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冲突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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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冲突原因探析(上)

丁文蕾 2010年02月20日13:28   来源:《中国民族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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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发生民族、宗教等冲突的原因很简单,其背后的驱动力是民族和宗教群体间存在的“古老的仇恨”。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提出,为什么暴力冲突发生在一些地方,而另一些地方却没有发生?为什么有些争端就比另一些争端更充满暴力,更难以解决?

  笔者认为,可以从3个方面去探析内部冲突的原因,即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国内精英在冲突中所起的作用。

  内部冲突的根本原因

  内部冲突的根本原因由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文化和认知因素构成。

  结构性因素包括弱势政府、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以及族群地缘因素。

  弱势政府是指一些政府天生软弱。例如,许多诞生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是殖民者扶持建构的,缺乏政治合法性,因而难以名正言顺地对领土实行有效的管辖。另外,地方性腐败、行政管理能力不强、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当政府组织衰弱时,暴力冲突就随之而来。

  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也源于政府的软弱。当政府衰弱的时候,国家里的各个族群就感到必须加强自我保护,他们担心其他族群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但问题是,如果一个族群在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就可能对其他族群造成威胁,这会促使邻近的族群也采取措施以减少自身受到的威胁——这就是安全困境(也称“安全两难”)。

  族群地缘因素在多民族国家比较突出,但并不是单一民族就能保证国内和谐。比如,索马里是非洲亚撒哈拉地区族群最统一的国家,但它却被宗族战争和军阀混战所撕裂。

  政治因素包含歧视性政治制度、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族际政治和精英政治几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内部冲突,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类型和公平有关。封闭的专制体系存在时间长了,会使一些族群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另一些族群的利益被践踏。即使是在比较民主的体制里,如果一些族群在政府、议会、军队、警察、政党以及其他政治机构中没能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不满也会产生,时间长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政府经常使用暴力、压制手段或政府正处于转型中,那么国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

  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公民身份的神圣化、个人机会的均等、公民化的教育、集体行动等,因此在国内事务上通常会忽视或侵蚀少数族群基于文化特殊性的权益,倾向于国家对少数群体采取同化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依赖已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去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相反,族群民族主义不依赖制度而是依赖文化,它主要强调本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强调对本族群利益的维护高于一切,强调族群成员对族群内部事务的自主性,挑战多族群共存的国家,并在极端条件下形成分裂主义势力。

  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内部是否会发生暴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和族群政治内部的动力。如果族群雄心勃勃,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和对抗性策略,那么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各族群的目标不相容,族群内部的相互比较又刺激了竞争,那么随着焦虑的日益增加,冲突也容易爆发。另外,新族群的出现以及族群内部权力平衡的变化,也会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一些学者强调精英政治,认为它是那些孤注一掷的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们在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根据这一思路,族群冲突经常是由身处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的精英所引起的,目的是击退国内的其他挑战者。

  经济和社会因素被看成是内部冲突的潜在原因,包括经济问题、歧视性经济体系、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过程的挑战与困境。

  大多数国家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国内的紧张局面。在工业化的世界,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增长,但如果它没有过去增长的那么快或者增长速度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问题也可能出现,例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徘徊不前,失业、通货膨胀、资源竞争特别是对土地的争夺,为冲突提供了温床。简单地说,经济下滑、停滞、崩溃都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面对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等,受歧视的社会成员将其视为不公平和不合法。例如,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一直受到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的歧视。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一些地区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导致发展差距扩大。

  许多学者都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视为不稳定和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新技术的使用使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迁移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体系;教育的普及,大众媒体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独立思考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意识。这些变化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构成了压力,人们产生了经济和政治期望,当这些预期得不到满足时,挫折感便随之增加,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

  文化和认知因素,包含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

  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包括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使用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时所受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以及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上世纪三十四年代,苏联在高加索地区实施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保加利亚对土耳其人、斯洛伐克对匈牙利人、泰国对北方和西方的山区部落也推行了同化政策。

  许多族群彼此的仇恨是有历史基础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往往漂白和美化自己的历史而妖魔化对手。例如,对待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胡图族人坚持认为,“这不是种族灭绝而是自卫”。故事就这样口耳相传地一代代传播下去,导致族群对自身历史及对其他族群历史的错误认知。如果两个邻近的族群相互排斥和互相仇恨,那么任何一方最轻微的挑衅,都会成为报复的“正当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冲突就很难避免,而且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内部冲突的直接原因

  内部冲突必须分开来考虑:第一,它们是由精英阶层引起的还是普通大众阶层引起的;第二,它们是由内部发展引起的还是由外部发展引起的。内部动因包括领导人和国内问题,外部动因包括邻国和邻国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内部冲突必然由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引起。

  国内问题,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或者政治经济歧视引发的问题。发生在印度旁遮普和斯里兰卡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者是由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移民问题引起的,后者是由于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偏见引起的。

  邻国问题,比如蜂拥而来的邻国难民、边界冲突引发了骚乱或暴乱。上世纪70年代,约旦境内激进的巴勒斯坦人受到排挤,导致许多好战组织在黎巴嫩重新建立起来。

  邻国的动因是指邻近国家的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目的,有预谋地引发他国的冲突。例如,苏联197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在那里出现了骚乱。另一个例子就是1976年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在津巴布韦设立基地,目的就是破坏莫桑比克的新政府。

  领导人问题包括文官领袖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等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