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桃花源记

（原载《香港文汇报》，这是2006年6期《杂文选刊》节选的）

论中国当代杂文的体式

游宇明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年3期

新世纪以来，中国杂文日趋繁荣。与对诗歌的冷落不同，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普遍给杂文留出了位置，许多报纸开辟了杂文专版，一些文学期刊比如《雨花》《四川文学》则开出了很有影响的杂文专栏。发行量甚为可观的杂文三大主阵地《杂文选刊》《杂文报》《杂文月刊》相继扩版。杂文家队伍也空前壮大，有专门从事杂文创作的，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客串的，杂文已有从散文家族逃离而独立门户的趋势。
　　 回顾这段时间的杂文创作，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比如人文理念和民主意识的高扬，对法治和自由言说的追求，杂文体式也非常丰富，除了常格杂文非常活跃外，大量的变格杂文也浮出水面。加强对本时期杂文体式的研究，对发展和繁荣杂文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常格杂文、变格杂文是本人创造的概念，前者指以议论为主、侧重于直接批判的杂文，后者指以叙事或抒情为主、侧重于间接嘲讽的杂文。常格杂文可分两类：观念杂文和时事杂文。变格杂文则可分为小说体、小品体、寓言体、故事新编体、魔鬼词典体、语录体、诗歌体、应用文体等类型。
　　 优秀的杂文总要传达先进的人文理念，力图对一个社会的风气有所救正，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在这一点上，观念杂文往往起着排头兵的作用。所谓观念杂文，就是不根据新闻材料立论，而是对某种社会现象、陈腐观念进行批判的文字。魏剑美的《伪小人》①写的是正派人的困境：一个人想在社会上混下去，竟然无须道德自我完善，反而需要道德自我矮化，以求与环境取得一致。不是小人，却必须装出自己是小人，社会风气的异化可想而知。张鸣的《贵族与农民》②从国人追捧贵族、贬损农民说起，指出一些国人追逐的所谓贵族不过是一些皮毛的东西，与真正的贵族无关，它本质上不过是对个人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孟庆尧的《有一种工具叫耻辱柱》③先是概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王荣学、刘文彩、黄世仁的不同认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历史的耻辱柱”是靠不住的，耻辱柱本身仅仅是一件强势群体手中把玩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被诬陷和屈辱的，当然有为之平反和伸冤的必要，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那些根据强势群体好恶判定罪名的、允许他们把‘耻辱柱’挥舞成狼牙棒的制度”。
　　 常格杂文的第二类是时事杂文，此种杂文主要是根据新闻材料或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事情“艺术”地阐发自己的见解。石子岘的《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进步的风向标》④首先引述了小人物毛履平因举报杭州湾跨海大桥某引桥偷工减料内幕而面临生命危险，海南公民张志坚因在论坛上转发一篇他人发的帖子而被羁押八个月的新闻事实，提出了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善待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小人物的问题。徐迅雷的《一百种理由抵不上一颗良心》⑤针对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某商家推出刻名收费的“地震纪念墙”，表达了对把别人的伤口变成自己商机的人的愤怒，高扬着人性、良知的旗帜。李甘林的《两矿工获救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⑥引用的是最新国际事件：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某金矿两名矿工被困地下十三天后终于获救，两名矿工能获救，是因为井下有良好的避险条件，作者感慨：一个受到民众力量制衡的责任政府会在乎民众的安危冷暖，它会把改善民众的工作条件放在重要位置。文章呼吁我们一些领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矿工办实事上。
　　 变格杂文是杂文与其他文学品种杂交的产物，体式很多。小说体杂文（讽刺小说）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更有讽喻。刘国芳的《人……其实也是一只羊》⑦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乡长爱吃羊，老杜就甘做宰羊者，以至圈里的羊见了乡长就躲。后来老杜因为完不成乱摊派任务被撤职，村人为之不平，老杜说自己在乡长眼里不过是一只羊，最后乡长因重病不再下乡，老杜去看他，乡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留给老杜一句话：“人……人其实也是一只羊”，作者对贪吃、霸道的乡长的批判尽在不言中。杨汉光的《二蛋上学》⑧描写了白痴二蛋靠乱填ABCD考上本科大学的经历，对目前唯分是取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尖锐的嘲讽。胡炎的《角色》⑨说的是人与猴的故事。猴子与一群西装革履、看上去很有脸面的人合影，“西装”们端坐在椅子上，前面匍匐着一排战战兢兢的猴子；猴子与一群外地民工合影，猴子神气地端坐在椅子上，前面蹲着一排怯生生的民工。作者没有直接就民工的处境发言，但读者从这个小小的场景中可以体会到许多东西。
　　 小品体杂文（讽刺小品）是变格杂文的重要一支。这种杂文往往集中生活中某些真实的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或片断，通过精心构思，达到淋漓尽致地讽刺的效果。曹红蓓的《会议分子的世俗解构》⑩根据开会人的身份，把他们分成高级、中级、低级、外围四种会议分子，然后把他们在会场的不同表现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对一些部门的形式主义作风进行辛辣讽刺。舒言的《社会调查》{11}写A县自来水厂拟再次大幅度“调整”水价，群众议论纷纷，县物价局不敢审批。自来水厂厂长找到分管副县长Y君，Y君心生一计，亲自拟定一个调查问卷题——请问，你认为未来比较合理的自来水价格为：A、1.80元/吨（相对原来的水价已大幅涨了——游注） B、2.40元/吨 C、3.00元/吨，半个月后，社会调查结束，100%的群众“赞同”1.80元/吨的水价，文章把伪民主的嘴脸揭示得入木三分。周国勇的《预支幸福》{12}描写了一个收入不高却向往现代化生活的城里人的尴尬人生。先是房子，然后相继购摩托、买电脑、装宽带、换手机、订鲜奶、送儿子进名牌幼儿园、入保险、办公医证、被强行摊订报纸，结果每天30元的收入被“现代化生活”占去了26.73元，每天只剩三元二角七分的日子如何过，作者没说，但其狼狈可以想见。
　　 寓言体杂文。这种杂文是用寓言的方式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讽刺批判。樊发稼的《鹦鹉告状》{13}说的是两只鹦鹉状告寓言作家、出版社、书店、画家的故事，对社会无所不在的炒作现象进行了无情抨击。叶澎的《寓言八则》{14}通过萤火虫、犀牛等动物的表演，尖锐讽刺了唯我、偏爱、巧语、内耗、攀附、互吹、放纵、拉关系等不良现象。杨汉光的《两群羊》{15}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我们稍稍多花点篇幅来讲。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上帝告诉羊群：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间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结果南边的羊群选择了狼，北边的羊群选择了狮子。南边的羊群最初是得意的，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吃好几天，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而北边的羊却没有这种幸运了，狮子不仅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羊群一天到晚疲于奔命。北边的羊群最初请求上帝更换，上帝只允许它们在两头狮子中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两头狮子同样凶狠，换哪一头，羊群的生活都比南方的羊群悲惨。后来它们索性不换了，于是在草原上的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在上帝那儿的狮子饿得精瘦。眼看瘦狮子快饿死了，羊群才请求上帝换一头。这头瘦狮子在长期饥饿中悟出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命运却操纵在羊群手里，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挨饿，甚至可能饿死，于是它对羊群格外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羊群读懂了狮子的心思，不断地更换狮子，但条件是那只在上帝那儿的狮子饿得皮包骨头，自此，两头狮子都对北边的羊群客客气气，北边的羊群终于过上了幸福自由的生活。而南边那群羊的处境却日趋悲惨，狼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不能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它不再吃羊肉，只喝羊心里的血。寓言告诉我们：权力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受到了制衡，它会成为理智的狮子；受不到制衡，它会变成无所顾忌的狼。
　　
　　 故事新编体杂文。此类杂文是将传统故事放在当代语境中进行重塑，以期获得讽刺效果。洪巧俊的《新桃花源记》{16}虚构了陶渊明辞官回乡后感悟到城市对农民的歧视，于是在市长下乡时模拟城市收费发生的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尖锐地批判了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陈鲁民的《愚公移山的N种现代版》{17}把一个在信息时代极尽炒作、造假、谋利的“愚公”揭露得淋漓尽致。游宇明的《曹雪芹应聘记》{18}通过写曹雪芹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应聘专业作家失败的经历，批判了不看真正的专业能力、唯文凭是取的用人思路。
　　 魔鬼词典体杂文主要是通过对某些词的故意谬用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讽刺，语录体杂文主要是用一句一句的富有特色的讽刺性语言对时弊进行针砭，诗歌体杂文（讽刺诗）是用诗歌的形式批判某些社会痼疾；应用文体杂文主要是使用书信、表格、报告等等形式对社会的荒唐事物进行批判。这四类变格杂文数量不是很多，影响也比不上前面几类变格杂文，不一一赘述。
　　 从诞生之日起，杂文就以常格作为立身之本，这种现象今天依然没有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变格杂文才日渐引起人们注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杂文作家的文学自觉意识日益增强。作家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只有创新，读者才能获得新鲜的审美感受，他们才有兴趣走近文学，杂文也才会显示出应有的精神价值。这种创新既包括内容的创新，无疑也包括体式的创新。
　　 市场化的媒体对杂文的体式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深入，以晚报、都市报、文化生活类刊物为代表的大批纸媒纷纷走入市场。读者是市场化媒体的上帝，没有读者购买媒体的产品，市场化媒体就不可能获得生存的经济基础。这样的处境决定了市场化媒体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读者。市场化媒体又是文学的重要载体，它们的好恶直接决定着作家精神产品的销路，作家不可能无视它们，某种作品受欢迎，作家往往会大规模地去写这种作品。青少年读者往往喜欢故事性作品，中老年读者喜欢思辨性的文学，市场化的媒体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读者，会对两类作品都伸出橄榄枝。二十一世纪中国杂文体式的争奇斗艳，也是它对媒体和读者的一种适应。
　　 第三，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促使杂文体式向多元化转变。文学离不开政治，虽然说文学和政治同是社会上层建筑，但政治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依托的，而文学只能靠感染力作用于人的心灵，两者相比，强弱分明。所以，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治黑暗的时候，杂文内容贫乏、体式单调，政治比较清明的时候，杂文内容丰富、体式多样。
　　 哲人说过：任何一种概括都要以牺牲部分事实为代价。何况，鲜活的创作永远在变，而理论研究经常是滞后的。作为一个文学创作和研究路上的老兵，我不会愚蠢到相信自己的研究就是绝对的真理的地步。纰漏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