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市场为何如此波动 发展方式向哪转？

　　国家发改委监测，6月份第1周全国猪粮比价4.76∶1，连续18周低于盈亏平衡点，连续4周低于5∶1。农业部监测全国6000个养猪户4月份亏损面达到56.2%，主产区亏损尤为严重，出栏1头100公斤的肥猪亏损额超过200元。

　　猪粮安天下，年年说猪价。猪价为什么频繁坐“过山车”？稳定生产出路何在？

　　1：猪价波动怎么看？——正常波动有利优胜劣汰，波动过大影响产业健康

　　有人说，近几年猪价像坐“过山车”，政府越管波动得越厉害，现在不光是“市场失灵”，而且是“管理失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个别人的炒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由价格调节进行资源配置，没有哪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随着供需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不波动反而不正常。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生猪生产和价格在1985、1988、1994、1997、2004、2007年经历了6次明显波动，主要标志是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有3次大波动，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50%。

　　改革开放以来，猪肉产量从1001万吨增长到4889万吨；全国生猪年出栏超过6.45亿头，饲养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与养猪作为家庭副业的时代相比较，今天猪肉供应问题更加敏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问题。因此，生猪价格波动不是新情况，只不过最近几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复杂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明显了。客观地说，生猪市场正常波动有利于产业优胜劣汰，但波动幅度过大则会严重影响到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2：过度波动原因何在？——产业化水平低、市场环境日益复杂

　　造成我国生猪生产和价格过度波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多年来，我国养猪业一直没走出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怪圈，重要根源就在于生猪养殖过于分散，产业化水平太低。散养户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具有很强的从众心理，经济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直接加剧了生猪价格波动的幅度。目前我国约有6500万养猪场户，每户增养1头猪，全国就增加10%的猪肉产量。

　　二是疫病、市场环境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日益复杂。这些年，每当疫情暴发，生猪价格便快速下滑；而疫情过后，往往又供不应求。2009年4月下旬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起初被媒体称为“猪流感”，消费者恐慌，4月30日一天，出栏活猪价格每公斤就下降了近1元。后来，农业部长走进养猪场，对媒体说，“猪肉可以放心吃”，肉价又蹿上去不少。社会舆论对猪价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原料市场波动等外部市场环境对生猪市场的影响也较为复杂。

　三是受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猪肉的生产和消费此消彼长。历史表明，每当GDP增长速度超过10%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都要经历一次大的高峰期，当GDP进入平缓增长状态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又要进入低谷期。

　　农业部畜牧业司巡视员陈伟生分析，目前千家万户养猪的分散决策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各环节利益联结松散的产业模式短期内难以改观，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能还会比以往幅度更大、更加频繁。

　　3：养猪主力军谁堪担当？——分散养殖之路越走越窄

　　有人认为，散户养猪有很多优点，可以利用农副产品下脚料，解决农村就业，机动灵活。诚然，在偏远山区和欠发达地区，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的生猪散养确实有存在的空间。“但13亿人的吃肉问题，靠小户和散户作为养猪主力，将来是行不通的。”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各相关场合反复强调，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考虑，我国生猪产业必须走从规模化到标准化、再到产业化的发展路子。

　　首先，从保障供给的角度看，必须以规模化养猪为主体。散养户和小规模户养殖基础设施薄弱、饲养技术落后、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同时，组织化程度比较低、获取和利用信息能力较差，有利可图一哄而上，无利可图一哄而散，加大了供给保障的风险。

　　其次，从近些年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情况看，添加“瘦肉精”等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个别小户和散户中。与规模养猪场相比，这些不法的养殖户违法成本低，产品无法追溯，监管难度大。

　　第三，从推进产业化的角度看，屠宰加工企业一般要求养殖环节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具备相应的规模，形成稳定的原料基地。小户和散户难以满足屠宰加工企业的要求。比如，多数屠宰线都无法接受散户饲养的活重超过150公斤的生猪，散养生猪的瘦肉率也比企业要求的低。

　　此外，近些年，动物疫情形势越来越复杂。据统计，目前各类动物疫病有220多种，而大饲养量、大市场、大流通，对疫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几年调查情况表明，在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的时候，最先倒下的是大批的散户和小规模户。

　　4：调控手段怎么用？——《预案》打破“两赢一亏”传统定势

　　猪肉在城乡居民“菜篮子”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13亿人的吃肉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也不能依靠国际市场。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供给与需求轮番波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呈蛛网状交织，容易出现经济学中所说的“蛛网现象”。经济学家论证，生猪市场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所以单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

　　2007年生猪供应紧张，生猪价格大幅上涨。中央果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对加快生猪生产的恢复、控制2008年物价的快速上涨，起到了关键作用。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就收到显著成效。受2008年生猪生产快速恢复、产能相对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2009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加上突如其来的甲流疫情冲击，4月底至6月中旬，猪粮比价连续7周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政府及时启动了《预案》三级响应机制，两周时间就逆转了生猪价格持续下滑的势头。2009年全年出栏一头商品肥猪平均净利润150元左右，仍处于正常盈利区间。2007年、2008年、2009年实现三年养猪均有盈利，打破了“两赢一亏”的传统定势。

　　当然，对生猪生产进行宏观调控，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由于过度波动造成资源浪费和产业损害。陈伟生对记者说，由市场主导来促进产业发展，由政府调控来保护产业发展，是目前保持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最现实的选择，但许多措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5：发展方式向哪转？——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时机成熟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受比较效益影响，散养生猪的农户明显减少，规模养殖发展势头看好，加快推进生猪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条件逐渐成熟。特别是2006—2008年生猪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后，全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2009年年出栏50头以上的场户生猪出栏比重达61.1%，比2006年提高17.1个百分点。在市场拉动下，各地推进生猪规模养殖发展劲头较足，行业内知名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纷纷延伸产业链条，建设高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成为带动生猪规模养殖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鸿宾表示，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推进生猪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首先要在积极发展规模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标准化，通过推行规范化生产，为加快推进产业化奠定基础。美国从1968年—2002年，猪场数量从96.8万个下降到7.5万个，生猪存栏量却一直维持在6000万头左右；猪场的平均存栏规模从1954年的26头增长到2002年的782头。

　　其次是大力推进产业化，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养猪场户的市场问题解决了，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出现大波动的风险就会降低。欧洲在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后形成了“养殖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企业”的模式，日本则采取了养殖户+农协+公司的模式。这些产业模式都保护了养殖户利益，分担了产业风险。

　　第三是通过防疫制度化来提升防控水平，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生猪重大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