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

祝华新：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

2005年4月26日，海峡两岸阴霾消失，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走下南京禄口机场，发表四字感言：相见恨晚……

　　3天后，4月29日3点零3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空旷的东大厅，红色的地毯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伸出手，连战走上前去，两人紧紧相握。连战夫人、风度翩翩的连方瑀女士后来在台湾《中国时报》写道：

　　“除了镁光灯闪烁，人人屏住气息，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禁眼眶湿润‘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等到这一刻，等了60年，多么不易啊!

　　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出一句朴实的大白话：“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有什么不对?”此时，国民党已经不是执政党，它在1949年失去大陆政权后，2000年又失去了台湾政权。

　　国共两党，中国现代史上曾经集中了中华民族优秀才俊的两大政治组合，继北伐、抗日之后，第三次达成历史性的共识，这就是胡连会后以《新闻公报》形式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用战哥的话说，就是“合作，赚世界的钱”。

　　此时，离那个国民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1927年，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当年的腥风血雨，早已被历史的晨风暮霭吹拂殆尽。中华民族据说与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且自古信奉“和为贵”，是什么样的文化变异，导致当年的手足相残，从1927年开始的历史伤痛，仍然值得我们细细检视。

　　手足相残鬼神惊——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7年夏，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盟友胡适闻讯，心急火燎地找到国民党南京政府要员吴稚晖，请他出手营救。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五四”前后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道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陈独秀同为开风气的人物。1919年岁末，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就是由吴稚晖以“志行为弟等所敬佩”的“有为之才”，推荐到法国留学的。

　　令胡适大跌眼镜的是，吴稚晖竟然翻脸不认人，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通风报信。杨虎原本不知道这个自称茶房的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吴稚晖在这封发表于《申报》的公开信中指责陈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他还竭力怂恿杨虎不要手软：“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

　　29岁的陈延年随即被乱刀砍死。

　　自国民党“一大”后，整整一代民族精英聚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在黄浦军校亲爱精诚，在北伐途中生死与共，如今竟然朋友反目，手足相残。

　　昙花一现的中国“苏维埃”

　　1924年1月，在广州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别开生面的政治格局。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李大钊名列5人主席团，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任中央农民部长。此时的国民党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党，而在很大程度上更像一种容纳多种政治力量和多重政治目标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的俄国有几分相象：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苏维埃”，联手反对克伦斯基政府;国民党则既接纳共产党，又联络反戈一击的旧军阀唐生智和冯玉祥，以求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用中共“三大”决议的话来说，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是一个“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国的“苏维埃”。

　　如此别出心裁的设计出自孙中山先生。这位合纵连横的政治高手，看重共产党人“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力量”，视为“新的力量源泉”和“新血液”，想借共产党来改造和激活这个充斥投机政客和军人、“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决心接纳共产党的同时，他又在与苏俄代表越飞的联合宣言中固执地宣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他还曾把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机要秘书戴季陶臭骂过一顿。这表明，联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基础，即使是所谓“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仍相距甚远。他自信以“共和之父”的身份接纳共产党后，主从地位不言自明。吴稚晖甚至猜测说，孙中山通过使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主义”，来逐渐“隐销其逆谋”，即消解共产主义学说乃至共产党本身。

　　中共同意加入国民党也有自己的考虑。在多数中国人闻“赤化”而色变、工农运动不振的情况下，主要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所缺乏的，正是像国民党那样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的感召力。在莫斯科的劝说下，西湖会议和“三大”同意加入国民党。当年俄国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旗号夺取政权、进而过渡到一党专政的成功经验，毕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中共也有耐人寻味的保留，即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组织，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还要争取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努力扩大共产党。

　　两党互有需要，又各有怀抱，有孙中山在，暂时相安无事。不幸的是，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中山先生很快撒手人寰，国民党后起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共产党面前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首先由戴季陶出面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

　　戴季陶的话其实错了一半。国民党这个大团体自从吸纳了共产党这个小团体后，其实受益巨大。蒋介石发家的本钱——黄浦军校的“党军”，就是按照苏俄红军的模式、由中共党员周恩来等人协助创建的。北京、四川等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建立和扩张，李大钊、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功不可没。共产党维系两党合作的一片苦心天地可鉴。陈独秀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前夕，还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辟谣”;在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前夕，又主动公布武汉政府内吴玉章等秘密党员的身份，以示开诚布公。

　　倒是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元老和新秀蒋介石、桂系常常显得十分狭隘。由共产党人发起的上海第3次武装起义到关键时刻，已到郊区龙华的白崇禧竟然按兵不动。他手下一位叫做薛岳的师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援助工农是孙中山总理的方针，革命军不能坐视工人流血而不援!”薛岳自行派兵，帮助起义赢得胜利。

　　同时，共产党也的确是毫不含糊地“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它自己的组织”，党员人数从“三大”决定加入国民党时的420人，发展到1927年“五大”时的5.7万人，4年时间增加136倍!俄国顾问尼罗夫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承认：“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公然攫据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共产党中国同志之招揽权势，乃是一种习气，如中国之官吏将领既居要职，莫不援引同党暨其好友。”在这里尼罗夫指的是共产党人谭平山，他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大举任用新近从外省乃至国外来广州的年轻共产党员，委以实权，而对一些老国民党员只安排虚职。

　　早在北伐开始前，俄国首席军事顾问鲍罗廷就在广州预言：“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了。”后来的事态表明，鲍罗廷还是太乐观了点，北伐军刚打到长江流域，国共不仅分家，而且发生了惨痛的火拼。

　　蔡和森“阶级战争” 吴稚晖“非常处置”

　　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虽然承认以国民党为旗帜的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只把它视为一个“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依然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在党刊《向导》上泼冷水说，工农力量还没有准备好，此时北伐只能造成军人政客权位的扩张。已在前线的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挖苦道：“其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

　　尤其是在蒋介石“清党”后，共产党人更把北伐视为新军阀对老军阀的讨伐。武汉政府曾经举棋不定的是：是继续北伐、消灭奉系、解除对倾向国民党的冯玉祥“国民军”的压力，还是先派唐生智东征蒋介石、统一国民党政权?对此两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都嗤之以鼻，他在党内秘密会议上说得很坦率：“现在我有个奇怪的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蔡和森主张既不要北伐，也不要东征，就在刚刚解放的湖南、湖北组织工农闹革命。

　　以后的事态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城里乱了，工人罢工，市民接管洋行资产，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更是把几千年来的乡村秩序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在中国历史上，土地的过度兼并导致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成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首要因素。本世纪以来，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以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农村更趋萧条。中共“五大”估计，当时有66%的土地属于少数大地主，只有34%的土地属于广大农民，农民收入的一半要给地主交租。国民党和北伐军中地主豪绅子弟众多，难以指望他们自觉自愿地实施土地改革，因此共产党发动农民自下而上地冲击一番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北伐尚未完结、张作霖的奉系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立即在解放区掀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而奉系盘踞的北方工农运动偃旗息鼓，则首先便宜了敌人而影响己方的社会稳定和军事供给，尤其是招致国民党和北伐军内部的强烈不满。

　　工农运动愈演愈烈，实际上是要在解放区提前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必然与以中产阶级为背景并开始投靠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发生尖锐冲突，动摇了两党合作的基础。这就难怪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甚至还有以“兼容并包”著称的蔡元培，竟然成了“清党”的首倡者、蒋介石的同谋。这4人在国民党内尊称“四皓”，绝非名利之徒，即使脾气怪异如吴稚晖也生性淡泊，在家用小煤油炉自炊，出门爱坐四等火车、住三等小旅店、吃小茶馆。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党眼看就要让位于共产党。吴稚晖在 1927年4月1日那篇《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中，以一种比戴季陶更苛刻的语气气急败坏地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似已为难逃之巨祸。”他呼吁：形势“十万急迫”，不必等到召集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或全国代表大会，可以“出以非常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这是呼吁蒋介石“清党”的第一篇文件。

　　蒋介石“清党”后，以陈独秀为主流的共产党领导层仍寄希望于以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但是，不少共产党人已经对国民党不存幻想。自称“极端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改良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的蔡和森针锋相对地提出，发展5万农军和30万国民党群众，准备一举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这已不是两党合作，实际上是要在保留国民党外壳的前提下由共产党来主导全国政局。

　　当年在孙中山先生麾下并肩携手的国共两党终于成了死对头。追随蒋介石之后，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相继向共产党人的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鲍罗廷可怜兮兮地哀求武汉政府在东征蒋介石之后再“分共”，可是重兵在握的唐生智冷冰冰地回答：“不行哇老鲍，共产党最好主动退出，否则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

　　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最后的日子里，最为尴尬的是两党内的温和派。共产党方面的谭平山，是国民党“一大”的组织者之一，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他就任武汉政府农政部长时，迁就国民党，避开敏感的土地问题，只提出促进农民同革命军队之间的密切合作，受到莫斯科的斥责;后来还是被汪精卫逼迫“离职休养”。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倾心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眼见武汉政府一步步滑向“分共”，深夜拜访汪精卫，劝说无效，只好化妆成电线维修工秘密逃离武汉，跟随被解除顾问合同的鲍罗廷去了莫斯科。后来，他在上海组织“第三党”，被蒋介石捕杀。谭平山虽然参加了反抗武汉政府的南昌起义，仍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被开除党籍。激进的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长文中，把他与陈独秀并列为“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别了，哥哥”

　　国共合作的失败，导致全国性的大屠杀。仅在1927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亲共民众就有10万人。同胞的血，流成了河。主张“以暴动对付暴动”的蔡和森被国民党捕获后，用大铁钉钉在监狱墙上，再用刺刀一点点割肉而死。这不是原始部落的仇杀，而是发生在电灯和汽车的时代，如此残忍，令人发指;而仅仅因为政党之别，同为中国人，甚至同为灵长类动物，竟又如此不共戴天，令人仰天长叹。

　　在国共合作的发源地广州，在当年的黄浦军校，蒋介石曾经对国共两党的学生指天为誓：“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革命的血都流在一起。”可是，在 4月15日凌晨，按照追随蒋介石的李济深副校长的“清党”令，昔日同窗顿时成了冤家。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学生陈远湘的回忆：

　　接着便听到各团队有人嚎叫：“共产党员站出来。”

　　无人理睬，又喝令：“孙文主义学会同志来指认。”

　　赵范生等20多位共产党员知不能免，遂挺身而出。

　　有许多国民党左派官长、学生，平日言论进步激烈，竟被误认为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的人一面推拉他们，一面挖苦说：“别个共产党英勇无畏，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是个胆小鬼呀?你平日那么厉害，今天就不敢承认了?”激起左派学生愤怒反抗，互相扭打。持枪士兵动手行凶，致使部分左派学生受伤，衣服被撕烂，押送途中，尤痛骂不已。

　　关押在中山、飞鹰两条兵舰上的几百同学，不少跳水逃走时，被鬼兵开枪打死在江里，水性好的游上对岸了，却被人追捕。

　　陈远湘被一个勤务兵营救脱险，藏匿在未婚妻的外婆家，第2天便要与未婚妻慧英一道搭船逃出武汉，亡命天涯：

　　一大早，外婆做好早饭同桌吃着，她脸上滚着泪珠，反复地念道：“英呀!你们这一去不知能不能再见面吆，你千万记着多写信来，让你外婆放心。湘姑爷，你要好好保重呀!好好看待我这个独孙女呀!”

　　国共两党见证了多少这样的生离死别，多少年迈的外婆熬干了泪、哭瞎了眼。

　　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本有一个典型的“国共合作”的家庭。父亲早逝，3个哥哥都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尤其是历任蒋介石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国民党航空署署长的大哥徐培根，对这个小弟呵护有加，准备送他出国留学。殷夫却在上海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两次被捕后都被大哥保释出来。为革命所激动的殷夫终于逃出家门，在“四·一二”屠杀两周年纪念日慨然写下著名的诗篇《别了，哥哥》：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一曲与曹植的七步诗遥相呼应的现代哀歌，几千年“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在这里嘎然崩裂。

　　国共反目，标志着中国多党政治的惨败。以大选为基础、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在本世纪初引进后，在中国深厚的专制土壤上生长出一些诡异的枝叶，却始终不见果实。中国的政治家向来擅长在街头动拳脚、在战场上动刀枪，就是不习惯于在会议桌上动口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首次大选中，老国民党胜出，宋教任准备组建责任内阁，却被袁世凯指使凶手暗杀。这一次，掌握政权、军权的国民党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甚至没有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宣布取缔共产党这个党中党、参政党，并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经过对民主政体一次次的满怀希望、一次次的欲哭无泪，大多数中国人转而把它视为不合国情的玩艺。政党只能有一个，即使有所谓在野党的名目也只能做摆设，不允许从事实质性的政治斗争。过去皇帝是“朕即天下”，现在蒋介石则口口声声“党国”。

　　从血泊中爬起来的共产党幸存者举起了大刀、长矛和梭镖，开始对国民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主导了20世纪的多数年头。蒋介石喜欢“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则断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共产党从反面得到教训，谁要是再想搞西风式的多党政治，那他不是糊涂就是居心叵测。邓演达的“第三党”，抗战胜利后民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都曾受到国共两党的两面夹击。1927年后，邓演达曾找到共产党提出合作反蒋，吃了闭门羹。中共把中间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和“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政治运作的舞台越来越狭窄，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别无选择。为实现某种政治理念竟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红军长征途中损失10万人;红军转移后的苏区1/5人口被害，达70万人;解放战争中“歼灭”800万蒋匪军;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主张“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处死国民党残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数以百万计……

　　现代中国政治的诸多坎坷和腥膻，在1927年之后已是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