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

            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曾经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包括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走向对抗等等，均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学术界对一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成果多数集中于抗战结束到1946年。对此后不同阶段中美苏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别展开的，包括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的分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在80年代专文系统地论述整个这一时期的三国四方关系。由于当时历史档案的欠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文中一些重要观点至少也是需要调整和补充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问，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关系的特点和是否存在避免中国内战的机会，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东亚政治格据的影响等。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东亚政局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美苏国共关系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和蒋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二是有没有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民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它们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实际情况表明，两个国际协议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实现，的确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发展。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民国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双方在那里几乎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显然使美国更感到棘手。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特别是苏联引人注目地利用舆论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的举动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这种局面使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们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是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马歇尔是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共谈判起伏分合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民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做的努力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的。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赫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相信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协将别无选择。
   
　　苏联大约是在1943年秋季表明它将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显然清楚苏联参战后可能遇到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和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出现爆炸局面的中国。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其战后的东亚政策时，居中心的是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民国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民国政府，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造成一种内外环境，中立民国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框架中，国共问题成为苏联向蒋介石是压力的砝码。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在战争后期远不能说是融洽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民国政府抗衡，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与同美国和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首要的问题。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代表说明，他们将支持美国的有关政策和调处努力。在同民国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对中共代表表示冷漠与疏远，尽量避免对中共作出任何承诺。

  　　可以说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政策的主旨是通过与美国和民国政府协调政策来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不愿在国共问题上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抗。苏联更在意的是它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得以实现并得到保障，对中国内部问题如何解决远不像美国那样热心，它所坚持的是国民党政府不能用武力消灭中共，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唯一始终高举联苏旗帜的力量，而且这样做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至于政治解决的方案与过程，苏联基本上不予关注。

  　　蒋介石处理国共问题的一贯方针就是削弱、消灭中共。在1945年5月下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已经断定，中共“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解决。在此之前不久，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集中全力”消灭中共军事力量。不过，尽管蒋介石本人倾向使用武力，但到抗战结束时，他遇到两方面的障碍。其一是国民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对武力解决持反对态度的人很有些影响力。
  
　　第二个障碍更严重。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立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并龟缩于遥远的西南地区，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分割”、“围困”中共的军事计划，他确实需要时间进行部署，在短时间内无法聚集起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包括：美国突出地强调了民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合法性，致使中共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驻太平洋地区和驻华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华中和华北大规模运兵；美国承诺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等等。但是蒋介石一定清楚，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至少也要作出政治解决的姿态和尝试，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苏条约签定后的政治主动权和优势，迫使中共妥协，同时也可以为未来使用武力造成更有利的政治环境。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定当天电邀毛泽东“惠临陪督”，举行国共首脑会谈，是基于上述考虑的结果。

  　　12月下旬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同意接受美国的调处，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其原因同抗战刚结束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相比，并没有根本变化。经过10月中旬以后的国共华北和东北军事冲突，蒋介石再次断定，国民党军队仍然不具备武力消灭中共的必要条件，他还需要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支持。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比较贴近蒋的判断，该文件认为美国调整政策有四个目的：1，争取美国国内舆论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2，促使苏联承担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道义的及条约的责任；3，运用舆论”有力支持“马歇尔调处；4，解决国共争端的条件是”改编中共军队，同时扩大过迷政府的基础“。国民党应”配合此一局势“，继续”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此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军事行动，恢复国共谈判，以及缓和中苏关系等等表明，他确实暂时压抑了使用武力的倾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避免大规模内战，争取用政治方式推进民主改革、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一直是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考虑。这既是因为中共力量相对弱于国民党，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当苏联与美英结成同盟时，中共就不能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国民党也不能推行反革命的独裁政策和用武力消灭中共。这在当时其实是对中共有利的局面。

  　　1944年间，国民党政府因军事失败面临正政治和外交危机，以及赫尔利调处国共谈判失败，一度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过从七大制订的有关政策看，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基本方针。七大政治报告中公开明确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过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估计，即：一，“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二，“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三，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是相当接近美国的基本设想，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结束前已经基本断定，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对苏联政策的关注。毛泽东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感到不满，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很可能是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其实不仅斯大林如此告戒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正是因为受到苏联判断的影响，毛泽东才相信：“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中共中央当时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
  
　　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共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六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争取军事胜利是为了和平更迅速实现。当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使华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且认为马歇尔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些可取之处。实际上，国共达成的政协决议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中共在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过程看，其政治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一贯的。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很难发动反共内战；其次，苏联可能不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尽管从理论上说那是“一定要来的”，以及可能“出了斯科比”，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即使在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合乎逻辑的是，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作出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抗战结束后国共确实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因为美苏国共都曾经共同接受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的政治安排，国共双方不论当时基于什么理由，至少都有意尝试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 

　　（二）内战与冷战。

 　　任何机会都是相对于某种条件而言的。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和中国内战对美苏东亚政策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定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那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作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越权益。换句话说，美苏解决国共问题的办法是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并冲击解决国共争端的安排。
  
　　另一方面，美苏在考虑各自的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严重的关注，但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是避免因国共斗争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争取在既定的格局中尽可能地限制对方。换句话说，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它们其实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

  　　美苏的战略考虑和它们之间形成的既相互限制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在1946年初中国同时进行的两场谈判，即有美国参与调处的国共谈判和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两场谈判的背后是东北苏军和华北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数量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是在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党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后来还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军甚至不惜利用日军协助保护交通线。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中国内战的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声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必须大批增加军队，并冒介入中国内战、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否则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无法控制东北和华北。

  　　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反应。他声称如果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四分五裂，而苏联利用又这种形势控制东北，美国就失去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动手拯救蒋介石，就“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美国将“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国际冲突的角逐场”。杜鲁门政府在反复权衡后，选择通过调处争取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既是为了挽救蒋介石的危局，也是为了使美国摆脱困境，使美军尽早从中国脱身，避免在中国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美国一再向苏联保证，驻华美军在完成遣返日军后，美军将撤出中国，尽管尚不能定出时间表。

  　　苏联10月即开始从东北撤军，但蒋介石撤退东北行营和命令进攻山海关后，苏军迅速南返，并提出撤军前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苏军延缓撤军表面上是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无力接收时代为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实际上是要防止美军进入东北。当时魏德迈正在中国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将国民党政府的行动与魏德迈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魏德迈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

  　　为了防止美军借机进入东北，苏联一方面采取实力政策，占领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军舰在东北港口停靠。另一方面苏联也迅速措施缓和中苏关系，消除美国干预东北问题的借口。首先，苏联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要求中共军队推出大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和苏军撤出前不得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联驻华使馆在国共谈判中回避、拒绝与中共代表协调立场；其次是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表示愿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有所让步，并重申以往对国共争端的立场，不反对美国的调处努力等。不过苏联的条件也相当明确，就是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以及国民党政府不能奉行反苏政策。第三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重申以往的有关承诺，即赞成“在国民政府下”的民主统一，以及按时从东北撤军等。

  　　总之，美国的目的是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来限制苏联，苏联则试图通过控制东北经济，从根本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之所以以谈判的方式出现，深层原因包括美苏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不希望保持长期的军事对峙，所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的有关公报突出强调了双方保证从中国撤军。

  　　国民党政府作为唯一同时参加两场谈判的一方，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的真正的悲剧或许就在于，这种角色增加了它自以为在东亚战略中地位特别重要的虚幻感，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实力和能力。

  　　蒋介石在1945年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包括（1）配合美国以争取其在国共斗争给予有力支持，并利用美国来平衡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2）缓和中苏关系以便顺利接受东北，并再度造成孤立中共的国际环境，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击败中共，不论是以什么方式。

  　　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的策略是通过政治上的让步，争取马歇尔帮助取消中共军队。同时利用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寻找撬动美国政策的杠杆。美国政府本来就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相当关注，马歇尔本人甚至将排挤苏联出东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问题是美国并不准备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按照马歇尔的设想，实现中国政治统一是阻止苏联扩张的根本办法，否则中共通过苏联的帮助而加强，就会削弱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地位。所以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在政治和军队整编等问题上让步，并敦促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华北全面停战的要求，以便派遣更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马歇尔也坚决要求中共允许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

  　　蒋介石为了确保关内的军事优势，并不打算将精锐部队悉数送到东北。他的计划是通过缓和中苏关系，利用苏军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所以只同意派5个军前往东北接收，并准备在中苏经济谈判中作出让步。政协、军队整编等协议上签字后，蒋介石认为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必须不断在引导美国给予“回报”，包括在外交上继续抑制苏联和向中共施加压力、允许国民党在东北使用武力。显然，在马歇尔调处初期，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同时进行的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中，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争取苏联保证它能顺利接收东北。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撤退东北行营时便指示负责东北经济事务的张嘉敖，如果中苏关系有可能缓和，就同苏方谈判经济合作。12月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期间进一步向苏联保证，决不将东北作为反苏基地，不在中苏边界驻军，并愿意与苏联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接受苏联在那里拥有“优势地位”，条件是苏联促使中共妥协，并延缓撤军以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以解决经济问题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作出愿意让步的姿态，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攻占锦州后，暂时无力向北发展，不得不争取苏联的协助。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苏谈判，不仅没有干扰马歇尔调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中共曾经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但苏联始终拒绝参与。1月上旬营口战斗爆发后，马歇尔提出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中共当时接受这个建议也得到苏联的赞成。由于中苏关系缓解，此前苏联关于不允许东北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存在和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的方针都有所调整。
   　　2月以后中苏关系再次逆转，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开干预中苏谈判。这固然同美苏关系趋于紧张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关内局势相对稳定使马歇尔感到有必要也有机会在东北问题上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鼓励国民党政府不要向苏联让步，不要害怕苏联拖延撤军。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建议，应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迫使苏军撤出东北。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政府，反对只由中苏两方谈判处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这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苏联的压力。此后不久美英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议，两国舆论开始报道和指责苏联在东北提出新的要求和苏军停止撤出东北等。3月5日，美国务院指示凯南告诉苏联方面，美国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以后，再讨论东北经济问题。            国民党政府本来就反感苏联的过分要求，美国给予公开支持无疑促使其放弃合作的方针。1月间，蒋介石通过马歇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了解到，美国不满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政策。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仍然可以调入东北，这一切使蒋介石不愿意再对苏联让步。他指示东北行营，对苏经济合作“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他于21日进一步提出两个原则，即1，不承认苏联将东北日产作为“战利品”；2，与苏联的正式协议须于接收东北之后再谈。中苏间的缓和气氛开始逐步消失，美国随后采取的行动使蒋介石倍受鼓舞。他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日渐积极”，邱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3月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情绪明显高涨，它虽然还不打算全面恶化中苏关系，但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肯定不覆存在，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

  　　中苏关系恶化与国共在东北的关系紧张几乎是同步的。蒋介石不仅敏感地注意到美苏关系趋紧，而且认为马歇尔“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其立场将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结果是他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3月11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命令草案，它反映的基本上是国民党方面的立场。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东北“只有接收主权”，任何人不能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这等于是公开拒绝中共的建议，无异于一份宣战书。重要的是它的基调与马歇尔的草案完全一致，所以美方从未要求蒋介石改变其立场。在四平之战白热化的时刻，蒋介石拒绝了马歇尔的停战建议，声称此刻对中共让步“实无异对俄国妥协”。结果是马歇尔同意再为国民党增运两个军去东北，这对东北形势产生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蒋介石利用美国限制苏联的企图，决心在东北用武力彻底打败中共，而马歇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纵容和支持，双方在东北逐步形成战略接合点，这是东北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对国共谈判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三个协议的态度如前所述，是相当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已决心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的政策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均对中共有利，“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这种看法同样影响到中共在东北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在华北和东北取得“有利地位”，甚至取得“自治地位”，是迫使国民党妥协，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东北取得有利地位，更是毛泽东的长期战略虑，即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和形成国共合作的条件。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夺取整个东北的计划。随着中苏关系缓和以及东北苏军的阻挠，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夺取全东北，但仍然认为东北内战难以避免，必须准备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且任何与国民党的妥协都必须有美苏妥协的外部条件。

  　　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对东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和平合作的方针”，暂时不向国民党军队进攻。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在东北“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中共政策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共关系总体缓和以外，也包括中共领导人对美苏政策的基本看法。首先是在美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他们担心即使打败国民党军队，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苏联关于东北内战将“惹起美军入满”的警告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担心。其次是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另一方面只要美国认为中共无意独占东北，它也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政府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的合法地位。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估计，东北中共军政力量已经达到30万人，“如没有一批中小城市在手的根据地，则这大军队势不能存在”。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不接受中共的有关建议，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不积极向北接收，而是利用苏军缓撤的机会，不断攻占中共控制地区。特别是停战后国民党军队经过调兵遣将，在南满集结了五个军，它们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所谓“扇形攻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中共中央断定东北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必须给国民党军事打击，否则东北不可能和平，中共在那里也无地位可言。显然，只要国民党不放弃独占东北的政策，中共必定要进行军事反击。苏联当时已经停止援助中共，而且拒绝中共要求，不参与国共解决东北问题的谈判，它能用来影响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声称美国可能直接干涉。但这个理由是否能改变中共军事反击的决心值得怀疑。中共此时在东北已经拥有实在的战略利益需要保护并加以扩展，中共中央认为若一味退让将损害已获之战略利益，并“造成党内纠纷”。从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强调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严厉语气看，很可能东北中共部队中一直存在强硬主张，而且相当强烈。另外中共中央也越来越相信，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虽然对苏联不满，但在东北全境大打“均有顾虑”。

  　　3月上旬苏军开始迅速从东北撤军，国共仍然无法就解决东北问题达成协议，而马歇尔提出的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中共中央因此断定，苏军撤退后“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军事冲突即将展开”。国民党军队在南满不断攻城掠地，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客观上造成了控制北满的机会。中共中央于3月下旬决定实施控制北满的战略，利用东北停战协议生效和军调小组即将进入之前，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中东铁路。尽管东北苏军表示支持中共的计划，中共中央基于以往的教训仍然要求苏军保证，不要再因为中苏关系缓和而出尔反尔。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四平中共守军发起攻击，此前中共代表抗议美方向东北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超过协议规定，被美方拒绝，东北局势已无缓解余地。18日中共军队按计划攻占长春，此后相继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东北军事冲突就像导火索，迅速引爆全面内战。重要的是当全面内战爆发时，美苏国共四方大致廓清了它们的关系和各自的基本政策。如前所述，美国和苏联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时，它们的主要目的均包括限制对方在中国取得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战后初期在东北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它将通过支持中共造成中国分裂，并因此有机会垄断东北。美国的成功之处是通过外交压力和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使苏联没能在撤军后合法控制东北经济，不过美国根据自己对苏联在东北意图的估计--它可能来自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至今没有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采取的行动，造成了美苏和中苏关系紧张，至少间接地破坏了国共谈判的气氛，从而损害了美国的战略目标。苏联固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国民党政府同样无法稳定的控制东北。

  　　苏联的政策同样受到在其他地区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的影响。它在东北问题上的一些强硬措施和对国民党政府--包括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过度逼迫，主要是因为对美国扩张在华势力，包括美军进入东北深感担忧。至今无法证明，如果苏联不采取那些措施，美军是否会进入东北。从实际情况看，苏联通过支持中共彻底破坏了国民党政府控制全东北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没有达到中苏边境地区，东北长期动荡也使美国无法取得稳定的立足点，虽然还不能证明美国有过那种打算。

  　　另一方面，美苏调整政策的目的也包括双方分别在华北和东北大规模驻军的情况下，通过消弭中国内战来避免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局势演变的结果是国共内战未能被消除，但是美苏显然已经不可能被卷入其中。马歇尔2间即向杜鲁门提出，为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应撤出驻华美军。苏军撤出东北后，苏联强烈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实际上美军撤出也只是时间早些晚些的问题了。随着美苏在中国的军事存在日益削弱，它们都将中国问题放在政策表列中比较次要的地位。虽然美苏关系对中国内战爆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当冷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国共战争成了名副其实的内战。

  　　从国共的政策演变的角度看，国共的种种选择及双方关系的发展，固然受到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进行国内斗争的每个阶段上，无不尽可能地利用了美苏的矛盾。国共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是非常现实的，但不论在策略上如何运用，它们对国际政治分野的看法和各自的基本选择从来没有改变。随着美苏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感到无法也不愿再向苏联妥协，所以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对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此后国民党政府一心一意地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打败国内的对手，尽管美国的援助比它希望的和预期的要少。

  　　中共在应付美苏关系变动中的最大收获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这一判断对中共中央此后的战略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开始公开谴责美国对华政策，并配合苏联外交努力，要求美军尽快撤出中国，可以说中共已经将美国视为国际敌对势力。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在东北和战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下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尽管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帮助比他们预期的要多些。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实际上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从现象上看，国共内战爆发后，美苏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明显地迅速下降。当国共矛盾演变为为国家政权进行殊死较量时，美苏却全神贯注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对抗。美苏是世界级的大国，它们的对华政策固然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的矛盾、对抗、经验等等的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它们主要是同国共矛盾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起，真正影响美苏国共关系变化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春美苏冷战的升级和相关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即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差不多在此前后，美苏均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总的说来，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维护它们各自的在华利益。从后来的结果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处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不过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美苏对华政策演变的方向，至于演变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尽管在公开声明中继续标榜支持和平解决国共争端，但它在1947年1月以后采取的一些列行动表明，其政策已经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这项政策几乎立即被中国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证明是注定要破产的。从1947年7月魏德迈使华到1948年末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最终未能实现，再到企图“等待尘埃落定”结果却被逐出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矛盾之中。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用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同苏联的尖锐对抗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正是因为视国民党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立即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并不断增加向后者提供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美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利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作用的评价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一落千丈。如果说在抗战期间美国有意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那么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那种战略联盟的破产。冷战的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政府几乎彻底失望。美国政府内部认为：“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解放战争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住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不赘述。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作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的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规范，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地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派”，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等的标准的议论，--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订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无法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因而通常都被视为是敌视和挑衅性的，其结果难免导致美国走上与新中国对抗之路。

  　　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即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尽管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但很难说那意味着苏联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即使在东北苏军鼓励中共夺取北满的战略要地的时期，重庆的苏联大使馆仍然拒绝与中共代表交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的力量如此弱小，很可能在大规模内战中被打败，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关注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迫使美国撤军和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

  　　当苏联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它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战略层次上考虑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事实表明，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苏联对中国事态发展的理解力远远超过美国，其反应也合理的多。从1948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积极起来，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不过，苏联领导人不仅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和中共站在“哪一边”，而且必定会认真地考虑和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实行的内外政策将在东亚造成何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苏联的利益在其中能否和如何得到保障等等。差不多从1948年冬季起，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的内外政策，并亲自掌握对华政策。不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即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就国共和谈问题提出建议，结果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他经过认真的解释说明以后，才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理解。很可能是接受了这次教训，米高扬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才出言特别谨慎。

  　　这一时期苏联最有意义的决定是立即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月前往西柏坡，以及7月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刘少奇率领的中共高级代表团。通过两党高层互访，苏联与中共中央就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协调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不仅基本上保全了它的既得利益，而且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它与新中国结成同盟。

  　　与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制订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从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客观形势看，美苏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地留给中共领导人一些选择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应该从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共对有关事态发展的反应过程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主要还是从革命者的角度认识有关问题的，所以必定要以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并在中国革命运动经验的影响下，制订对外政策和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他们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不论当时是否发生美苏冷战，上述理论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领导人对美苏的态度。实际情况是，欧洲几国情报局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几乎立即接受了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国的帝国主义“奴役计划”。“一边倒”的确既形象又典型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基本倾向和基本选择。

  　　不过确切地说，“一边倒”更多地是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它所要阐述的不仅是在美苏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处理与美苏关系的一般原则，而且包括着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基本设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如何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是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共与苏联高层互访和沟通表明，如果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作到基本协调，后来的苏联与中国结盟以及中国成为苏联阵营的成员等，都是不可能的。反之，美国不仅在行动上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还企图干预未来中国政权建设，是使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停止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关键性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苏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中共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政策必定要相互影响，问题是这种相互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至少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在两个阵营中决定站在哪一边是政治原则，但政治原则与对外政策毕竟是有区别的。因此中共领导人对有关事态的反应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层次上看，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维护中国革命运动的成果，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他们当时衡量外部政治势力是敌是友的首要标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毛泽东在决心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时候，不仅强烈谴责美国援助蒋介石，而且尖锐批评苏联人恐美媚美的精神状态，并要求坚决肃清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他将这两者同样视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障碍。在1948年末和1949年初相继发生的两件事再次证明，在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美苏是使用统一标准的。

  　　其一是194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报告说，一个自称与马歇尔等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条件是新政权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青岛等地驻军。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此后挫败美国的此类“政治计划”成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11月中旬中共军队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新政权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4个月后中共中央则确定了不急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美国的上述立场显然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发生在1949年1月中旬的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进行和谈。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他告诉斯大林：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共不必在采取迂回的方式争取胜利。他还修改了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这种勇敢举动在苏联阵营中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由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维护革命成果的决心。

  　　从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显然接受了教训。在涉及中国革命战略和重大政策等问题上，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决定、方针和政策等等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这是苏联与中共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正相反，5、6月间司徒雷登在与中代表接触时，仍然痴心不改，继续要求中共接受美国的主张，包括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新政府中要接纳“民主开明人士”和不与苏联结盟。正是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干预和从中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宣布：“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立即予以猛烈地批判，中美走向对抗由此开端。值得指出的是此时刘少奇正从莫斯科满载而归。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宗旨就是挽救自己的覆灭，其努力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继续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阻止美国从国共内战中脱身。总的说来，国民党政府的努力效果不佳，因为只要是美国政府希望做的，国民党政府都未能阻止，如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不再向国民党政府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编制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等等。美国之所以没有最终抛弃国民党政府，固然同后者在美国的游说有关。但根本上与其说是国民党政府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与中共关系变化使然，即美国与中共对抗的需要才使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得以延续。
   　　其二是使中国内战国际化，利用国际力量的介入来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由于美国有调处失败的经历，而且在内战中是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已经失去调处的资格，国民党政府多少对苏联寄予希望。早在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时，蒋介石即表示要加强中苏关系。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也因不满于美国援助不力，声称寻求苏联帮助，出面斡旋国共冲突。1948年初，南京一度风传苏联有意调处国共内战。1月7日，张治中会见奉召即将回国的苏联武官罗申，提到改善中苏关系和希望苏联“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罗申表示将向国内报告。国民党方面随后告诉美国驻华使馆，苏联有可能在国共间斡旋。罗申返回中国后，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更使上述说法增加了某种可信性。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国民党领导人肯定清楚，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影响中共的政策，所以他们真正寄予希望的就是苏联。在照会发出之前，国民党方面已经与美国大使馆探讨，以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换取国共“隔江而治”。如上所述，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苏联明确告诉国民党政府，它拒绝居间调停国共冲突。这一时间在中苏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党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苏联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明朗，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彻底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事实表明，当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支配美苏国共关系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以及由此对东亚国际政治造成的冲击。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以及试图和实际上与中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中共的胜利则不可避免地使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带上强烈的革命色彩。  

　　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苏关系从同盟到敌人的变化和它们各自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均对中国政局、特别是对国共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国共关系的演变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有关的政策决定。它们不论在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哪个阶段上，都是以利用外部力量以便在国内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为出发点和首要考虑的。总而言之，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结束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对中国形势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程度不同，总的说来是有限度的和逐步弱化的。这表明当时大国干预中国事务的能力和愿望都有限，美苏之间在中国有限的相互遏制使国共可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一竞雄长。正是它们的斗争的结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