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从大学生入党看政党利益的固定化-

 
        
    今天是“七一”，本应讲点过年话，最后还是放弃。一是觉得批评比赞扬更重要，二是觉得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就有了对大学学生入党的粗浅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现在的大学里学生入党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本科生入党、一部分是研究生入党、一部分是博士生入党。其中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入党是大学入党的主体。考察一个学生入党动机并不科学，因为每一个学生在入党的时候说话都是统一的，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否则也入不了党。考察一个学生入党的行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入党方面，更不能看学生说的，应该看学生做的。从大学生做的方面来看，他们入党的信仰成分不足，利益成分占据主导地位。

　　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研究生毕业之前找到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有一个基本要求就必须是党员。这个研究生是这样做的，先找导师谈要入党，导师问为什么入党，在研究生一年级时不入党、研究生二年级时不入党，研究生第三年找到工作了为什么要入党?她的回答是因为她找的工作要求必须是党员。导师说现在要求入党有点晚，学生求导师想办法，导师说想不出什么办法。过了几天，这个研究生的母亲来了，她的母亲对导师说：你得帮我孩子入党，我得了子宫癌，我没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的孩子入党了，我死也安心了。导师问是真的吗?她母亲说是真的。后来导师又问这个学生知不知道她母亲得癌症的事，这个研究生说知道，但她和父亲都没有告诉她母亲。导师就这么被她母亲感动，决定找相关领导谈一下这个研究生的特殊情况，结果是所有的老师都被她母亲的话所感动，最后同意入党，满足她母亲的心愿。研究生入党了，工作也找到了。只是时过今日，她母亲还健康地活着!这个研究生为了工作而入党竟然和她母亲共谋唱了一个双簧。

　　客观地说，那些入党的大学生研究生在人际关系方面都比一般的孩子好一些，在学习成绩方面至少在良以上，他们很善良，富有同情心，具有社会责任感，有的同学还积极主动地去做义工，他们都是很好的大学生研究生。可是现实的生存压力必然使他们面临着多种选择，如果他们选择出国，他们就不爱入党。如果他们选择到外资企业，也不想入党。如果他们选择私人企业，入党也不强烈。如果他们选择了大学、选择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他们必须入党。如果是选干生，也必须入党。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想进入大学，一般都是辅导员的工作，这一工作要求是党员，报考公务员是党员就有可能具有优先性的考虑。而为了入党就得多干一些别的工作，这些工作必须让相关人员看到。现实不得不使这些入党的学子们成熟起来、圆滑起来、世故起来，他们比那些不入党的学生更快、更直接地看到了大学的权力、利益和关系，这些天真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很快地被权力和利益同化，甚至一些学生因入党而导致心灵的扭曲，说起假话不眨眼。

　　最能看出这些党员表现的不是平时，而是毕业的去向。很多党员在毕业的时候都选择了城市、选择了公务员、辅导员、比较好的工作单位，他们的行为就是对利益的最好回答，是对信仰的最强有力的嘲笑。很少有党员到所谓的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去的都是自己最需要去的地方。为了去这些好地方，他们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党员也只有感叹份。我无意批评这些党员学生，我只是通过他们看到了新的党的利益阶层的出现，这是好事，因为重视利益就是维护自己权利的第一步。同时这也是坏事，党的新的利益阶层的出现表现的是一种特权，是党员的特权。这种特权在非党员群体中必然会激起新一轮的信任危机，成为新的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几年前我就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美国求职的事。在求职的表格里，不能填男女，否则有性别歧视之嫌;不能填黑人白人，否则有种族歧视之嫌;不能填党派，否则具有党派歧视之嫌;不能填年龄，否则有年龄歧视之嫌，并容易侵犯别人隐私。只填符不符合工作要求，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台湾女人在美国求职并找到了相应工作。这就是美国的平等观，这就是美国的人权观，这些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入党就成了找工作的一个特权，一个通行证，这对于讲共产主义信仰的组织来说是一个讽刺。

　　大学学生的党员的分配与去向表明，政党不但在老一代里形成了既得利益，就是在新生代也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既得利益固定化的趋势已经彰显。既得利益不能很好地解决，或者说用信仰的方式来掩盖既得利益，很有些驼鸟政策的味道儿。想当年领导人说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无的放矢。说归说，如果总是遇到问题绕道走，那就是解决问题的下下之策，也许公开承认既得利益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