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与伊战：两代人的错误战争?

2007年05月29日
2004年下半年，伊拉克战争激战正酣，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的儿子告诉父亲说，他参军了。
巴塞维奇的儿子安迪并不符合一名典型军人的条件。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富裕的波士顿和哥伦比亚特区郊区度过的。他的父亲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伊拉克战争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保守派人士。老巴塞维奇在美国最大的一些报纸上撰文，称这场先发制人的冲突是不道德、不必要的，几乎注定失败。
然而这位父亲也是名越南退伍老兵。他曾表示，美国议员、教授、记者和律师的孩子应该服兵役保卫国家。他在2005年的新书《美国新军国主义》(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中写道，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将保卫国家视为能够承包给其他劳动人民的一份工作。他警告说，这使总统很容易将国家引入战争，而在出现问题时，却很少有人愿意要求总统负责。
因此，老巴塞维奇并未劝阻他的儿子参军。相反，他帮助儿子实现了这个愿望。
今年5月13日，27岁的巴塞维奇中尉在巴格达附近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中身亡。
他59岁的父亲小声地自问道，难道我应该对儿子说，我不想让你参军吗？他说，这会是一个在今后几年里始终让他无法摆脱的问题。
曾于1970-1971年期间在越南服役的巴塞维奇和他的儿子都长着方下颚、脸上都带着自信的笑容。他说，在美国的战争史上有许多胜利和辉煌，而我的儿子和我本人参加的却是两场因为错误原因而发动的战争。
巴塞维奇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后来进入著名的西点军校。他的父母都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没有一个人鼓励他加入西点军校。他说，参军似乎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认为。
他参加了越南战争，此后在美国陆军坦克部队服役，后来还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学位。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女儿。23年后，他以上校军衔退役。巴塞维奇称，他在2000年的大选中投票支持布什(George W. Bush)，但在2004年没有这样做。
他的儿子安迪在军事基地度过了童年时代，后来在波士顿大学参加了预备役。巴塞维奇说，我觉得他也想做他父亲曾经做过的事。在进入预备役的第二年，安迪申请在暑假期间进入美国陆军伞兵学校，学习成为一名空降兵。军队的例行身体检查发现他童年时曾患过哮喘，这使他失去了参军的资格。巴塞维奇带着儿子到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检查，安迪希望看到以前的哮喘已经完全没什么影响了，但最后的检查结果令他深感失望。
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安迪曾先后为所在州的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工作。2004年，由于难以招募到赴伊参战的士兵，美国陆军放松了标准，允许患过轻微哮喘的人参军。安迪于是应征并通过了基本培训，被美国陆军候补军官学校接收。巴塞维奇说，他对他的儿子能通过进入候补军官学校的方式进入军队服役深感骄傲。他称，这条路很不容易。
安迪最初被分配到野战炮兵部队。但他希望像他的父亲一样加入坦克部队。巴塞维奇于是给一位仍是现役将军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可能让他的儿子调换兵种。巴塞维奇说，这件事办成了，安迪进入了装甲兵学校。
2006年10月，安迪被派往伊拉克。他担任排长，手下有15名士兵。在那段时间，老巴塞维奇思索着在伊拉克的生命价值问题。他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写道，伊拉克平民如被美军误杀，五角大楼只向他或她的家人支付2,500美元；而在军事行动中丧生的美国士兵家属得到的赔偿一般是40万美元。他写道，在一场被宣传为美国理想主义高尚诠释的战争中，我们陷入了道德上的灰色地带。
他在文章中从未提及自己的儿子，并要求写到他的记者们也不要提。他说，我不想让他背负我的政治包袱。我的儿子责任重大，他的工作极具挑战。巴塞维奇表示，当儿子从伊拉克向美国打电话时，他的声音经常听起来很疲惫。今年2月，儿子和家人一起度过了两周假期。他的身体似乎已精疲力尽。
儿子重返伊拉克以后，巴塞维奇几乎每天都给他发电子邮件，告诉他家人以及波士顿球队的消息。巴塞维奇说，我希望他明白，无论他现在承受多么大的压力，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与此同时，他对战争公开表达了更大的不满。他在5月9日的《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指出，事实是我们对拯救伊拉克无能为力。我们是身陷大火之中的目击者、见证者和旁观者，而正是因为我们的极端愚蠢才引发了这场大火。
几天之后就是母亲节。那天，安迪和他的士兵拦截了一辆可疑分子的汽车，并要求里面的人下车。安迪的战友在给巴塞维奇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其中一个人向安迪开了一枪，安迪开枪回击。第二个人开始走向安迪和他的两名士兵。这个人引爆了炸弹，自己当场被炸死，安迪也当场死亡，另外一名美军士兵身受重伤。
如今，巴塞维奇在一些小事上找到了些许安慰。他的儿子遇难时正是冲在了前面、士兵们一起共担危险。巴塞维奇说，我不想在这件事上夸大其词。不过，没错，我的儿子做了正确的事，这需要勇气。
安迪手下的一个士兵最近给巴塞维奇发去了一张安迪的照片，这是在安迪遇难前几个小时拍摄的。巴塞维奇仔细端详着照片，希望从中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儿子。安迪没有笑，不过他看起来倒并不是不开心。巴塞维奇说，我想照片中的信心和成熟意味着，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了满足感。
周二，被指派来帮助他们的军官递给巴塞维奇一张10万美元的抚恤金支票。如果是对于一位失去丈夫、还要养育孩子的寡妇来说，这会是一笔救命钱。不过巴塞维奇并不需要这笔钱。他说，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么一点点钱让人难以平静下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曾经的军人，他从这张支票、儿子的死和战争中得出的结论很明了。使用武力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巨大影响，而这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曾经坚守的古老信条：那就是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知道，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何会将军队视为一种灵活、有效、低成本和有用的工具。
而作为一名父亲，他得到的教训却远没有这么清晰。当他写文章反对战争时，他告诉自己，他正在为结束战争竭尽所能。
他当初到底该不该不让儿子参加这样的战争呢？他说，我仍相信公民有义务为国家服役。我相信军人是神圣的职业。这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我曾经做过的努力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