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通俗文学受压原因：政治说教不敌才子佳人 2010年06月29日 11:20 东北大学学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8条

核心提示：在读者的阅读需求上，政治教化与市民趣味构成了严重的冲突。1949年8月，按照传统习俗北平上演了改编版的《鹊桥相会》，却招来了观众极大的不满。原因是，根据消除封建迷信需要而改编的剧本去掉了天帝下旨赐婚的戏段，观众情绪激愤地大叫：“戏没完！戏没完”。剧场工作人员出来解释说是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可观众还是拒绝退场……毛泽东曾经说文艺舞台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他的批评，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文艺题材延续演变的强劲力量以及老百姓欣赏趣味深层次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表明了毛泽东对文艺现状的强烈不满。因此，通俗文学的主题与题材在“文革”时期被彻底贬黜。

本文摘自《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作者：李松 原题为：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生存状况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主流是文以载道，自晚清以来，文学服从于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它载道的功能被当成思想启蒙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毛泽东把文学作为武器看待，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1]。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认为，文艺作品“必须表现新的工人、新的农民、新的知识分子，批判和鞭挞一切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引导人民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这些是“今天人民要求于文艺工作者的最严重也最光荣的任务”[2]。而滥觞于晚清，具有现代文化产业雏形的通俗文学具有商业性、娱乐性与模式化的特点，当时的政治任务要求通俗文学作家直接从主题上完成上述政治功能，在实践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虽然通俗文学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文学都有通俗性的特点，但赵树理的创作动机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正如作者所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要写的主题”[3]。其效果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4]。他的作品既是喜闻乐见的，又能普及文学的政治诉求。建国后，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功能的规定，通俗文学本身的娱乐性与它应该具有的教化性之间，具有明显的冲突。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将娱乐功能进行压抑的其后果是什么呢下面笔者拟从读者的阅读状况、阅读心理，通俗文学的创作、批评与出版，以及通俗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被引导与被规训：现实的阅读心理与刚性的阅读导向

在读者的阅读需求上，政治教化与市民趣味构成了严重的冲突。1949年8月，按照传统习俗北平上演了改编版的《鹊桥相会》，却招来了观众极大的不满。原因是，根据消除封建迷信需要而改编的剧本去掉了天帝下旨赐婚的戏段，观众情绪激愤地大叫：“戏没完！戏没完”。剧场工作人员出来解释说是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可观众还是拒绝退场[5]210-211。据外国记者记载，城市居民拿着茶壶、嗑着瓜子观看《白毛女》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更多的是欣赏故事的离奇、惊险的情节，相对疏远于阶级斗争的教育目的[5]147-150。

建国初新解放区一些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给丁玲所在的《文艺报》写信，抱着热情直言不讳地谈到对书籍的好恶与内心的需求，据丁玲复述，这些知识青年并不喜欢读描写工农兵的书，说这些书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而且主题太狭窄，太重复。他们乐意看点如神话戏、山水画之类使人轻松的书。他们喜欢巴金、冯玉奇、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还有一批人则喜欢翻译的古典文学。他们要求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写知识分子典型的英雄，写出解放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要求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实例，或者写以资产阶级为故事的中心人物，或者写城市的小市民的作品，并且要求这些书不要写得千篇一律[6]37-38。上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新解放区一批知识分子与市民的阅读状况和阅读心理。当时仅仅识字的人也被划入了知识分子层次，可见反映的读者面是很广泛的。而且，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处于建立之初，文网编织还不够绵密，政治钳制还不够苛严，这些看法才不揣深浅，得以露出地表。在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控制进一步加紧以后，这种异端的看法就势必陷入沉默。

丁玲以具有号召性的标题《跨到新的时代来》一文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的关系。她首先指出了文学阅读的个体差异性与工农兵作品存在的问题，态度是坦诚而严谨的。“读者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政治水平都不一样，作品也不该一样，但的确是属于进步的和要求进步的，向我们提出问题的读者也至少是要求进步的。但这些书按今天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复杂、雄壮和胜利来说，取表现的角度、气派、生动与深刻，都是很不够的，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要求的配合也是很不够的。”这意味着读者应该与时俱进，接受思想改造。就主题的狭窄问题，丁玲认为中国文艺抛弃“个人情感的小圈子”、“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以及“少爷小姐”因恋爱而苦闷的主题，走向揭示“阶级斗争的本质，和它的激烈尖锐和复杂”，这是文学主题扩大的正确路向。丁玲与当时小知识分子的分歧在于，新解放区人们要求的不一定全是载阶级斗争之道的宏大叙事，而是偏向于轻松、惬意的日常生活。她指出，在当前“人民的时代”，革命文艺与通俗文艺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命运：“有的革命了，有的却堕落了”[6]42。丁玲的这些话语对于读者和通俗文学作家都隐含有较为严厉的政治批判性，其告诫、警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丁玲希望知识分子读者通过对作品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过程的认识，来完成个人思想上的脱胎换骨。那么，作品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具体过程是什么呢她的看法是，这个过程可以省略。那么，通过政治教化去生硬地改变读者的审美感受过程，理由是什么呢丁玲认为，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一些摇摆、斗争，比起工农兵的斗争来，显得单薄无力得多，因而没有什么值得表扬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人物形象为什么有高下、主次的等级差别了。即使将改造过程展示出来，丁玲认为知识分子犹豫、彷徨、多情、善感的劣根性决定了他们形象的不光彩。

二、被忽略与被挤压：通俗文学的创作、批评与出版

通俗文学在创作、批评与出版状况方面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1957年《文艺报》上的《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7]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展示真实面目的盖子。通俗文艺出版社邀请通俗文艺作家举行座谈会，陈慎言、张友鸾、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纷纷发言，反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文学阵营瞧不起通俗文艺。通俗文艺如章回小说

1.肯定的看法：这类戏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

有些人对这类戏基本给予肯定的评论，认为《啼笑因缘》等言情小说是现实主义作品，上演这类小说改编的戏曲剧目或类似剧目有现实意义。其依据有两点。第一，在主题上揭露社会黑暗，在思想倾向上同情底层人民。“西装旗袍戏”，“它主要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十里洋场、畸形繁华的大都市生活，暴露和鞭笞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凶横暴戾、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丑恶面貌，而对被压迫被凌辱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寄予深切同情”[8]。有人认为“北京曲艺团的曲剧《啼笑因缘》，是一部旧社会说唱艺人的血泪史。它的演出，情致哀婉，使不少观众受了感动。这是很好的一出社会悲剧”[9]。观点与之相似的是，有人认为，“《啼笑因缘》这部小说，曾经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名著，由于它现实主义地反映了当时人吃人的社会的种种现象，受到群众的喜爱。取这部小说中的若干章节，演为戏剧，从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看到旧社会的普通群众受着怎样的迫害，这可以反映出社会主义是多么的光明和优越”[10]。第二，在艺术上功不可没。“(《啼笑因缘》)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特色，因此，得到群众喜爱。如果把这批剧目经过慎重的整理、加工，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需要，而且能使老一辈的人抚今追昔、不忘旧痛；让年青一代看了，更体会到今日新生活之可贵。它是我们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一个收获。”[8]有的人认为，《秋海棠》是解放前的一个老剧本。“它抓住了魑魅魍魉的旧社会的一角，唱出了旧时代的悲歌。”“剧本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的残忍，军阀流氓残暴丑恶的嘴脸，使人在艺术享受中，引起对旧社会的憎恨，从而更加激励我们热爱身边的幸福生活。”[11]

2.辩证的看法：这类戏有严重缺陷，但某些方面还值得继承

有的人认为对这类剧目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予正确估价，不应盲目捧场，也不要简单地否定，对待具体剧目应该作具体分析。这类剧目有着严重的缺陷，但在某些方面还值得批判地继承。

持这类意见的人认为，这类剧目中，有的基础好些，有的基础差些，不可一概而论。《碧落黄泉》基础就较好。透过它所写的爱情悲剧，“隐约可以看到旧社会阴暗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不同人物、不同生活的交迭介绍中，给我们勾勒出沦陷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若干真实面貌”。然而，这类剧目由于作者都是非无产阶级，因而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在整个舞台上看不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与政治气氛”。这些戏只能“浮浅地揭露某些旧社会的黑暗和小市民的苦难生活，而不能从中发现造成这些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第二，“美化小资产阶级，袒护他们的弱点，甚至把他们的丑事当作好事来击节赞赏”。第三，“剧本充满了悲观厌世、颓废伤感的哀情愁绪。……剧本作者往往总以哀伤的情怀，缠绵的笔触，在‘薄命’与‘悲剧’上大肆渲染，剧中的女主人翁总是‘对花流泪，见月伤情’，而男主角也常常只是看到了旧社会黑暗，但无力抗争，对压迫他们的四周的势力抱着‘怨而不怒’的态度，除了长吁短叹，喋喋不休地诉说生离的烦恼、死别的痛苦而外，别无其他出路”[12]。当然，这类剧目在某些方面还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如果认真地对待它，对丰富当前上演剧目的花色品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理由有以下三方面。首先，“这类题材可以反映，也值得反映”。因为反映“五四”前后几十年内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戏不多，大多数剧种这方面还是个空白。沪剧既然有这份财产，应该是件好事。其次，“在艺术技巧方面，这类戏也有不少可供参考借鉴的地方。这些作者是很善于把握戏曲创作的特殊规律的”。再次，这些剧目大多是与演员共同创造的。某些剧目往往也成为某一主要演员的“拿手戏”。其中有些艺术创造的特点和经验，今天仍可作为借鉴[12]。

上述分析既看到了通俗文学的流弊，也分析了参考借鉴、改造提高的可行性，不失为批判继承的良方。然而，在要求工农兵形象占领文艺舞台、体现工农兵情趣的时代氛围里，通俗文学纵然有生存发展的民众土壤，但是毕竟无法逾越主流意识形态批评标准的规训。

3.否定的看法：这类戏应当被批判

占据话语中心权的主导观点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性看法。1963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关于鸳鸯蝴蝶派的一些原始材料和新文学运动对它的批评，以及一些报刊杂志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不同评价。该报第三版同时刊发了罗荪的长篇论文《论鸳鸯蝴蝶派对戏曲的思想影响》。论文认为鸳鸯蝴蝶派的源头“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一股浊流”。“它宣扬的是陈腐的封建意识和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追求的是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渲染的是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散布的是悲观厌世、玩世不恭的情绪，描写的是旧社会黄色新闻、桃色事件，根本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反现实主义的。”在过去的旧社会里，“给群众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3]。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言情”戏曲充满“那种颓废、没落、感伤、糜烂、疯狂、混乱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14]。

从建国后的通俗文学戏剧改编来看，说明文艺界对通俗文学在开始进行了改造的有益尝试。问题是，偏重于对通俗文学的片面否定，而没有将重心放在如何改造的合理性选择上。当思想内容的政治性成为唯一标准，题材被赋予一定意识形态色彩时，肯定性看法与否定性看法的博弈结果是，通俗文学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与合乎时代的题材被全盘抛弃了。

四、结语

几十年来中国的"文艺''实乃政治说教,为达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或剦割历史.希望这个丑陋现象隨着改革开放而寿终正寢.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

样板戏没有啥艺术质量！

“样板戏”用来糊弄老百姓垃圾而已谈何艺术。

一种新的文艺形式一定要借用政治的力量，特别是与几千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对台戏，更是可以理解的。工农兵登上历史舞台是一件大事，样板戏的政治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样板戏没有啥艺术质量！

“样板戏”用来糊弄老百姓垃圾而已谈何艺术。

现在的床上戏全是“艺术”

样板戏没有啥艺术质量！

蠢吗 ! 两者根本不矛盾 啊 ...

两码事吗 ...

要么文以载道,要么文以载利,除此以外,多是忽悠,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