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的能量：三级人网

他人对你的行为所施加的影响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哪怕是那些你从未谋面的人，迈克·邦德（Michael Bond）如是说。

如果你住在北半球，眼下恐怕不会是你喜欢的月份。一月最易让人感到沮丧，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险恶的天气、圣诞购物后高筑的债台、在下一个节日来到之前的漫长等待、上一季度的账单、昏暗的傍晚和昏暗的清晨。至少，看起来就是为此。这些原因也许确实影响了你的情绪，可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大约是你想不到的：你朋友和亲戚的情绪。近来的研究表明身边人对我们的情绪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会受到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影响——那些我们素昧平生，与我们的亲友关系远在三层之外的人的情绪，居然可以像病毒一样通过我们的社交网传染我们。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有许多现象都可以由某种尚未明了的机制在社交网中传播。这些现象里包括快乐与抑郁、肥胖症、酗酒或烟瘾、不健康的状态、是否乐于参加选举、对音乐和事物的品位、对网上隐私偏爱与否、甚至自杀倾向。它们在社交网中传播，“就如扔入湖中的卵石激起层层涟漪”，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的医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克斯（Nicholas Christakis）如是说。而他正是与此相关的许多科研项目的先行者。

我们的情绪、爱好和健康情况不仅受到周边人的影响，甚至会被陌生人影响——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令人担忧。既然许多社交影响都只出现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这岂不暗示着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而只是一个丧失驾驶权的乘客？

但是我们不必如此忧虑，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邓肯·瓦特（Duncan Watts）说。“社交影响大多数时候是好事。我们是天生的社交动物，而来自我们身边小圈子之外的影响力能够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起到决定性作用。就这两点而言，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是。”更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意识到社交具有传染性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找到抵消坏影响或让社交影响为我们服务的方法。“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社交圈并借此影响自己的生活。”克里斯塔克斯这么认为。

“行为与情绪就如病毒一样充满传染力。”

以克里斯塔克斯上个月发表的研究发现为例，快乐是能够传播的。他的研究小组调查了麻省佛明罕心脏病研究自1948年以来的流行病问卷结果，发现在接受问卷的数千朋友、亲戚、邻居和同事中，快乐的人总是聚集在一起。这不是由于他们因为快乐而自然地接近彼此，而是因为随着时间过去，不论人们如何有意选择朋友，快乐总能在社交网中传播开来。（《英国医学杂志》，DOI:10.1136/bmj.a2338）

克里斯塔克斯还发现人们的快乐程度并不仅受到朋友的影响，还受到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影响，不过后两者的影响较轻。此外，一个人越容易快乐，就越容易与其他快乐的人相联系，进而他们的朋友与家庭成员也联系得更为紧密。“人们认为朋友多的人更容易快乐，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朋友是否快乐。”克里斯塔克斯说。

快乐就在身边

他们还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你认识的人都有相同的效果。你与他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你受他人影响的难易程度。譬如，距你几公里之内的好朋友如果变得开心，你变开心的可能性将增加60%。隔壁邻居的影响力将折半，而附近兄弟姐妹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折半。令人惊讶的是，同居配偶的影响力不到10%。这与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暗合：社交传染力在同性朋友之间传播得远为有效。

这一切引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快乐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有传染性？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源自移情模拟（empathetic mimicry）。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下意识地模仿身边他人的面部表情、言谈方式、姿态、身体语言和其他行为，而这种模仿行为往往相当迅速而精准。通过神经的反馈作用，模仿者就感受到与其所模仿的行为相联系的情绪。

蒂宾根大学的芭芭拉·威尔德（Barbara Wild）和同事发现面部表情越强烈，给观察它的人带来的情绪也越剧烈（《精神病学研究》第102期，109页）她相信这一过程在神经系统里是天生固有的，因为它是如此迅速而自然。

其他人则认为这一行为是“镜像神经元”产生活动的结果。镜像神经元在我们采取某种行为或观察他人采取该种行为时都会放电，不过究竟是模拟行为导致神经元放电，还是这种神经元的放电导致模拟行为，现在还不清楚。但已经清楚的是，无意识的模拟行为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同伴的情绪”，甚至“感觉他们自己也进入了他人的情感世界”，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的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如是说。她对本领域最新研究动向的综述文章将在四月份发表在《移情作用的社会神经学》上。

在实验室之外，情绪的感染性也不乏例证。在2000年，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彼得·托特德尔（Peter Totterdell）就发现，在板球运动赛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如比赛是否对自己球队有利，球员的快乐程度总是与队友们的平均快乐程度显著相关（《应用心理学杂志》，第85期，第848页）。他发现相似现象也存在于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此外人们还发现，当一个大学生患有轻度抑郁时，其室友随着与他合住的时间加长，抑郁程度也会加深。而银行顾客的情绪很容易为柜台工作人员的情绪所感染。

由是，我们可以看到快乐一类的现象可以在社交网中迅速传播，影响一批朋友与亲人。可是这些研究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传染现象的强度会因传播人与接受人的不同而不同。为什么身边的朋友比身边的兄弟姐妹更容易把快乐传染给我们？为什么隔壁的邻居能显著影响我们，而数十米外同一条街上的其他住户却不能？

陌生人的能量

两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社交联系的频繁程度与强度。这倒没什么好惊讶的：我们都知道要想造成情绪的感染，距离就必须接近。另外，我们与别人感觉越近，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进入他们的情绪状态。可是，这两个因素在日常交往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并不为人所知。

另外未经测试也不甚清楚的是，情绪是否可以在虚拟网络空间里传播——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模仿别人行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情绪是如此，其他在社交网里传播、被我们无意中捡起的行为呢？2007年，克里斯塔克斯的研究小组同样在调查佛明罕心脏病研究数据时发现，肥胖症的传播方式也与快乐相仿。你长胖的概率会随着你朋友长胖而增加，甚至也受到你社交圈之外的人的影响。“肥胖症似乎可以由社交联系传导，”克里斯塔克斯说。同样，你所交往的人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罹患肥胖症：在排除了社会和经济地位、年龄等因素之后，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肥胖朋友，他患肥胖症的概率增加57%，若他的兄弟姐妹中有人肥胖，概率增加40%，而如果其配偶肥胖，增加37%。（《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57卷，第370页）

可是，邻居肥胖与否对你并无影响，你和你的朋友居住距离的远近也不那么重要，看起来肥胖症的传播机制很可能与快乐不同，其关键不是模仿别人的行为，而是你对某种“社会标准”的认同。用别的话来说，就是当你的朋友长胖时，你对肥胖的接受程度也会随之改变。但与快乐相似的是，同性亲友对你的影响远大于异性。虽然为什么性别对情绪传染具有影响尚不明了，性别对体型标准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女人同女人比，男人同男人比，”克里斯塔克斯说。这也能解释近年来饮食失调症在一些在校女生的圈子中成为流行病的现象。

这种“社会标准”的传播现象也能解释克里斯塔克斯的另一项发现：当人们戒烟时，他们往往与一群朋友、亲戚或熟人一起戒烟。因为戒烟后，不抽烟就变成了社交中让人接受的常态，抽烟的人将在社交群中被边缘化。在戒烟这件事上，人们最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如果你戒烟，你的配偶戒烟的可能性增加67%。工作中的同事也颇具影响力，尤其在公作场所不大，同事之间联系又比较紧密的情况下。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互相之间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58卷，第2249页）

快乐、肥胖、烟瘾，这些我们曾以为是独立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却深受社交的影响。许多其他的日常现象也是如此，这往往是我们想不到的。

^“快乐、肥胖、烟瘾，这些现象实际上深受社交的影响^”

以自闭症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与政策研究所的彼得·贝尔曼（Peter Beraman）在2004年发现自杀现象与特定的交友方式相关之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4卷，第89页），目前正在研究近来自闭症案例增加是否也与社交有关。他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但他说其研究结果很可能具有爆炸性。“如果你的社区中有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你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儿的可能性很可能将显著增加。”

为什么能传播三层？

虽然社交传染采取何种的机制取决于被传播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传播的动态却很相似。举例来说，克里斯塔克斯发现无论是快乐、肥胖还是烟瘾，其传染性都能深入到社交圈的第三层（传染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译者注），而不是更远。他怀疑这可能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具有传染性的行为。为什么是三层呢？一种理论认为朋友圈生来就不稳定，处于边缘地带的人很容易就被挤出这个圈子。“虽然你的朋友到明年还很可能是这些，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克里斯塔克斯说。（译者注：我完全看不懂后两句是什么鬼逻辑……桔子注：似乎不是试图论证，只是解释什么是四层……）

这就导致了以下问题：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社交圈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很明显，许多因素都有作用：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家庭成员多少、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收入、兴趣爱好以及我们接近与自己相似的人的倾向。克里斯塔克斯的研究小组的新发现表明遗传因素也具有作用，这一发现将在下星期被发表出来。这项研究对比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发现同卵双胞胎各自的社交圈之间的相似度显著高于异卵双胞胎，这说明你的基因对你社交圈的结构很有影响。这乍一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性格特点——譬如是爱交游还是害羞——显然会影响我们与别人的联系。可是克里斯塔克斯说这一切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不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要与许多人交朋友，而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要与许多同样爱交游交友的人交朋友（译者注：这个逻辑同样很奇怪……）。这一切非常令人困惑：我们的基因怎么能决定我们在社交圈中的位置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交圈里的“群体智慧”。有些研究者喜欢用鸟群作比——一个人做出戒烟的决定正如鸟群中的一只鸟决定往左飞，都会影响到其它成员。

社会学家和其他人运用数学模型来检测分析社会行为的传播动态，试着去理解究竟是什么激发了这种现象。哥伦比亚大学的邓肯·瓦特展示如果将特定的观点和行为播种在一个小社区里，这种观点与行为有可能会波及整个世界。这与《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其他一些人所持有的观点相左。后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流行病”是基于几个关键人物的影响，而其他人只是盲从而已。瓦特认为并非如此，因为那些所谓关键人物只能与少数人相联系，而社交传播——从快乐到对音乐的喜好——的关键则在于一大群彼此相联的人互相影响。

面对如此强有力的社交力量，我们可有什么方法弱化它的效果么？看起来我们不大可能彻底逃避社交影响，无论我们有多想做到。“即使你意识到这点，你很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瓦特说。当然，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存在会对避免不好的行为或者培养好的习惯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更小心地选择新朋友，找寻那些具有我们倾心的生活方式的人：譬如，如果你想减肥，那就加入跑步俱乐部，更要紧的是，开始和其中的成员交朋友吧。

切断与旧日朋友的联系可能有些激进，但尽量少与那些具有我们不愿沾染的习惯的人相处却是个不错的主意：譬如那些懒惰的人，或者思想消极的人。而且，注意那些与这种人交往的人，哪怕他们并不表现出相似的观点的行为——可别忘了传染性能深入社交圈第三层哦。最终，如果你必须与那些有着不良性为与情绪的人打交道的话（譬如在家庭聚会中也许你必须直面某些亲戚），你最好注意抑制你天性中想要模仿他们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倾向，借此来限制传染的效力——不过，这可能导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不再愿意与你打交道了。

这种游戏规则将导致社交的微妙变化。我们总是易于受到我们身边人所作所为的影响，所以请尽量保证你身边围绕着正确的人。记住这句新格言：与我们相处的那些人塑造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