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主的东方孔子与西方耶稣谁更高明

　　儒家的宗教性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题材。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国际儒家与基督教研讨会"中，自然多次触及这个题材，可惜没有人提出系统的研究。一般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会显示类似的视域背景，借此观察宇宙与人生。但是，如果你实际调查："谁是儒家信徒？"恐怕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反之，如果你追问："谁不是儒家信徒？"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划清界线的。答案既然在两可之间，可见这个问题需要再作辨明。

　　辨明的焦点在于：宗教是什么？儒家又何所指？

　　以最扼要的方式来说，宗教有四项条件：教义、仪式、规范、合理。教义是陈述真理，直接论断宇宙与人生之根本真相，譬如，宇宙为受造或自有，人生有无目的，解脱的途径如何等，皆应一语道破。对信徒而言，此为绝对真理，必须全盘接受。仪式则是永恒在现实之中的体现，使人在同质的时空里，区分异质的时空；譬如，宗教庆典意图在流变生灭的时间系列之中，树立原始典型，使人可以不断回溯到最初的神圣时间，由此贞定当下的生命意义；又如宗教建筑意图展现神圣空间，使存在领域由浑沌转化为秩序(Cosmos)，让人可以以它为中心，建构日常活动的范围。换言之，仪式针对人类的形质生命，如眼耳鼻舌身的需要，而有庆典、建筑、音乐、绘画、馨香等实体成就，其中当然还包括起信、入教、悔罪、退省、斋戒、终傅等仪节。

　　接着，规范提供戒律，亦即行善避恶的依凭准则，由此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奠下基础。这种规范异于约束外在行为的法律，也不是自我主宰的道德所能替代，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单向度的修行，以得道或得救为其自然结果，超越现世善恶报应的层次。

　　然后，所谓合理，是指宗教必须向着理性开放，一方面让所有的人都可能明白其教义，即使不一定接受；二方面是可以满全理性之不足，但决不否定理性。譬如，宗教中有各种奇迹，但都必须不悖理，否则即有迷信倾向。瞎子可能复明，但是他必须有眼睛；死人可能复活，但是他必须有血有肉。至于靠信仰治病的例子，则可归因于心灵的物理效应，这在今日身心医学的研究中已经可以作相当程度的说明。

　　如果同意以"教义、仪式、规范、合理"四项条件来界说宗教，那么儒家能否算是宗教？这个问题又预设了：我们如何理解儒家？

　　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只能简单从形式角度来考量。就是：先不谈我们对儒家学说的诠释，只看它是否在形式上具备这四项条件。首先，儒家对于宇宙与人生的真相，显然有所论断，由此昭示明确的信念。其次，儒家的规范自成系统，并且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看，亦超越现世福报的相对考虑，合乎宗教的要求。再就合理来看，儒家在这方面更是令人激赏，既能尊重理性的潜力，又能显示向着超越界开放的胸襟。

　　然而，儒家的仪式呢？孔子与孟子珍惜传统的礼乐，表现"述而不作"的态度，礼乐也满全他们对仪式的要求。后续的儒家本着类似想法，强调"祭天、祭祖先、祭圣贤"，但是真正普遍流传的则是祭祖先。然而，光靠祭祖先实在不足以穷尽仪式之安顿形质生命的作用。

　　当一个人需要听、需要看、需要冥想、需要悔过、需要斋戒时，儒家能够提供什么具体的途径呢？儒家的庆典与建筑，或许已经内化于现实世界的流程与结构之中了，那么它就会因为无法标举神圣的时空而缺少仪式这项条件。这个时候，光靠呼吁"本心圆满具足"或"内在自有神圣时空"，恐怕不是一般信徒所能领会或凭以安顿自我的。但是，我们能否就此论断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呢？这个问题必须留待讨论了宗教之内容与效果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反省。

　　宗教现象十分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为了避免泛泛空谈，首先应该界定讨论的范围。本文预备介绍高级宗教。然而，有高级就有低级，就像有正教就有邪教，有正信就有迷信一样。这不单单是个名词定义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实存的状况。那么，区分的标准何在？

　　坦白说，这种标准言人人殊，既无客观性，也无普遍性，更无绝对性，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涵盖性较广的说法作参考。史学家汤恩比(A.Toynbee)在《现代世界与宗教》一书，谈到各大宗教会通的问题。他认为，判断一个宗教的高低，可以由其对人、对恶、对苦的态度着手。以下略申此义，并对照儒家的立场来反省。

　　首先，高级宗教都肯定"人不是至高的精神实体"。人有生有死，能行善也能为恶，并且注定承受各种痛苦；因此人不是完美的，在人之上，在人之外，在宇宙的起源与终结，有一种完美的精神实体或精神状态存在。高级宗教帮助人与这种实体或状态取得协调与沟通。反过来看，低级宗教有两大特色，一是崇拜自然，甚至形成拜物教，忽视人的精神潜力；二是崇拜人的集体力量，或把人神化，或把种族神化，或把国家神化，或把阶级神化，这种做法的直接效果是"排他性"。由于把某一相对之物化为绝对，然后对于其他的相对之物自然无法容忍，譬如种族崇拜与国家崇拜形成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日本的疯狂行径，为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

　　其次，高级宗教都同意"人应该行善避恶"，虽然对于恶的来源各有说词。为何要行善避恶？因为这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必经之途。问题是：宇宙若有绝对实体，何以又容许恶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无数不同的面貌，各大宗教的神学传统也无不借此显示其深度及广度。然后，对于善恶的规定虽然未必尽同，但是基本观念相差不远，消极方面不可杀人、行淫、偷盗等，积极方面必须爱人、虔诚、忠恕等。

　　至于对于"苦"的态度，则高级宗教总是既不逃避也不厌恶，而是力求化解或转化。譬如，佛教发现众生皆苦，再追究苦的因由，是为欲望与无明；因此若能除去欲望、摆脱无明，则可化解痛苦。又如，基督教也发现痛苦来自欲望，但是欲望有好有坏；坏的是"自我中心的"，应该超克，好的是"自我牺牲的"，亦即愿意为爱而受苦，以效法耶稣，这就是借由痛苦而转化自我。

　　如果接受以上三项特色，我们就可以区分高级宗教与低级宗教了。现在，暂且假定儒家是一种宗教，那么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呢？然而，这个问题又涉及个人的理解与诠释。依笔者浅见，儒家是高级宗教，因为它肯定"人的可完美性"，亦即预设人的现状并不完美，必须经由行善避恶提升自己为君子、为贤人、为圣人；同时，儒家一向正视命运与痛苦，以之为试炼与考验，进而激发更强的奋斗意志，并展现更高的人格尊严。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了。

　　儒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发挥某种程度的宗教功能；这是一件有趣的史实，但并不难理解。关键在于儒家最能承先启后，不仅珍惜传统的礼乐，而且开启人心的动向。因此，一个稳定的帝国在政治结构与教育理念方面都需要儒家的学说。儒家既能有效安排百姓的日常生活，又能提携人心向上超越，其宗教功能自然得以发挥。

　　但是，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数百年之后十宗并建，信徒广布；另一方面，道教也随之兴起，结合老庄思想与民间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本土宗教。儒家则以国教姿态与之鼎足而三。这其中的演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儒家不是国教，或者不再主导政治运作与教育内涵，那么它还能发挥宗教功能吗？还能算是一种宗教吗？

　　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比较容易回应。一方面，读书人可以基于理性，接受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所宣示的教义，明白其所定的规范，并努力实践之。换句话说，读书人对于仪式的要求并非较少，而是可以通过既定的礼乐(如祭祀与婚丧喜庆)以及个人对大自然的默观，满全这方面的需要。就另一方面来看，读书人可以肯定儒家与其他宗教并行不悖，甚至交融会通。因此在孔子、孟子时，可以接受古人对"天"的信仰；同时不排斥适度的祖先崇拜。及至佛教与道教蔚为大观之后，许多读书人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儒家身份出入佛道，形成不少"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或"援儒入佛"、"援儒入道"之类的情形。

　　不论喜欢与否，客观事实就是如此。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刻意造作的，因为儒家主要并非以完整的制度宗教的角色存在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把儒家当成宗教来信仰，甚至再度提出"罢黜百家"的要求，但是一般百姓在面对"缺少仪式"的儒家时，恐怕很难引起共鸣。如果有人把"祭天、祭祖先、祭圣贤"当成儒家的仪式，进而希望重建各种相关的寺庙，甚至成立一个祭司阶级或僧侣集团，那么无异于新立一个教派。如此，就算稍有成绩，也断然不是孔孟原貌，就像道教中的老庄不是老庄原貌一样。

　　如果有人认清上述困难，却仍执意打着儒家的招牌去排斥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甚至排斥其他的儒家学者，视之为别子、异党、曲说等，那么就无异于宣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自己封为教主了。一旦自己成为教主，座下弟子成为信徒，新宗教的架势摆了开来，马上又会吊诡地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沦为许多既存宗教之一，不再具有凌空观照及超然批判的优越地位。当信徒越聚越多时，所提的要求恐怕不会止于"求大师为我安心"，而会延伸到"求教主为我治病、谋职、求偶、升官、发财......"当然，历史上的儒家在扮演国教角色时，也曾面对类似的要求，也曾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只是，时光不会倒流，何况儒家这一类表现又难免被人批评为俗化、堕落。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不是可以一厢情愿地论断是非的。

　　拙文《原罪障碍》发表后，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有些基督徒虽然同情我的苦心，但是并不谅解我从哲学与理性的角度，去讨论宗教里的启示问题。然而，任何启示都是对人的启示，如果完全摆脱理性的途径，就只能要求一种盲目的"跳跃"。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在理性的途径上走到尽头，再安心等待启示的信息。这是我目前思索宗教问题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态度。

　　冷静检视孔子与耶稣的行谊，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以下分三点略作说明：

　　第一，他们分别相信自己是某一文化传统或信仰传统的特定人选。换言之，两个传统中的人群，都须依赖他们才可获得存在之曙光。

　　孔子宣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这个"德"是指天所赋予的特别使命，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不然桓为何不能奈何他呢？孔子又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显示孔子自信"身系文化传统的存亡"，而这个传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命脉所在。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他是"要来的那一位"，是犹太教传统所信仰的唯一救恩，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第二，他们都肯定自己与超越界之间，有特殊的互知关系。孔子曾向弟子坦承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志："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只有"天"知道孔子。孔子则"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天与孔子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互知关系。孔子所敬畏者，首先即是"天命"；他的一生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形容，正是奉行天命以为木铎的表现。

　　耶稣也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耶稣一生也可以用"承行天父旨意"来形容。

　　第三，他们在生命面临界限状况时，都有类似的呼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却不曾得君行道，于是以六艺授徒，希望培养继志述事的弟子，以求实践天所命之理想。因此，弟子之死是孔子最沉重的打击。颜渊死，子路死，孔子都曾悲叹："天丧予。"

　　耶稣一生传扬天国福音，劝人悔改修德，最后还以自身为赎罪之牺牲。但是在有形的生命趋于结束时，他在十字架上亦曾悲叹："我的上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以上三点"异中求同"资料，并非随意列举，而是表现了孔子与耶稣的根本关怀。我这样做，并非主张多元主义，好像各个民族不需要互相交换信息，也不是主张中国人信孔子就够了。我的观点是：基督教以信仰型态传下，对于人类整体有其独特意义；儒家以文化型态传下，对于中国人有其独特意义。因此，中国人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当然可以接受基督教；就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当然应该接受儒家思想。这两者并无必然冲突，反而可以相辅相成。

(编辑：琪琪)

文章摘自 《儒家与现代人生》 作者：傅佩荣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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