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回头看《海瑞罢官》

京剧《海瑞罢官》于1961年上演，到今年快五十个年头了。听说它以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面简称“姚文”）是引起文革的导火索，为了探个究竟，我就从网上把它们找出来看了一下。可惜的是，《海瑞罢官》我没找到全本的，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前120分钟的一段，而且对白没有字幕，演员说话拿腔捏调，吐字不清，很难听清楚说的什么，只能是略知大概地看了这一部分。没办法，我又找到了剧情介绍，再加上“姚文”对该剧的介绍，总算是对全剧的内容有了粗略地了解。不过，我觉得粗略的了解就完全够了，臭鸡蛋不必要全吃完仔细品咂才知道是臭的。看完这部戏，我就憋不住想说两句。我不管当时反方的“姚文”以及正方的其它文章对这部戏是怎么评论的，我不偏不向，只说我自己的话。


这部戏讲的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强夺民女，霸占民田，冤民告状反被打死在公堂，有冤不能伸，后来任巡抚的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了人民的冤情，惩罚了恶霸和贪官污吏，为民伸冤并把被霸占的田退给了原主。且不说历史事实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就单就戏论戏，这部戏的剧情也是十分老套的，和封建社会里早就有的赞美包公等等清官的戏剧、小说在情节上很相似，刚看开头，我就知道全部了，所以，说句实话，这部戏单就情节来说就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谈，其它方面更专业的我就说不上来了。因此这部戏如果仅作为一般的戏来看看倒是可以的，如果要给它多高的评价就不应该了。可是，这部戏上演之后，却得到全国所有报刊的一致好评，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家报刊说个不字的。为什么会这样？这部作品真就那么完美，艺术性真就那么高超，无懈可击，那时真就没有一个人想说个不字吗？全国那么多的人，百人百口，百人百味，不可能没有一个想批评的。可是，为什么竟是全国一片地喊好呢？是四人帮一手遮天压制的吗？按照近30年来的宣扬来看，就是的。不过我想，如果当时吴晗不是做着北京市副市长的高位，他仅仅是个平民作者，这部戏还是要挨几砖头的，就算不挨砖头，起码不会被热捧到那样的程度。今天不就是个例子吗？今天要是哪个高官出了一部作品，不还是全国报刊一片狂吹吗？看今天的情况，那四个人的努力算是白费了，而且还惹了一身骚，何必呢？跟着喊好，不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青史留名吗？


从思想性上来看，这部戏宣扬的又是什么呢？虽然吴晗在剧本的序言中自称这部戏以“除霸为主题”，而且实际上这部戏中确实除霸占了主要内容，但是这部戏的中心思想却不是除霸，而是赞美封建制度。为什么呢？看作品关键就是要看结尾，而这部戏的结尾演的是，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这样的结尾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封建制度下人民都照样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照这样看的话，封建社会里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封建制度没有关系，封建制度不是根源，推翻封建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打倒贪官污吏就行了，这就是典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既然推翻封建制度没有必要，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就都没有其合理性了。这部戏还告诉我们：人民的幸福是明君清官赐予的，人民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人民能否幸福，完全是上层的事，人民要想幸福，不必要斗争，只要等待或哀求即可，等待或哀求清官为民作主，给人民幸福。大家想想，这样的作品能没有问题吗，能允许它招摇吗？不光据说非常专制的社会主义不允许它招摇，就连据说言论非常自由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允许它招摇的。大家回头找一找，自从资本主义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没有过歌颂封建制度的文艺作品出现呢？甚至说有没有过歌颂封建社会里的清官的文艺作品出现呢？从来没有过。有人可能要说，之所以没有这些，并不是资本主义限制的结果，而是广大的文艺创作者觉悟都很高，打心里就厌恶封建制度，自觉地不去歌颂封建的东西的结果。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且不说资本主义没有表现出对文艺、言论的限制实质是大家都自觉不去犯禁，就是资本主义里文艺创作者的高度觉悟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人家资本主义是经过文艺复兴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艺创作者都能自觉不去赞美封建制度，赞美皇帝，赞美封建官僚，你社会主义里的文艺创作者怎么就没有这个自觉性，反而以赞美封建制度，赞美封建官僚为正确，还振振有辞呢？新社会新制度里一切都是新的，不同于旧社会旧制度，这一点应该知道。拿道德来说，新社会新制度的道德标准和旧社会旧制度的道德标准就不一样，道德看起来四海的标准都一样其实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里，忠君、为民作主是最美的，而民主社会里，反对专制，不为民作主，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才是最美的，整个反过来了。为民作主多操心呀，所以新社会考虑当官的辛苦，就不让他们操心了，让人民自己作主吧。再拿文艺来说，文艺也具有阶级性，新社会新制度的文艺和旧社会旧制度的文艺不一样。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大的统治者，文艺歌颂皇帝恩泽万民，宣扬封建制度是天造地设的，不可动摇。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文艺宣扬的是民主自由，歌颂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歌颂的是资产阶级——歌颂资本家们勤劳，辛苦，睿智，仁爱，贡献最大。社会主义里，工农是统治阶级，文艺当然也应该宣扬民主自由，但是要歌颂工农兵，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地说就是歌颂公有制。因此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掌权，就决定了文艺宣扬的内容是不同的，文艺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这就是文艺的阶级性。纵然你反对文艺的阶级性以反对社会主义应该有新文艺，可是你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的文艺和封建主义的文艺有区别吗？你能掩盖得了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吗？如果文艺没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怎么会查禁“反书”呢？如果文艺没有阶级性，怎么巴金老先生一听样板戏就做恶梦，恨得咬牙切齿呢？因此文艺就有阶级性。另外还有时代性。假如二战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创作了一部戏给美国的将士们看，使他们厌战，那么美国政府就饶不了他，非把他当反动艺人不可。计划生育的时代，谁要是创作宣扬“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老观念的电影，政府肯定非封杀不可。因此文艺必须符合时代的需要，这就是文艺的时代性。所以文艺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另外还有民族性，这是任何人想掩盖都掩盖不了的。所以新社会新制度就应该有新文艺，新社会、民主社会就应该宣扬民主，宣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歌颂劳动人民，不应该宣扬“为民作主”，不应该让人民对当官的“感恩戴德，朝夕礼拜”，不应该宣扬在封建社会里人民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可是《海瑞罢官》里面却恰恰宣扬了这些东西，你说批它谁还有什么话说。这样的作品，不要说在社会主义里不允许存在，就是拿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家也是要踢回来的。前一阵子，有人不是把中国的圣人孔子当国宝送到美国学校去卖弄，被学生家长控告给孩子套精神枷锁了吗？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觉悟都比我们精英的高，这不让我们中国人汗颜吗？人不懂得大道理，就不能登高望远，就不懂得小道理；不能分辨大是大非，就不能分辨小是小非，因此不懂得上面的大道理，就要犯糊涂，被蒙蔽，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以毒草为鲜花，以鲜花为毒草。我在网上看《海瑞罢官》时，其中有一段大概唱的是“为民作主、惩处恶霸”这样的意思，视频后面有人跟帖评论，我大概记得评论是这么说的“唱得多好啊，可惜被四人帮给枪毙了”，我似乎看到了这个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样子。“百家讲坛”里，有个叫蒙曼的老师，大赞唐朝开元时代的美好，夸赞开元时代是盛世，给人以充分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人都激昂向上，人人都感到幸福自由等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今天干脆把唐玄宗请来当皇帝算了。开元时代再美好，只不过是小人国里的大个子，与大人国里的小个子还是不能比的，蒙曼老师的这些言论要是拿到西方国家里，人家非恶心死不可，毕竟那些国家的人被文艺复兴从内到外彻底洗礼过，认识水平比我们高，可是这样的人居然被请到了“百家讲坛”里去了。这也算是“百家争鸣，言论自由”吧，不然如何解释才好下台？


有人可能要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按照毛泽东“学习海瑞”的指示写的，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也要批判这部戏呢？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呢？不是。毛泽东要学习海瑞，是要学习海瑞敢讲真话，敢于同黑暗腐败作斗争的这一点，而不是让赞美封建制度。例如，杨家将抗击侵略者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他们忠君就不值得我们宣扬了。古代的东西一概抹去也不对，但是要知道取舍，知道扬弃。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要把握准火候，火候一过，菜就糊了。然而《海瑞罢官》为海瑞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不说，还描写在海瑞的斗争下，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就太过分了，等于是肯定封建制度了。要知道，少数人幸福和多数人幸福或者全体人民都幸福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封建制度是不可能使多数人或全体人都幸福的，私有制也不可能，这部戏的结尾全民齐唱“好光景就在眼前”，就是说全民都将幸福，这就是肯定封建制度。再说海瑞这个高、大、全的形象吧，如果单从文艺上来说，文艺是允许塑造，允许加工的，所以把海瑞塑造成这个形象也未尝不可，可是，在封建制度下，会有这样的人物吗？封建社会里，忠君和爱民，哪个是第一位的？当然忠君是第一位的。如果忠君和爱民冲突，海瑞当然选忠君，骂为自己争取正当利益的老百姓为刁民，就是他为民伸冤，退田，也主要是从皇帝的利益着想，所以封建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一心为民这样的好官，所以把海瑞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也等于是美化封建制度。在这里，吴晗和孔老二倒有一拼。孔老二当时认为，社会混乱就是因为没有礼教，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果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大家都遵守等级，遵守礼教，上下有序，低等人不僭越，高等人不掉价，就象行路一样，各行其道，快车行快车道，慢车行慢车道，人行人行道，社会就不会混乱。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把社会严格地划分出等级，他就编造出了一套礼教想让国家施行，让人民学习、遵守。可是，他又没有权威，他编造出来的东西哪个国家愿意采用呢？谁愿意学呀？于是他就说他的那一套礼教是三王时代传下来的，还捏造说三王时代是多么多么美好，人民都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什么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实行他那一套礼教，社会就会变得和三王时代一样美好。当时就有人怀疑，就问他，三王时代那么久远，又没有典籍传下来，你是怎么知道三王时代的礼教的呢？你怎么知道三王时代就那么美好呢？孔子无法回答，只能狡辩。吴晗把海瑞塑造得那么美好，又说在海瑞的斗争下，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不就等于说封建制度也是非常美好的，是要效法的吗？当然这很可能不是他故意的，可是如果他是无意的，就说明他的认识水平不行，文凭高认识水平不一定高。不过，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就在那里摆着，是有缺陷的，是应该受批判的。

所以，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这部戏都有缺陷，都是需要批判的。其实，就算这部戏没有任何缺陷，完美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也是应该允许批判的，不能堵人的嘴。要知道，一个人，如果真讲民主的话，就算他说的话是圣经，是真理，他也会允许别人批判他的，因为他的话别人不一定能懂，不一定就认为他是正确的，而不懂，认为不正确就要批判；而他呢，既然认为自己的话是真理，真金不怕火炼，怕火炼不是真金，当然就不怕别人批判，不愿意堵别人的嘴，而且敢于并乐于同别人辩论。既然真理都应该允许批判，有缺陷的东西就更应该允许批判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要批判这部戏还真不容易。不要说平民想批评它不容易，就是江青也困难重重，甚至连毛泽东都没办法。要批它，就算不被扣个右派或什么帽子被打倒，也没地方发表啊，文艺的制作发行和报刊的出版权力都在和吴晗一路的右派手里。1972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起来这件事说：“那个时候，想找一个人写批判文章，不敢写；找第二个，还是不敢写；找第三个，仍然不敢写；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在上海组织一个班子写。”1963年左右，江青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如彭真请示要批判这部戏，都被顶了回去。顶回去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有两个最显得有理的理由是：一他们没看到这部戏有什么问题；二 点名批判吴晗须经中央批准。上面的这些材料都是右派在网上炫耀出来的，应该不假。这些事现在看起来真是十分悲哀。在民主社会里，文艺评论本是民间的事，不需要向领导请示，观众想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可是那个时候，由于四人帮的祸害，四人帮的专制，写个文艺评论还得向当权者请示，不经批准，你就是写了也不能发表。他们给出的两个理由也很有意思。一他们没看出来这部戏有什么问题，这个理由霸气十足。他们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不能表示确实就没有问题，不能代表别人看不出来，怎么能不让别人写呢？他们说萝卜很好吃，就能表示萝卜确实好吃吗，就能代表所有人都认为萝卜好吃吗，别人就不能说萝卜不好吃吗？就算他们聪明绝顶，慧眼识珠，他们认为没有问题就绝对确实没有问题，可是别人笨呀，别人是肉眼凡胎呀，别人认为这部戏有问题也得让别人发表一下看法呀，不能堵别人的嘴呀，难道真金还怕火炼吗？二点名批判吴晗须经中央批准，这个理由十分狡猾。文艺批判是针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的，不是针对作者本人进行批判的，尽管文艺批判时不可避免地要点到作者的名字，但是这和所谓的“点名批判”是两回事，为什么非中央批准不可？能把文艺评论和点名批判划等号吗？况且，江青请示的这些领导不就是中央的吗，还要哪个中央批准？再说，既然点名批判需要中央批准，点名表扬当然也需要中央批准，可是报刊里强烈吹捧《海瑞罢官》也是经中央批准的吗？这种可笑的理由不说也罢，明显的板结成块，互相保护，互相包庇。毛泽东说，这个小团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后来，经过江青等人的艰苦努力，“姚文”还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该文发表之后，右派象炸了窝一样，穷凶极恶，四处乱咬，一边追究姚文元有什么背景；一边痛骂姚文元算什么东西，高中学历的人懂什么文艺，懂什么历史，有什么资格；一边又说该文影射什么什么事件，阴谋大大的；一边又命令各家报纸抵制该文，不要转载。“姚文”我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写的很在理呀。你只要看这篇文章写得在理不在理就行了，你只要针对文章就行了，在理你就服气，不在理你就反驳，你管人家作者有什么背景干什么，有背景怎么样，没有背景又怎么样？难道报刊选文章不是看文章而是看作者的背景的吗？你又管人家有什么水平干什么，有资格干什么？就算姚文元是小学文化，不懂文艺，不懂历史，可是你报刊选文章是看文章的，还是看文凭的？就算人家文凭低，可是人家不会做菜，难道不会吃菜呀？你国际一流大厨师做出来的菜，难道别人说句不好吃还得把特级厨师证亮出来呀？再说文凭高认识水平就一定高，文凭不高认识水平就一定不高吗？只要人家看了你的东西，认为不满意，就有权力有资格批判，为什么说人家没资格呢？就算姚文元不懂文艺，是外行，可是吴晗是搞历史的，编戏剧也是外行啊，外行批外行，不正好旗鼓相当吗？为什么只允许一个外行编戏剧，不允许另一个外行批这一个外行？另外，我也没发现“姚文”故意要影射什么呀。既然你《海瑞罢官》是“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那么人家“姚文”也结合现实对你评论，又怎么就是影射了呢？就算是没有那些事件，“姚文”结合现实也是要那样写的呀。如果真有影射，也是你《海瑞罢官》先影射的，就只允许你讽今，不允许别人论今？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污蔑人家耍阴谋，还让不让说话了？《文汇报》发表“姚文”20多天后，又经过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中央的那些一直自我标榜很民主的领导才允许北京各大报转载。《人民日报》还在前面加了总编吴冷西亲自起草的看起来很有民主风范的冠冕堂皇的漂亮按语，说要把“姚文”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早干什么去了？早为什么只清一色地刊登鼓吹《海瑞罢官》的文章，不大度地民主地搞“学术研究”，也把“姚文”刊出来，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不同的声音，非得人家艰苦斗争后才突然搞起“学术研究”来？难怪毛泽东事后气愤地说：“他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还说：“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从不看《人民日报》，没什么看头。”


话就说到这里吧，多了也无益。至于后来双方的这场争论，或者叫斗争吧，是怎么引起文革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想，就当时中国的文艺状况，到处演鬼扮神，把封建皇帝的腐尸挨个地从土堆里扒出来颂扬，还非得有一场文艺复兴式的文革不可。我还想，如果那时右派能稍微民主一点点，把权力稍微放下一点点，不把文艺部门和报刊看作是自己家的，只让自己家的人说话，而能网开一面，在文艺上，在报刊上，且不说给广大人民留一点点空地，免得有人说动不动就拿广大人民说事，就说给异类留一点点空地吧，允许异类通过文艺和报刊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就不会有文革中惨烈的夺权斗争了，双方都损伤不少。不过，这也不能怪右派，要怪就怪四人帮吧！人家不让你说不同的声音，你不说就是喽，能憋死呀，你抗顺风旗还能有后面惨烈的斗争吗，自己还能倒霉吗？尤其那个江青，权力欲极强，想当女皇，有一分的权力就要发挥到十分，文革中刚夺一点权，就搞样板戏，以工农兵为主角，不让当官的和精英做主角；还把工农的形象树得那么高大，虽然穿着破旧，但是精神饱满，机智，勇敢，刚强，一扫在过去戏剧里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形象，还大唱什么“穷人闹革命求翻身，从此当家做主人”之类的东西，和人家的以当官的、精英做主角的戏剧对着干，和人家的“为民作主”唱反调；给造诣深，水平高的老艺术家做样板，让人家恶心，做恶梦；让不辞辛苦，一心想为民作主，一心喜欢私有制的老革命们痛恨入骨，这不就是找倒霉的吗？就凭他们几个，资历浅薄，又无德无能，胸无城府——只知道明来明去地用笔和人家辩论，不知道枪的重要，也不知道耍点小计谋，而且通知开会就去了，没有害人之意不说，连防人之心也没有，要有那样的什么企图，也得学学曹操吧，拥兵自卫，深居浅出，最起码能支撑一段时间吧——就这样几个资历浅薄，又无德无能，胸无城府的人，能抗过那些德高望重，智谋深广的老革命吗？太自不量力了。最后自己弄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活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