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标准”比追赶“技术”更重要、也更艰难！

制定“标准”比追赶“技术”更重要、也更艰难！(2010-07-13 22:21:58)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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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意义何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我国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日前发布了对50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这是除三大国际评级巨头美国的穆迪、标普和惠誉之外，非发达国家评级机构的首次尝试。它和我们最近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样，标志着我国正在尝试打开一个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的新局面。众所周知，今天全球开始质疑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积极作用是“起源于”美国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它评估的高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这场危机中都变得一钱不值，尤其是对很大一批海外投资者而言，由于出于对它们的权威性的充分信任，而疏忽了自己对所购买的美国机构债权的信用风险的警惕性，结果造成了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宝贵财富其真实价值大打折扣或化为乌有，即使账面价值看上去还留在那里，但是也完全失去了过去应有的流动性，无法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发挥正常的作用。今天，我们开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给我们财富管理造成的麻烦，尤其是可以防范美国信用品级公司为了追求“放松要求”所带来的市场份额的增加效果而潜意识地去隐藏美国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和不惜牺牲外部投资者利益这样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希腊欧债问题暴露，欧洲政府正在极力寻找挽救希腊等国债务问题以防止问题蔓延到整个欧元区的时候，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却火上加油，一而再的调低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导致了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为止。而且，促成了市场抛售欧元的恐慌行为，事实上起到了帮助了美国对冲基金“做空”欧元、牟取无风险暴利的负面效果。可以这样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再次暴露出他们信用评级“时机”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当性等严重的缺陷：对于美国自身的次贷信用风险存在信用评级过高的问题，而对欧债信用危机打造“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意义何在？

 

国家信用却评级过低。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像美国那样“内外有别”的评级内容，从而也就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第三，今天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具体内容可参考由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其中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这就造成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缺乏研发动力以提高自己评估信用风险的能力。如果以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诞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的这一信用评级市场，那么，想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服务和准确的判断的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会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就会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的优化过程，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判断，那么，事后准确度高的“辉煌业绩”将会渐渐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国际资本移动就会敏感于我们真实客观的准确报道，而不是接纳“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国非客观的信用评级指标。其次就是“市场”建设问题。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信贷产品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那么，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约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我国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日前发布了对如果中国未来受过规范训练的金融人才越来越多，中国的信用评级机制能够容纳百川，取其精华，舍其糟粕，那么，中国信用评级制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总之，我们今天都很重视“自主创新”的问题，都在努力打造人民币在世界财富创造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寻找原创和管理财富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性。光有自主创新所形成的“独到技术”还远远不够，光想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来管理世界的财富也有些好高骛远，关键还是要看一个民族靠什么方式来获取财富？事实上，确立“标准”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有可能将技术转变为财富，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容易得到管理财富所需要的货币主导权。而今天信用评级恰恰就是一种金融业务运行的重要“标准”！所以，大公国际迈出的第一步意义非同小可,但要想最终拿到“话语权”还是感到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才行。 50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这是除三大国际评级巨头美国的穆迪、标普和惠誉之外，非发达国家评级机构的首次尝试。它和我们最近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样，标志着我国正在尝试打开一个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的新局面。

众所周知，今天全球开始质疑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积极作用是“起源于”美国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它评估的高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这场危机中都变得一钱不值，尤其是对很大一批海外投资者而言，由于出于对它们的权威性的充分信任，而疏忽了自己对所购买的美国机构债权的信用风险的警惕性，结果造成了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宝贵财富其真实价值大打折扣或化为乌有，即使账面价值看上去还留在那里，但是也完全失去了过去应有的流动性，无法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发挥正常的作用。今天，我们开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给我们财富管理造成的麻烦，尤其是可以防范美国信用品级公司为了追求“放松要求”所带来的市场份额的增加效果而潜意识地去隐藏美国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和不惜牺牲外部投资者利益这样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国家信用却评级过低。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像美国那样“内外有别”的评级内容，从而也就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第三，今天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具体内容可参考由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其中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这就造成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缺乏研发动力以提高自己评估信用风险的能力。如果以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诞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的这一信用评级市场，那么，想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服务和准确的判断的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会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就会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的优化过程，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判断，那么，事后准确度高的“辉煌业绩”将会渐渐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国际资本移动就会敏感于我们真实客观的准确报道，而不是接纳“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国非客观的信用评级指标。其次就是“市场”建设问题。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信贷产品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那么，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约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问题。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希腊欧债问题暴露，欧洲政府正在极力寻找挽救希腊等国债务问题以防止问题蔓延到整个欧元区的时候，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却火上加油，一而再的调低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导致了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为止。而且，促成了市场抛售欧元的恐慌行为，事实上起到了帮助了美国对冲基金“做空”欧元、牟取无风险暴利的负面效果。可以这样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再次暴露出他们信用评级“时机”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当性等严重的缺陷：对于美国自身的次贷信用风险存在信用评级过高的问题，而对欧债信用危机国家信用却评级过低。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像美国那样“内外有别”的评级内容，从而也就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

第三，今天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具体内容可参考由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其中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这就造成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缺乏研发动力以提高自己评估信用风险的能力。如果以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诞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的这一信用评级市场，那么，想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服务和准确的判断的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会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就会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的优化过程，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判断，那么，事后准确度高的“辉煌业绩”将会渐渐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国际资本移动就会敏感于我们真实客观的准确报道，而不是接纳“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国非客观的信用评级指标。其次就是“市场”建设问题。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信贷产品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那么，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约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问题。如果中国未来受过规范训练的金融人才越来越多，中国的信用评级机制能够容纳百川，取其精华，舍其糟粕，那么，中国信用评级制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国家信用却评级过低。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像美国那样“内外有别”的评级内容，从而也就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第三，今天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具体内容可参考由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其中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这就造成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缺乏研发动力以提高自己评估信用风险的能力。如果以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诞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的这一信用评级市场，那么，想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服务和准确的判断的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会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就会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的优化过程，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判断，那么，事后准确度高的“辉煌业绩”将会渐渐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国际资本移动就会敏感于我们真实客观的准确报道，而不是接纳“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国非客观的信用评级指标。其次就是“市场”建设问题。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信贷产品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那么，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约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都很重视“自主创新”的问题，都在努力打造人民币在世界财富创造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寻找原创和管理财富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性。光有自主创新所形成的“独到技术”还远远不够，光想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来管理世界的财富也有些好高骛远，关键还是要看一个民族靠什么方式来获取财富？事实上，确立“标准”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有可能将技术转变为财富，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容易得到管理财富所需要的货币主导权。而今天信用评级恰恰就是一种金融业务运行的重要“标准”！所以，大公国际迈出的第一步意义非同小可,但要想最终拿到“话语权”还是感到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