生活”分道扬镳。
假如单单从这里观察，马克·里拉基本上会赞同沃林的分析，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里拉最引人注目、也引人诟病的就是关于“大分离”的论述，不同于沃林以马基雅维利为转折点，里拉将霍布斯看作是将神学与政治成功分离的先驱者，因为霍布斯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对自然的恐惧感，是人的欲望和无知的表现，与其让人们所信仰的诸神互相厮杀，还不如另立一个新的“利维坦国家”来全权掌控世俗政治。显然，在霍布斯的假设中，人是一种欲望动物，信仰上帝只不过是因为恐惧与敬畏，要解决宗教战争问题，就需用一个专制型的国家来维持秩序，正是在这里，以“世俗秩序”为最高目标的现代政治哲学开始萌生。
但是，里拉毕竟不是一位激进民主派，他不像沃林那样，认为现代政治领域已经完全驱逐了启示与福音，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就只剩下“民主参与”。沃林曾说，“政治参与的结束时刻也就是民主失落之处”，这种“瞬间式”、“朝生暮死式”的政治特质，甚至有人将其与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相提并论。但显然，里拉虽认为政治与启示宗教有必要分离，但毕竟承认，这种分离并未完成，而且可能最终也难克竟全功，这也意味着，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保障，仍然时刻面临着弥赛亚许诺的威胁 ，这种危险，在第三帝国那里已经得到最为残酷的展现。
不过，这种启示宗教的威胁，当真是因为政治与宗教没有完全分离所造成的？抑或还有另外的解释？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会有明显不同的回答。不过有必要提及的是，涉猎过沃格林著作的读者，或许在阅读《夭折的上帝》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关于政治弥赛亚主义方面，几乎与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学》里所提到的灵知运动如出一辙。在本书中，我并未查到任何关于沃格林的注解，但是里拉显然是了解沃格林的，在2007年的其中一期《纽约书评》上，他曾就《沃格林全集》撰写过书评，但里拉并没有完全把握沃格林的立场，他似乎认为，沃格林只是一位“西方文明危机”的诊断者、艾略特笔下那位拥有自由心灵的“卡索朋先生”（Mr. Casaubon），而没有看到沃格林对近代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包括自由主义）的批判背后，到底缘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思考。
与里拉不同的是，沃格林并不认为政治与宗教有必要分离，首先，对于历史而言，一旦我们用分离的视角去考察，将无法理解大部分文明的政治实践；其次，近代以霍布斯所开启的所谓政治与宗教“大分离运动”，只不过是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另一种扭曲形式，即一种“内在化的世俗超越模式”，单单以个人主体出发来思考超越性问题，这是“谋杀上帝”之后的结果，虽然摆脱了天启式的救世论，但却陷入另外一个以历史进步为名的新约束之中，而且还时刻受到极权主义的诱惑，例如各种以“启蒙”话语为基础的帝国扩张运动。
虽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处在圆满性和动物欲望性之间的神秘造物，但是他也从没有期待某种圆满性或神启突然降临于世间，他反对灵知式的天启教义，也反对近代启蒙运动所颠倒的灵知内在化版本。马克·里拉认为霍布斯成功地将天启政治与世俗政治区分开，但是沃格林却认为，一旦抛弃启示与福音，在霍布斯之后的长长队列里，人类实际上依靠自身创造出了各种弥赛亚性质的人造宗教，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一个异教式的政治建构，而并不是里拉所讲的“大分离”。
无论马克·里拉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缘于的是人性怀疑论，还是对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信心，或许都与沃格林的看法相左。甚至可以如此理解，在马克·里拉感到悲观之处，正是沃格林充满期待的内容，而在沃格林感觉悲观的地方，对于马克·里拉而言，却不构成任何问题。
沃格林显然会认为，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不足，而这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对政治的认知，而自由主义对制度建设的乐观情绪，沃格林也曾在1964年的“社会与历史中的人”一文中加以批评。因为沃格林会认为，制度的建设有赖于对人的神秘性有充分的认知，才能让政治秩序的复杂性得到展现，他如此论述道：“当市民非常积极地在法律中寻找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但却不敢触及大家众所周知，各种小恶的根源，苏格拉底将这看作是城邦的症候。他们的行为有如病人，永远追求着万灵药，但是却不愿意修补其生活方式之病症的根源…城邦善的根源不在制度的范式上，而是在于开国者或统治者的灵魂，他们会将其灵魂的印记铭刻在制度上。”
当然，马克·里拉可以如此回应，他在书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要比他所强调的内容要更多，这也是他在附录中与卡萨诺瓦以及查尔斯·泰勒的讨论中反复强调的立场。但是里拉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大分离”的论断，仍将会不断受到质疑。这些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阐释，一方面则来自于对“人”的意识及其活动复杂性的理解程度。如果说里拉的精神导师史珂拉始终沉浸在一种“消极”怀疑论的情绪当中，试图避免作任何正面的政治建构，里拉则明确地提出政治与启示宗教分离的主张，但他也悲观地认为，“政治弥赛亚主义”随时会崛起，对自由民主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就像他常常提到的那封伊朗总统内贾德写给小布什的那封充满神学语言的公开信一样，似乎是政治神学在场的铁证，对自由民主社会赤裸裸的威胁。
但是，政治神学不仅仅挑战自由民主社会，里拉似乎只注意到西方历史，而对其他文明视若不见。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在《中国的千年王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过程中的弥勒信仰与净土信仰，也构成了某种“政治弥赛亚主义”。假如这个论断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过头来考虑，这种渴求“净土”与“末世”的冲动，为何会不断发生，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神学传统”的文明，也会以相似的方式不断重演？这当真是像里拉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与启示宗教没有足够区分所带来的恶果吗？抑或是，这二者本身就无法分割，也不能分割？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沃格林会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政治与宗教不应分离，也不能分离，人的灵魂有序化问题不仅仅涉及宗教，也涉及到政治秩序的构建，近代的极权主义运动所具备的弥赛亚性格，并不仅仅是启示宗教的问题，而是人在驱逐上帝后自我僭称的结果，要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症候，自由主义认为要将政治与宗教分离，而沃格林却期待于灵魂的有序化。里拉看到“大分离”尚未完成，而且想让这个分离运动更为激进地向前推进，至少是要对政治神学保持高度的警觉性；而沃格林并没有最终回答“好社会是否可能存在”这一关键问题，他相信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却看到人性在追逐超越性过程中危机重重，时而脱轨，时而彷徨，由此产生了各种混乱与无序的政治秩序。但是，他并不认为“大分离”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他而言，人类意识始终充满着难以揣度的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也让政治秩序的建构充满了风险，马克·里拉洞察到了这种风险，但他却最终指引了一条问题重重的道路。
来源:《独立阅读》2010年6月号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71413390.html ]
最近，著名的观念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正在中国访问，这次“迟来”的中国行本应是去年的计划，但却因马克·里拉的私人原因而延宕至今。马克·里拉在中国的名声鹊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考究其原因，除开其文笔洗练、可读性强之外，也与他所研究的主题切中时代精神有莫大的关系。此次马克·里拉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两次演讲，一是“论反动”，一是谈“上帝之政治”，前者主要以反对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潮为主题，后者则是他在2007年初版的新书《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里所阐发的议题：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要了解马克·里拉的思想主旨，或许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他的学术与思想之路。如果按照履历来看，马克·里拉的学术思想之路并不十分“科班化”，甚至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他本科选修的是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硕士阶段则选择的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政策专业，从任何角度看，他所走的是一条以“实用”与“实证”为主线的受教育之路，与“政治观念史”几无任何瓜葛，但是在“干中学”（时任《公共利益》杂志编辑）的经历中，尤其考虑到当时他所在的《公共利益》杂志的主编是新保守主义领袖人物欧文·克里斯托，他对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逐步自学进修，最终萌发了去拿个博士学位、踏入学术圈的念头。
而这一念动起，却也成就了马克·里拉的学术机缘，因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当时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两位大将坐镇，一是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一是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里拉还有机会得到绰号为“哈佛大炮”的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耳提面命。这三位名教授的思想背景，都给里拉带来了深刻影响，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尽管他的政治态度也曾经摇摆于自由左派与新保守主义之间，而他如今却自称为“后堕落论的自由派”(见刘擎《哲人与政治——对马克·里拉教授的访谈与评论》)。
这么看来，马克·里拉虽然从自由派与新保守主义两方都汲取了思想养分，但是很明显，他受到茱迪·史珂拉的影响，要甚于斯特劳斯学派。最为明显的一个思想特征就是，史珂拉对乌托邦思潮的敏感与反对，以及她所具有的温和怀疑主义色彩，都在马克·里拉身上有所折射。在这些方面，里拉无疑是继续推进了其师的思想，史珂拉反对与启蒙运动相伴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幻象与迷思，将种种乌托邦思潮归结为某种“从忧思到乡愁”的演变之路，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而引发的“盲目返回古代”的原始冲动。不过，里拉虽然沿袭了史珂拉的这一思路，但是将这一视域进行了扩展，其最终成果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一中译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
讨论此书，尽管可以依据里拉自身的自由派思想脉络来评说，但是笔者却想引入另外两位思想迥异的政治科学家（谢尔顿·S. 沃林与埃里克·沃格林）来略作对比，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定位里拉的思想主旨。
里拉在交代此书缘起时开章明义，一种以神学的整全性所主导的政治观念与现代新型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前者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神学，按照里拉的解释，也就是说带有启示性格的救赎教义，是如何规定与指导政治实践的。
今日之政治哲学家，面对“政治神学”，大抵都会认为现代性已经将其打入历史故纸堆中，已成明日黄花，未来只需构建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就可开辟出适合当下与未来的政治道路。如美国的激进左派思想家谢尔顿·S.沃林，也曾写过一本大部头的政治思想史——《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在他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的那种以伦理指导政治的思路，还是中世纪用福音进行治理的努力，都最终宣告失败，而现代政治的最大成果，就是将政治秩序成功地从“上帝恩宠”中分离出来，所以沃林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看作是政治理论首次以自主性面目出现的现代方向，也就是说，那种以“天国共同体”为目标的教会政治模式，已经宣告破产，路德的新教改革，也只不过加速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分离，“启示得救”开始与“世俗政治生活”分道扬镳。
假如单单从这里观察，马克·里拉基本上会赞同沃林的分析，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里拉最引人注目、也引人诟病的就是关于“大分离”的论述，不同于沃林以马基雅维利为转折点，里拉将霍布斯看作是将神学与政治成功分离的先驱者，因为霍布斯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对自然的恐惧感，是人的欲望和无知的表现，与其让人们所信仰的诸神互相厮杀，还不如另立一个新的“利维坦国家”来全权掌控世俗政治。显然，在霍布斯的假设中，人是一种欲望动物，信仰上帝只不过是因为恐惧与敬畏，要解决宗教战争问题，就需用一个专制型的国家来维持秩序，正是在这里，以“世俗秩序”为最高目标的现代政治哲学开始萌生。
但是，里拉毕竟不是一位激进民主派，他不像沃林那样，认为现代政治领域已经完全驱逐了启示与福音，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就只剩下“民主参与”。沃林曾说，“政治参与的结束时刻也就是民主失落之处”，这种“瞬间式”、“朝生暮死式”的政治特质，甚至有人将其与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相提并论。但显然，里拉虽认为政治与启示宗教有必要分离，但毕竟承认，这种分离并未完成，而且可能最终也难克竟全功，这也意味着，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保障，仍然时刻面临着弥赛亚许诺的威胁 ，这种危险，在第三帝国那里已经得到最为残酷的展现。
不过，这种启示宗教的威胁，当真是因为政治与宗教没有完全分离所造成的？抑或还有另外的解释？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会有明显不同的回答。不过有必要提及的是，涉猎过沃格林著作的读者，或许在阅读《夭折的上帝》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关于政治弥赛亚主义方面，几乎与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学》里所提到的灵知运动如出一辙。在本书中，我并未查到任何关于沃格林的注解，但是里拉显然是了解沃格林的，在2007年的其中一期《纽约书评》上，他曾就《沃格林全集》撰写过书评，但里拉并没有完全把握沃格林的立场，他似乎认为，沃格林只是一位“西方文明危机”的诊断者、艾略特笔下那位拥有自由心灵的“卡索朋先生”（Mr. Casaubon），而没有看到沃格林对近代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包括自由主义）的批判背后，到底缘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思考。
与里拉不同的是，沃格林并不认为政治与宗教有必要分离，首先，对于历史而言，一旦我们用分离的视角去考察，将无法理解大部分文明的政治实践；其次，近代以霍布斯所开启的所谓政治与宗教“大分离运动”，只不过是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另一种扭曲形式，即一种“内在化的世俗超越模式”，单单以个人主体出发来思考超越性问题，这是“谋杀上帝”之后的结果，虽然摆脱了天启式的救世论，但却陷入另外一个以历史进步为名的新约束之中，而且还时刻受到极权主义的诱惑，例如各种以“启蒙”话语为基础的帝国扩张运动。
虽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处在圆满性和动物欲望性之间的神秘造物，但是他也从没有期待某种圆满性或神启突然降临于世间，他反对灵知式的天启教义，也反对近代启蒙运动所颠倒的灵知内在化版本。马克·里拉认为霍布斯成功地将天启政治与世俗政治区分开，但是沃格林却认为，一旦抛弃启示与福音，在霍布斯之后的长长队列里，人类实际上依靠自身创造出了各种弥赛亚性质的人造宗教，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一个异教式的政治建构，而并不是里拉所讲的“大分离”。
无论马克·里拉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缘于的是人性怀疑论，还是对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信心，或许都与沃格林的看法相左。甚至可以如此理解，在马克·里拉感到悲观之处，正是沃格林充满期待的内容，而在沃格林感觉悲观的地方，对于马克·里拉而言，却不构成任何问题。
沃格林显然会认为，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不足，而这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对政治的认知，而自由主义对制度建设的乐观情绪，沃格林也曾在1964年的“社会与历史中的人”一文中加以批评。因为沃格林会认为，制度的建设有赖于对人的神秘性有充分的认知，才能让政治秩序的复杂性得到展现，他如此论述道：“当市民非常积极地在法律中寻找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但却不敢触及大家众所周知，各种小恶的根源，苏格拉底将这看作是城邦的症候。他们的行为有如病人，永远追求着万灵药，但是却不愿意修补其生活方式之病症的根源…城邦善的根源不在制度的范式上，而是在于开国者或统治者的灵魂，他们会将其灵魂的印记铭刻在制度上。”
当然，马克·里拉可以如此回应，他在书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要比他所强调的内容要更多，这也是他在附录中与卡萨诺瓦以及查尔斯·泰勒的讨论中反复强调的立场。但是里拉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大分离”的论断，仍将会不断受到质疑。这些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阐释，一方面则来自于对“人”的意识及其活动复杂性的理解程度。如果说里拉的精神导师史珂拉始终沉浸在一种“消极”怀疑论的情绪当中，试图避免作任何正面的政治建构，里拉则明确地提出政治与启示宗教分离的主张，但他也悲观地认为，“政治弥赛亚主义”随时会崛起，对自由民主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就像他常常提到的那封伊朗总统内贾德写给小布什的那封充满神学语言的公开信一样，似乎是政治神学在场的铁证，对自由民主社会赤裸裸的威胁。
但是，政治神学不仅仅挑战自由民主社会，里拉似乎只注意到西方历史，而对其他文明视若不见。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在《中国的千年王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过程中的弥勒信仰与净土信仰，也构成了某种“政治弥赛亚主义”。假如这个论断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过头来考虑，这种渴求“净土”与“末世”的冲动，为何会不断发生，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神学传统”的文明，也会以相似的方式不断重演？这当真是像里拉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与启示宗教没有足够区分所带来的恶果吗？抑或是，这二者本身就无法分割，也不能分割？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沃格林会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政治与宗教不应分离，也不能分离，人的灵魂有序化问题不仅仅涉及宗教，也涉及到政治秩序的构建，近代的极权主义运动所具备的弥赛亚性格，并不仅仅是启示宗教的问题，而是人在驱逐上帝后自我僭称的结果，要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症候，自由主义认为要将政治与宗教分离，而沃格林却期待于灵魂的有序化。里拉看到“大分离”尚未完成，而且想让这个分离运动更为激进地向前推进，至少是要对政治神学保持高度的警觉性；而沃格林并没有最终回答“好社会是否可能存在”这一关键问题，他相信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却看到人性在追逐超越性过程中危机重重，时而脱轨，时而彷徨，由此产生了各种混乱与无序的政治秩序。但是，他并不认为“大分离”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他而言，人类意识始终充满着难以揣度的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也让政治秩序的建构充满了风险，马克·里拉洞察到了这种风险，但他却最终指引了一条问题重重的道路。
来源:《独立阅读》2010年6月号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7141339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