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事业

两代人的事业

联办重启了中断了十年的恳谈会，再次发起了重新解放思想、推动改革深化的争论。同时参加的有财经、2005委员会和欧美同学会的部分人员。

许多人早就忘记了联办这个推动改革、建立新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特殊组织了，但纵览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却发现许许多多的突破恰恰是由这样一群立志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开始的。如今许多人年龄大的已经退休，但仍团结了一大批过去参与过这些改革进程的老同志，以及今天仍在坚持推动改革的中年人和关心改革的年轻人。

这里有官员、学者、经济学家、企业家、学院派以及投资银行家、律师、环保主义者等各行各业数百人，共同讨论一个话题“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吴敬琏老师首先回顾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改革的演变以及今天面临的问题，包括自2003年之后就出现的一些改革中的倒退现象、国进民退、政府过度的资源支配等，并对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所称的“中国模式”表示担忧。回顾改革之前的三十年，中国之所以出现了各种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吴老尤其担忧当中国出现腐败时，不是从腐败产生的原因出发，而将腐败归结于市场经济，反而强化了依赖于政府的力量而非法制与社会的力量去治理，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借治理腐败而扩大管制权力并将这种管制权力无限扩大到了市场经济的领域。这将是一场灾难，腐败最终只能靠减少政府官员对资源支配的条件与权利、减少市场准入的审批、减少对非公共财力的支配条件才能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而市场化加法制则是最基本的条件。

周其仁教授则重点从市场中公权力对私权力的管制和侵犯的角度更加明确的阐述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对资源、准入、货币等一系列限制而产生的危害，都集中于是走市场化的道路还是任由政府操纵市场的问题。在政府主导的市场中，投资为主体的冲动地位是无法被消费动摇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也就无法得到改善。如果政府能从加大权利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则改革就难以在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中有进展。重要的正是改革缺少了动力时，则改革的推动就更为艰难了。尤其是三十年前的改革者如今成了最大受益者时，这种要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的改革就更难上加难了。

许小年教授同样认为应对凯恩斯逐一进行坚决的批评，正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们错误的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的干预与控制才让中国的市场经济遭遇了破坏性的到退潮，才有了国进民退的争论。在做大做强、扩大份额等一系列强化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的错误舆论和实践中，让市场经济走向了回头路，尤其是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控制让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扭曲了、让市场无法用价格来判断供求关系和过剩，就更不可能自觉的对产能进行调整。特别是不是根据需求和市场而调整货币的供给量而是根据政治诉求去人为的极大货币的供给，必然会让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不得不服从和猜测政府的政策倾向，让改革遇到重大的阻力。

谢平则用三十年一个周期的说法去验证了当年轻的改革推动者们成为了当权和受益者时，当年改革的动力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从下而上的改革必须改为从上而下的改革。

说白了，过去的改革是穷人要扶起来的一种改革，是所有人目标一致、利益诉求一致的一种共同力量推动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是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一种改革，因此可以用试的办法、用摸石头过河的办法、从下而上的进行，当时的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给了市场或民间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这种改革在上下的联合动力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形成了巨变的能量。

遗憾的是邓小平两次推动的政治改革都没有成功，尤其是“党政”分家的改革更是彻底的以失败而告终。目前的改革核心已不在于经济领域中的小打小闹了，而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让经济体制彻底的改变。如今在危机之后的“中国模式”中可以看到党政已不再分开，而是合力的进行经济建设、合力的控制资源、合力的分配资源，于是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成为了改革的核心矛盾。我则认为要从修改宪法开始才能实现从上到下的一种改革。

发言的大多是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了解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公私合营、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的历史，知道曾经经历过的吃糠咽菜、凭证供给和平均主义的贫穷。而担忧的则是80后们，不但不了解这些历史，也不知道全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强大专政之下的经济运行特征，没有这种改革前后的对比，他们同时是改革的受益者时，下一代的改革动力何在？

如果上一次的改革是从贫穷开始的，而今天大多数的80后则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与父辈结成了中产阶级的共同体时，当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诉求时，如何形成统一的改革动力。当中产阶级不再从贫穷的角度而从更多争取社会地位、民主权力与独立尊严的角度出发时，中国会进行什么样的一种改革呢？

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开始的推动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当国企改革初期的大量职工下岗和市场竞争中有了一些失败者时，利益出现了分化，改革让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形成了多个利益主体，并形成了可能是对立的利益主体，连政府都变成了在一个国家的政府中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了政策中的博弈。这又如何让不同代的人能形成共同的合力去推动改革向前呢？

会上也有一些80后，但似乎没有一个表达了他的意见，会后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森林会议，不同的鸟在说不同的话无法形成共同的意愿。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知道80后们（指改革之后的一代）如何看待改革问题，如何判断中国的未来，但这一代人知道如果不坚持市场化的道路、如果仍骄傲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从而服从于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会给中国的今后带来无穷的危害，并不会让中国在世界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国内的经济矛盾，但未来的改革在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双重矛盾，强大但已走走下坡路的发达国家绝不会和平的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飞速的超越他们的。

然而经历了改革并推动着改革的一代大多已进入了遗老遗少的暮年，尽管会上仍有人在呼喊这一代人的责任力争要靠这一代人的努力继续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要再次呼吁推动改革的继续。但没有下一代人的参与，仅靠这些人的努力已不可能在形成强大的推动力了。

中国的改革是在危机中形成的，是一种危机的倒退机制。首先的改革来自于暴力革命的打倒四人帮（80后也许连四人帮也不知道了）。危急让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用革命的方式再一次夺取“政权”，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则因为89的风波导致的经济倒退和改革的停滞。但今天，经济的复苏、政府、企业、个人资产负债表的优秀成果都无法形成危机感。尽管中国不断的在各地冒出一些突发事件，但都不足以构成对整体经济的威胁，也不构成对执政党政权的威胁，因此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很难用危机倒逼机制去让上层主动的进行改革，放弃巨大的利益而还利于民。

中国已不再是个只期待有个好皇帝、有个好包公的时代了，改革也不再仅仅是为了今天能吃饱肚子、能住上房子、能开上汽车了。但如何让工人、农民的利益统一，让城里人与打工者的利益融合，让管理者、当权者与被管理者的主人们利益统一则关系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讨论并没有一个结论，但都知道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则不可长久，不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则不可持续。强势政府的资源垄断不利于民间投资和市场经济发展，不解决政府的管制和对市场的干预就不可能用行政的手段去调整经济结构。也许政府有能力强制压缩过剩的产能，但却无法让国民的消费变成经济的主导增长力量。收入分配的改革不仅是个长工资的问题，而是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的大头向国民利益转移的问题……

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路径、方法、目的、方向的争论，在知道不改不行的前提下，另一个不知道则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将几代人的力量形成一个合力共同推动改革。尤其是不了解改革之前的历史和不知道三十年改革的艰辛的一代如何投入于改革的事业之中。

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曾经推动和参与改革的一代人的事，更是未来的将掌控中国命运的一代人的事。用鲜血争取政权的一代已实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愿望，并将中国从贫穷变成了小康。40后的一代推动和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三十年，也算是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的一代人。剩下的一代将最终担负起让中国在世界中木秀于林的重任。但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是否还愿意为此而做出牺牲，是否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历史已无法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只有靠几代人共同的努力去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了。

（我所理解的发言内容，并非演讲者的原话，请勿转载和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