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初识冯其庸先生

沈卫荣：初识冯其庸先生

　　2005年10月，我意外地收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来信，说是奉冯其庸先生之请，邀我加盟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与冯先生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红学大家和兼擅诗、书、画的大师。人大礼请冯先生出任国学院院长实乃众望所归，但他何以要招我回国在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带着很多的疑问，我很快从东瀛飞回北京，随即赶往京郊通州芳草园，拜会瓜饭楼主冯其庸先生。

　　一见到冯先生我就感到分外的亲切，意想中的硕儒、乡贤原来更像是一位慈祥的邻家大爷，一口浓重的乡音顷刻间让我找回了在十六年海外漂泊中早已失落了的根。其实，我的老家离钱穆的故土不过三五里地，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斯文。而冯师母竟然和我一样来自甘露，一个曾以出产酱油而小有名气的江南小镇，这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故乡有了几分自豪。江南古来多出才子，但这早已经成为不可再现的神话。如今大概也只有在瓜饭楼中才能领略当年江南文化的余韵，也只有在冯先生身上才能体会到江南才子的情怀。

　　瓜饭楼从外表看挺像江南农家小楼，但其内在却凸现出今天的江南已经很难见到的文化气息。院子里耸立着的两块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巨大的太湖石，一袭紫藤挂在石头背后，周遭疏疏朗朗有几枝世上罕见的古梅，自然凑成一幅国画图样。瓜饭楼内到处是罐、瓦、碑、像，冯先生一一介绍这是秦砖、汉瓦、魏碑，那是唐代的石雕、明代的铜像，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件件货真价实，但冯先生对它们的热爱却让我看得真真切切。瓜饭楼中楼上楼下到处都是书，冯先生坐拥书城，他的藏书可以抵得上一家图书馆了。在他的藏书中，我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这正是我当时所作研究的重头文献，冯先生竟然有全套收藏。在日本最让我羡慕的是日本教授坐在堆满好书的办公室中那副怡然自得的模样，而冯先生的藏书恐怕连曾经非常富裕，且酷爱藏书的日本教授们见了也会艳羡不已的。

　　瓜饭楼很多房间的墙上都挂着冯先生自己的和冯先生师友们题赠给他的书画作品，一路参观过来就像是观赏了世上难得一见的中国传统书画精品展览。在冯先生工作室宽大的写字桌上，我还见到了一幅新书墨宝，墨迹未干，显然是冯先生刚刚手书完成的新诗作。说实话，兼擅诗书、能吟善画有冯先生这等造诣的学人，此前我还真没见到过。今天有缘亲见，除了对眼前这位硕果仅存的江南才子由衷敬仰之外，同时也对这个几乎完全失却了的中国文人传统生出无尽的缅怀之情。

　　冯先生那天和我谈的主要是他和西域的情缘，谈他自1970年代开始十余次去西域考察的经历，还展示了他在西域创作的书画和摄影作品。冯先生曾多次沿着玄奘法师当年走过的道路，实地考查《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那些名胜古迹，对东西文明于此交融之盛况有切身的体会。就在此前不久，冯先生复以八十三岁之高龄，带领国内一干西域研究之新进，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丝路考察。他和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于罗布泊中，还踏入大漠深处，勘查楼兰古城，探寻玄奘当年留下的足迹，斩获甚丰。一位耆耄之年的江南才子竟然依旧如此钟情于广漠的西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丝绸古道，这难道不足以令世人从此对我们江南人刮目相看吗？

　　冯先生还谈起了他当时正在撰写的关于项羽自刎乌江之确切地点的考证文章，根据的不只是相关的古文献资料，其中也有他多次实地考察的心得。他还谈起了当年他和钱仲联先生一起几次实地考查，最终发现、确定吴梅村墓的往事。冯先生说这些事的目的，大概是要告诉我“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同样重要。我心想冯先生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不正是他毕生躬行这条古训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谈到了正题：何以要在人大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冯先生说：人大创办国学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但也有一些误解，以为我们要尊孔复古。实际上，我们办国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我们主张的国学不是狭隘的汉学，而是包括中国所有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我们不只是要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我们还要研究其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传统。西域文化荟集中西文明之精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重兴国学，当然也应该重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不幸的是，中国学人虽然念念不忘上个世纪初西域文献和物质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劫掠的那段“学术伤心史”，但我们对西域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至今却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许多领域已成“绝学”。所以，我们要在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认真培养好下一代青年学生，继承绝学，并把西域文化当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发扬、光大。

　　先生寥寥数语于我如醍醐灌顶，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在海外不过是自谋稻粮的工具，和个人的人生追求关系不大。而追随冯先生，倡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弘扬大国学理念，于我无疑是可将事业和人生完美结合的上佳选择。于是，我决定从此结束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漂泊，踏上海归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