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谈28年改革需冷静反思;缩小收入差距,制约两极分化,是当前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2007-1-3 10:27:00]
  对28年改革中的正负效应需冷静反思。
外国的学者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80页，曾经公布过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定量指标， 1998年美国20%的收入最高人群占全部收入的42.4%，而中国竟超过了美国，达到了42.6%。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中国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人估计达到了0.43的危险水平。中国改革28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社会发展、生态保育和政治**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忽视对一部分人相对困难、贫穷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得不够及时。对于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风险、危险，当然需要正视，应记取列宁的警告。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和租让制，就是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当于毛泽东的新**主义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指出了可能引起的危险：“至于这个政策在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弱国会引起什么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我们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克服这些危险，要善于把较大的危险和较小的危险区别开来，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避免较大的危险。”（《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二版，第135页）“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制。”（《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二版，第150页）
列宁还尖锐地指出将要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由国家调节商业关系。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绝不是无法完成的。”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文第二版，第232、237页）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文第二版，第231页）
因此，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列宁提出来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应该彻底放弃人民公社化的后遗症，但是不要误认为坚持人民公社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才是革命者。要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决策，事实上是实行毛泽东的新**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中国化。
坚持对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改革开放政策，重新认识新**主义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坚持列宁主义、坚持列宁当年勇敢地对理论作创新式发展，提出新经济政策的革命风格。
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清醒的看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会带来危险，尤其是收入拉大的两极分化的风险的警告。应当承认，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对于风险的存在和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对于改革的一些方针政策的错误或失误，是不够正视的，或是不许争论，甚至有些讨论还被压制，除了教育、医疗、国企的改革有失误以外，例如以改革名义进行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就是不成功的，脱离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科学实验就不同于工业的室内实验，对收入低的农民，农业科技难于有偿服务，以改革名义硬要公益性质的农业科技工作自负盈亏，只能“网破、线断、人散”，出现不了重大科技成果。杂交水稻实际上是1972年立项，几千技术人员合作攻关的老成果，动植物病虫害发生时，如禽流感发作，只能杀鸡，而没有作好预防，也缺少“消防队”。但是，科技领导部门始终不能正视和改正农业科技改革中这种对农业造成损失的失误：违反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确定农业科技为公益性质的判断。科技部门是否应对技术“创新”的严重落后负责？现在建国57年后，才发现“原创性创新”成了问题，那么黄昆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吴仲华的空气动力学理论到马骥的半喂式收获机原理，中国农民和工程师的插秧机都是原创性创新，外国拿去用于生产，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批量产品呢？20年前报上登出了科学家的建议：引进、消化、创新的投资比例应达到1：10：100。我们的创新投资比例是多少？科委抓了星火计划——给乡镇企业贷款项目的批准权。但是为什么没有抓自主创新的大事；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责任在什么部门？……所以，现在网上舆论对改革具体政策的批评，应当冷静地对待、分析、研究，以热情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以“颜色革命”或“汉奸”、“卖国贼”的过分泛政治化的帽子对待改革中的人士，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分析与反思改革进程中的真正的风险和应采取的对策。需要对28年来的改革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冷静的反思，以利于在继续改革进程中克服风险，踏踏实实前进。
至于对党的性质的争论，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不必要的、可能会引起混乱的。从极右方面提出党是不是“合法组织”，从极左方面提出“是不是修正主义的党”都是不合时宜的，在不合时宜的地点、不合时宜的时间提出了不合时宜的争论题目。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保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对改革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的讨论。主管部门可以保持冷静、客观态度，保持**、宽容、自由的气氛，因为***、***最近都强调，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给学者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领导者从中择善而从，有利于加强决策的**化科学化，减压阀冒出点热气可以减压，可以防止高压锅爆炸，这里重要的只有一条：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缩小收入差距，制约两极分化，是当前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我尊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005年对我讲：“‘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如俄国‘打着白旗反红旗’。公开承认是资本主义，就按资本主义的章程办法实行私有化。”西德对东德企业私有化，搞资本主义，是支付巨额成本补贴的。一个工厂可以只要一个马克卖给私人。但是新的私营企业主必须按照原来西德法律承担原来的所有债权债务，并对全体职工按西德的标准支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下岗的要给予失业补贴、重新再培训再就业要承担培训费。“俄罗斯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也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哪些企业私有化要经过那一级政府，哪些企业不许私有化，也有明确规定。现在就害怕以社会主义改革的名义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没有章法、规定、具体办法，各级领导发个红头文件就可以了，国有财产以改革名义变成为少数权贵私人资本，还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打着红旗反红旗，比打着白旗反红旗还厉害，还危险。”
既然如此危险，现在又不可能退到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中又承认自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总之，按邓小平讲的，中国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了2050年，中国达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是真的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2049年前，中国不是真正的搞社会主义。那么，就老老实实承认是新**主义社会，新式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免得左派挑剔、揭露真相：说的是社会主义，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但是经济上是橙色，是私有化，具有资本主义实质的特色。名不符实，言行不一。还不如认认真真地学习经济发达国家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制约两极分化的有效措施。如国外的某些具体做法：
1、美国公务员没有普遍使用中国式的公车，多用私人车或乘公共交通车、打的。中国如做到此项，每年可以省3000亿元公车费，用以扶贫支农多好。
2、有的国家和地区按级发给公务员一定的交际费，按工作需要由自己支配，不像中国大吃大喝全报销。这样，中国每年又可省下3000亿元公费吃喝钱，用来扶贫支农多好。
3、新加坡党的干部由党费开支，部长不是公务员，内阁改组下台后仍做党的干部，由党费收入支付工资，并非终身享受部级待遇。但部长以下为公务员，不随内阁变换而变换。
4、美国购房和租房者约各占一半。波士顿规定每个社区内必须建有廉价的出租房和老年公寓（房价为本人收入的1/3，如有位退休教授到美国，只有每年子女给的1000美元赡养费，则每年只交333美元房租。）利用公家土地、旧房建住宅，要留20%给政府，廉价出租。这样保证了低收入者的安居问题。
5、澳大利亚人到公立医院看病，只要交1澳元的挂号费。看病、检查、吃药、住院都报销。
6、美国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课本费等，还有免费校车接送儿童，中午还给贫困家庭子弟免费午餐。真正的是国家尽义务，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
7、公共交通是政府补贴支持的，70岁老人坐公共汽车、地铁半价，照顾了弱势群体。
8、对农业科技等公益性事业，政府支持。美国农村的农技推广员是农业部的公务员，不要求自负盈亏，不向农民索取技术服务费用。而不像中国许多公用事业也是什么改革都市场化。
9、博物馆每周都有一天免费开放，适应了低收入人群与学生的需要。华盛顿最大的科技、艺术等博物馆，星期日全都免费开放。
10、私立大学收费很高，但抽肥补瘦，规定要录取20%学生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私立大学发给较高的奖学金，使贵族学校不为贵族子弟垄断。
11、向最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劵，有粮食、肉、奶等，保证穷人温饱，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少有老人乞丐。而年轻的失业者要钱的倒常见，往往是对职业挑三拣四。
12、东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是公务员，他们说：“收人民的税，要为人民做事，批发市场本身不能再赚钱。”而农产品的交易活动是市场经济行为。
13、当然，问题是：钱从何而来？收税和捐赠。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可以由政府合法的收富人的税“劫”富济贫。富人将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社会或基金会，可以退税，降低了高额累进税的等级，少交税，个人实际收入反而多，形成互利双赢的结局。
14、少搞形式主义的形象工程。雅典的奥运会欠债，要20年才还得清，希腊农民认为，奥运会拉大了雅典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差距。实际上，只有亚特兰大奥运会勤俭办事赚了钱，其它奥运会商人赚了，主办国都赔钱了。捞了个名声，扩大了开放度。外国学者还认为，促进了政治**，促进韩国、苏联在奥运会十年后都改变了专制制度，也是一种促进“颜色变革”的办法。
15、注意补贴农业、农民。20世纪80年代德国农民收入每年1万马克，欧盟及联邦德国政府各补贴1万马克，使总收入3万马克，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农业部长说是为了社会稳定。美国布什政府决定10年内为美国农民补贴上万亿美元。
…………………………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缩小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措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演变，反向的“橙色革命”。
总之，对“颜色革命”是“橙色”还是“红色”的讨论，对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对改革的得失利弊特别是对具体政策的研究分析都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也是有益于决策者思考的。最后目标还是希望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领导下，经受了百年苦难的中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繁荣富强、**自由、社会和谐的新中国，在千年难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让思想冲破牢笼，让人民掌握真理和自己的命运，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再现辉煌，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对“姓社姓资”的理论问题，国外学者同样关注。现对几个重要论点和问题介绍如后,供研究、分析和批判参考。
网友推荐 五柳村2007年1月3日转发 这是姚监复《中国若发生“颜色革命”只可能是“红色”的》中第六、七两部分，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原载博客网 -> 专栏文章 -> 政治http://column.bokee.com/149527.html
对“姓社姓资”的理论问题几个重要论点和问题介绍，以《姚监复谈中国政治改革与新民主主义.》为题另文转发。
作者介绍 姚监复,195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现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据天益网>天益思想库>社会学>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