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纪希晨)-

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纪希晨)
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纪希晨
迷雾里的北京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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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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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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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彭真问：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听到彭真一问，当即如实地说：吴晗同志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
“又是她！”彭真沉思着。
邓拓进一步补充说：“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的人没有答应。听说，她到上海活动找人写文章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注视着邓拓：“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充满信心地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上头的“来头”
邓拓心里很清楚这种来自上头的“来头”。
1957年邓拓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在反右派斗争里，早尝过“来头”的苦头。
1958年后，邓拓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联想到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从批判吴晗的“来头”里已经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中工农业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指标，也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毛泽东批评这种风气说，“大跃进”中，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下来的。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有些高级干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他并且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的笔名，刊登于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两个多月。
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在修改第7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1961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哨兵”发现了“敌情”
1962年7月6日，休养了5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的问题。”
到1964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1965年2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1965年8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于是就批准发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真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他硬把“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7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发表的吴晗《海瑞骂皇帝》和9月21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宅，向毛泽东报告说：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生气，问江青是否找过康生、伯达。
江青说：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江青火上加油，大告彭真的状，并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
临走，毛泽东再次嘱咐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
轰动了全国
江青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交了底。
1965年11月24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但是在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复电。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1月25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
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65年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月28日下午3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脸带笑容，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周恩来总理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报刊负责人紧握彭真的手，几乎同时说出声来：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见办。
（摘自《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定价：49.00元。社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