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持

作者（姚作起）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办原副主任 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给我国以可贵的支援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朝鲜北部成为我军的一个可靠的后方，为我军抗击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东北作出了贡献。

　　1946年初，国民党依仗美帝国主义扶持，靠兵多、装备精良，向我东北步步逼近。当时，我军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群众工作未全面展开，地方政权还未建立，由于一些伪军营、土匪、兵痞、流氓混入我部队，当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时，他们乘机蠢动，有四五万人叛变或逃跑，有的还残杀了我军派入的干部和歉伞＞菟阂桓稣迷诟撑驯洹⒍鼙Ｖ胁慷右淮尉陀?000多人叛变、敦化县保安队八个大队中有七个半叛变。当时李运昌所率的队伍有四万多人，从锦州撤退到达热河时，队伍所剩不过5000人。据统计，在合江、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省叛变的达336万多人，被害干部有154人。北满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有2/3以上的县城掌

　　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与此同时，苏联依照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了国民党，迫使我军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国民党很快占领了锦州、沈阳、长春、悔河口、吉林、蚊河等大片土地，隔断了东、南满和南、北满的联系，我军还先后放弃了安东(丹东)、通化等地．处境十分困难；南满的伤病号和家属以及后勤人员无处撤离.1946年国民党占领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主要干线后，东北的粮食、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都无法运输、供应而陷于困境．对后勤补给带来了严重困难。

　　东北地区东邻朝鲜，从丹东到图们，两国边境长达800多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朝鲜北部则是沟通南满、北满、关内与关外的走廊。利用友好邻邦这样的地理条件，对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东北局提出了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及物资交流的设想。经过和朝鲜方面交涉，很快得到朝鲜方面的慷慨支持。

　　当时考虑到苏美共同委员会的存在，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因而，我方在朝鲜的办事机构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形式．对内称“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称’平境利民公司”。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联系。从1946年7月至1949年2月．先后担任过办事处主要领导工作的有：文士帧、李思敬、周、李伴明、李景天、倪蔚庭等。齐光、倪振、黄友年、杨振荣、李文和、黄林、白玉洪等同志分管秘书、商务、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担任过朝文和俄文翻译的有姜龙球、徐在铵、丁盛烈和刘皖泉等同志。

　　为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在朝鲜境内的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南浦办事处周力、宫和轩；新义州办事处李长庚、王先成；满浦办事处王作藩；罗津办事处朱鸿升、吕亮屏。平境办事处人员不足100人。罗津办事处．干部有100余人、装卸工人500多人，是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关内的过境人员和物资主要集中于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集中在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运输任务以及部分过境人员集中在罗律；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等项任务集中在平壤。

　　办事处的建立，对于我军坚持对敌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东北的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47年的头七个月．通过朝鲜北部输送过境的物资达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物资达30．09万吨。过境人员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下半年有18批，3000多人次。原国民党军队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后的官兵，也是借道朝鲜．路经图门去北满整编的。1947年春，由丹东去辑安2000人．由大连去临江3000人，由大连去北满干部2000余人，都是经朝鲜北部过境转运分赴各地的。到1947年的统计，经朝鲜北部过境的人员不下万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的人员不计在内)。仅在1948年通过图们一南阳口岸过境人员达8685人。当时有不少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取道香港经朝鲜转道到达哈尔滨的。其中知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钩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错、谭平山、郭沫若等几十人。至于因事取道朝鲜的我党的领导干部为数就更多了，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于若木、蔡畅、李立三、伍修权、膝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东等同志都曾在解放战争时期途经过朝鲜。
　　为了接送人员过境和物资转送，朝鲜为我军开辟的水陆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1．从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2．从通化至辑安经满浦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这两条交通线是经由朝鲜北部沟通南满和北满的重要走廊，在当时东北被战争分割，交通隔断的情况下，这两条交通线对我转送战赂物资和输送过境人员，坚持南满作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的两条分别为大连到南浦、大连再到罗津的海上运轴线。朝鲜北部的南浦和罗津都是不冻港，港口码头与铁路相连装卸转运十分方便。从大连开船驶抵南浦或罗津港．再与陆路运输相连可以直通北满，是沟通关内与关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从北满南运的粮食和煤炭，从大连北运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以及转运国内外的过境人员，大多数是经南浦或罗津转道北满的。l 947年，陈家庚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就是由大连经南浦到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前往布拉格的。当时，这条路线是我国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


为充分利用上述水陆交通运输条件，完成物资转运任务，1946年9月，我东北局和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并依照协定条款交了运费和税金。也有一部分物资因情况紧急，未按协定条款运输，有的是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皮未付运费；有的情况紧急，朝鲜政府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为我方紧急装运。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长几乎用了他的全部工作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朝鲜人民委员会的这种国际主义革命友谊是值得赞扬的。

　　过去，朝鲜是日本进行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在朝鲜存有大量的作战物资。在解放战争时期，朝鲜支援给我军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战败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12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向金日成提出的N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车皮物资；第四批多达600一800车皮物资。这些物质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的几位主要领导答应无偿赠予和无代价帮助装运到我国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1946年，山东指振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300吨炸药、300万只雷管和120万米导火线。I 947年春，山东又振黄友年通过办事处买到l 20吨炸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15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时期非常宝贵．从南浦装船运至大连转运到山东，对支援山东乃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朝鲜北部有华侨二万多人，主要以种蔬菜和开饭馆为业。1947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万吨炸药运抵南浦港后，就是华侨青年帮助警卫和装卸，不少华侨担当了向导和翻译。

　　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攻东北时，东北军区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军工生产厂分三路从通化等地迁入挥春。1946年末，在梅河口、吉林等地处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的危急情况下，军工部副部长王逢原率领一批人带着机器、粮食及军用物资，利用铁路，从通化出发，由梅河口、吉林到延吉之后，经图们运至朝鲜甫阳后，再经训戎铁路转移到浑春。这部分军工生产厂由通化往库春转移时，朝鲜在自己国家也根困难的情况下，帮助我们解决了运输和人力不足等困难．并帮助解决了生产急需的炸药和“三酸”、有色金属、铸铁等物资。军工部还派人去朝鲜购买材料，到阿吾地购买到铝、锌、棉、火药、硝酸、丙酮等物资，使军工生产厂顺利进行生产出军用物品、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需要。1947年2月，英安翻砂厂与子弹厂一起迁到朝鲜阿吾地。 被精简下来的一批工人和部分技术人员也去了朝鲜，后于1947年4月迁回兴山。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朝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对于鸭绿江共同航行，使用电厂电力、通邮通电等方面签订了20几份协定。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互相支援。朝鲜供应我方的物资主要是军用的有关硫酸、硝酸、甘油、炸药等物资；中国供应朝鲜的主要是粮食、烟煤相民用产品。这些协定有的是由李富春同志去平壤谈判拍板定案的。在当时，图们成为沟通北满和南满的纽带，也是中朝物资交流、交换的重要口岸，经图们往朝鲜出口的有双鸭山的焦炭、鹤岗的煤和东北的大豆，从朝鲜进口的有磁铁粉、食盐、苹果、海鱼、棉布、炭素、工字钢、高速工字钢、水泥等．每日火车进出六车次，共360个车皮，进出口货物量达到1．8万吨。
　　1946年，当我军放弃安东、通化时，有1．8万余伤病号和家属以及后勤人员撤离到朝鲜境内，有85%的战争用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到1947年6月，还有2000多人留在朝鲜境内。当时．朝鲜北部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很困难的．吃、穿、用都很匠乏，政治上的国际压力也很大，中间虽然曾经提出要求我方把轻伤病员接回国内，重伤病员留在朝鲜医治，但当时朝鲜方面了解到中国确实存实际困难时，又决定把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

　　在我军放弃安东、通化撤退时，我方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达2万多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朝鲜政府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肩挑人扛，转移到隐蔽地点安全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批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在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给以无私的支援，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摘自：《东北解放战争与东北少数民族》论文集 作者：姚作起）

 作者简介：

　　姚作起 1937年3月生，吉林敦化人，中共党员，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办原副主任。1955年参加工作，任延边民族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秘书长，中国解放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1962年于吉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曾任吉林省敦化县团委宣传部于事、贤儒区团工委副书记、大石头镇委书记、延边青少年报社编辑、宣教组组长、延边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委、中共延边州委对台办对台宣传负责人、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办副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新闻写作参考》，1968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歌舞之乡--延吉市》《美丽富饶的长白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20多篇专稿发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峡之声节目中。收集解放战争时期交料达200多万字，撰写人物传、专访、专题史料等文章百余篇，其中不少文章发表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解放战争研究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延边党史学会的学术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撰写的专著有《、边剿匪》；《解放战争时期东满根据地》，1981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东北军大吉林分校》，1992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人东北抗日将领》，1992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硝烟千里》，199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解放战争时期延边朝鲜族人民的贡献》被选入《东北解放战争与东北少数民族》论文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争取东满地区述论》选入《解放战争与东北》论文集，199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创建延边根据地》选入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沈决战》；《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持》一文被韩国世宗研究所刊物采用。1992年度被评为吉林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