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

　　在去年底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2010年的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2010年新年伊始，中央又举办了省部级主要负责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专题研讨班，在历时一周的研讨班上，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都做了重要讲话，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国或地区实现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和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向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伊始的研讨班讲话中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为什么说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经和正在发生哪些重大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首先，社会总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相应转变并为之提供了条件。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绝大部分商品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受供给因素制约转变为主要受需求因素制约。社会总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重要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却没有转变，这必然导致经济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因需求相对不足而出现周期性收缩。1998年—2000年和2008年以来两次发生社会总需求不足、部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我国出口大幅度下滑，但也暴露出我国经济在需求相对不足成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存在的缺陷。一是过分依靠国外需求，因而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不够;二是与生产、供给能力的高速扩张相比，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滞后，只得过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制造业产品供给过剩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并存，社会总需求不足与广大中低收入群众对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得不到应有满足并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世界经济失衡及其调整使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猛，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加快。而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也进入新阶段。这种大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形成了所谓“亚洲生产、美欧消费”的模式，中国也成为世界工厂。但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大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多的产品及生产环节。虚拟经济超常发展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表现。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使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游离出来，并与金融衍生品结合，形成巨大的虚拟资本，在全球到处套利，制造出庞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弊端。纠正世界经济失衡、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只有适应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加快转变包括外贸增长方式在内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减少在纠正世界经济失衡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损害。

　　再次，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倒逼机制。要素成本低，是我国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的重要优势。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重要资源短缺，人均土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石油、天然气的人均水平更低得多。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2008年能源消费已达29.1亿吨标准煤;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进口量越来越大，已占国内需求量的50%以上，人力资本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失，今年，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大量“民工荒”。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变化，也没有包括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环境损害的补偿成本。我国的“低成本”实际上是不完全的成本。这不仅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而且使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正在从两头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强有力的倒逼作用。

　　最后，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要求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符合发展阶段和人民的新要求。这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要体现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即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要体现发展过程的均衡性和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要体现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可持续性，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满足当代人生活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些都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转向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集约型发展。

　　根据国际国内的种种因素，胡锦涛在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讲了五个“必然要求”：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今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在“加快”上下功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不能等，更不能坐而论道，必须扎扎实实地行动。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胡锦涛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在以下8个方面、30项任务上“加快”，力求有突破性进展：

　　第一，加快推进结构调整。重点：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加快调整城乡结构;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四是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

　　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一是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重点：一是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四是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重点：一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四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一是加快推进节能减排;二是加快污染防治;三是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四是加快实施生态工程。

　　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一是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二是加快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

　　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重点：一是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三是加快开拓文化市场。

　　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一是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二是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三是加快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四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通过改革来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课题已经提出多年，也收到一些成效，但没有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的原因，但体制机制是重要制约因素。八个方面，哪一个方面要取得突破，要做到“加快”，都需要有体制上的突破。比如要改变二元城乡结构，就要改变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的教育体制，二元的医疗体制，二元的社保体制。而要改变二元的户籍制度，就要进一步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的流转机制。又比如：节能减排的问题，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越往后越难。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推进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只有适度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才能抑制“两高行业”的盲目扩张。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形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合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经济结构是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它大到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小到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等。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经济结构适应并促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看，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1、扩大内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首先是我们内需不足，过多地依赖外需市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力的举措，就是即刻启动内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危机给了我们启示，大国经济必须立足在扩大内需上。危机形成的倒通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扩内需当然离不开投资，09年经济迅速企稳回升，主要是投资拉动。2009年上半年，国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占当年GDP的比重比上年上升67%，占GDP比重三分之二。湖南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投资所占比重更高，2009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695.35亿元，增长36.2%，比上年增加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880.09亿元，增长37.7%。相反是消费率很低，我国最终消费率2008年是48.6%，居民消费率是35.3%，而发达国家是70%左右。因此，扩内需尤其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实现增投资、促发展与扩消费、惠民生一举多得。

　　扩内需一项根本性的举措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金融危机中，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人”(即社会的中下层)。罗斯福新政下，美国经历了劳工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压缩”，使得一般劳工阶层的薪资大大提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扩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瓶颈和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源头，必须加大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实现分享型增长。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最低的10%的人群收入差距已由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23倍。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以后逐年下降，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1995年占GDP的比是51.44%，而2007年下降到39.74%，要改变“收入跑不赢GDP”的局面，让老百姓有钱花。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调整国民分配格局，使老百姓敢花钱。同时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多方面促进扩大消费。

　　2、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

　　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扩内需，而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在城镇化;最雄厚内需的潜力在哪里?在城镇化。一是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城市人均消费一般是农村人口的2至3倍;二是城镇化可以拉大投资需求，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可以带动1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城镇化也可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城镇化水平高，对农村的辐射能力、带动能力就会更强。

　　工业化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发达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也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凡是发达国家都是实现了城市化的国家。联合国有报告指出：“城市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中心，而且它还是带动新世纪的引擎……当今，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失败了，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国家和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强;当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凸现，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城市化率在10%-30%时，属缓慢发展时期，城市化率在30%以后，一直到70%，是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46%，我省的城市化率超过42%，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创造需求，城市化创造供给，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已转向城市化。城镇化已成为扩内需的战略重点，拓展持续发展的唯一空间。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亮点之一就是推进城镇化。

　　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根据钱纳里“发展模式”，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不达标”，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水平应达到65%，东亚国家达到了75%。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但与“标准模式”相比，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与工业化相比“不相称”，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共同特征是结构转型，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化是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一般认为，二者比值的合理范围是1.4-2.5，而我国的比值是1.01，尚未达到合理区间的下限;与非农就业水平相比“不协调”。国际经验显示，非农业就业与城市人口比是1.2左右，而我国的比值是1.35。就是说，大量的人口已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但却不能成为城市人口。

　　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包括工业化水平的标准也要用城市化来衡量，一般来说，有三个结构性指标：一是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必须降至15%以下;二是农业从业人口要降至20%以下;三是城市化率要在60%以上。因此，调结构，必须在城市化上有所作为。各地都要根据中央的精神，研究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3、优化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要顺应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新形势和国际市场变化的新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加强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技术改造，提升优化传统产业。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随着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实现了产销基本平衡，“去库存化”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去库存化”只是传统产业走向复苏的第一步，这些行业中存在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深层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些行业新增投资较多，旧病未除，又积累了新的矛盾。据统计，2009年1到10月，建材行业投资增47.4%，其中水泥行业增长了64%，平板玻璃增长了35.3%。要瞄准国际科技和产业前沿，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抢抓新兴产业的机遇。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就是想通过强调低碳，提高节能减排的成本，从而打造一个新能源产业，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继续占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垄断利润。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和关键，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强化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要高度重视质量和标准建设，培育自主品牌，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优化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加快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各个领域转变增长方式，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要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把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要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建设与“两型”社会相适应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推进“一化三基”促进湖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化三基”是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符合湖南省情的发展战略，它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湖南属中部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突出特点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落后发达地区，“一化三基”抓住了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湖南人民“富民强省”、“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新期待。我们要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一化三基”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化三基”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化”是说的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决定了产业、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品质。“三基”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这是“一化”的支撑。而要支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只能是现代基础设施、现代基础产业。现代基础设施、现代基础产业也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整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的过程，没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转型将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结合我省实际，要重点选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环保、航空航天等领域关键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制定相应支持办法。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方案，开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快建成先进储能材料研发、隆平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省超算中心等一批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平台，着力解决成果转化难，企业成长难等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规模扩张。

　　2、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推进新型城市化

　　统筹城乡、城乡一体，是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的重要区别之一。我国在以往的城市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新型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

　　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主要包括：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一体化，这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城乡产业一体化，这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这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着力点;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这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这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要建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共进机制。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推进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发挥其承接城市、带动农村的桥梁纽带作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仍然会有大量人口继续在农村生活。因此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要建设好新农村。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拓农村市场和健全农村服务体系，注重保持乡村特色、民族特点、地域特征，保护优美的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村现代化。

　　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要因地制宜。我省要把强核——做强长株潭、扩圈——做实“3+5”、筑网——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打造节点——着力建设县城和中心镇结合起来。长沙市提出了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实施以城带乡、以镇带村、以点带面，着力构建“中心镇——集居点——新村庄”的新型空间结构，逐步实现人口集中居住，产业集群发展，要素集约利用。按照主城区、都市圈、城郊带分类指导、分区推进、分步实施。同时坚持城乡一体化与园区建设、推进环境整治、建设“两型”城市、实施重大项目相结合。开展项目建设、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体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又好又快发展。各地都要结合本地实际，切实有效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3、着力打造现代基础设施、现代基础产业，做好基础工作，为“转方式”创造条件、做好“供给”、提供保障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供气、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他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要求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经济社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否完整以及现代化的水平，是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基础设施是基础产业的重要部分。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构建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现代交通体系建设、现代能源供应体系建设、现代旅游服务体系建设，现代环境保护体系建设、现代商业物流体系建设、现代信息体系建设。

　　基础产业是在产业体系中处于“供给”地位的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决定和反映着国民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和运行速度。狭义的基础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而基础工业主要指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钢铁、建材、石化等)。广义的基础产业还包括农业和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发展基础产业，特别是现代基础产业，关系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基础产业的升级和现代化，是其他产业高端化的前提和基础。加快基础产业特别是现代基础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基础工作是为“一化三基”提供保障的工作，基础工作的核心是民生工作。“一化三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富民”。民生工程是基础工程、是民心工程。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工作。要把民生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落实到家家户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