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佘祥林到赵作海，我们的刑事诉讼进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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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佘祥林到赵作海，我们的刑事诉讼进步在哪里
2010年05月11日02:26东方网杨涛我要评论(101) 字号：T|T杨涛 江西检察官
1997年10月30日，河南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晌（编按：另有报道称其为赵振裳）持刀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其后赵振晌失踪。1998年2月，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今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据了解，赵振晌打伤赵作海之后，因怕赵作海报复，并认为赵作海已经被砍死，就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这几乎是五年前的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正义要靠“死者”的复活来赢得。这不禁让我们担心，还有多少无辜者要被成批地制造成“杀人犯”进入监狱，又有多少囚犯在监狱中翘首以待“死者”复活、真凶出现？
这两起冤案其实并不难以避免。其一，号称“证据之王”的DNA鉴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佘祥林被指控杀妻，缘于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既然如此，为何不对这具女尸进行DNA鉴定，以确定是不是佘的妻子呢？事实上，在发现无名女尸之时，就有两家人在现场哭着认尸。而赵作海被认作“杀人犯”同样是因为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不过，蹊跷的是，在赵作海无辜坐牢11年后的今天，商丘市公、检、法三机关才指出“商丘市公安局要抓紧对无名男尸作DNA鉴定，确认真实身份立案调查”，当初他们又在干什么了呢？
其二，两起案件的当事人或者证人都遭受到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佘祥林受到刑讯逼供自不必多说，而赵作海则是“被抓后，先关了44天，也打了44天”，甚至赵作海前妻赵小齐、赵作海相好甘花同样遭受到警方长期殴打。
其三，案发时间的认定明显离谱，赵作海与赵振晌发生斗殴是在1997年10月，而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于1998年2月15日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失踪，但商丘市中院审理认定的情况居然是“1999年5月的一天，赵作海与素有暧昧关系的同村一妇女甘花发生关系时，被村民赵振晌看到”。如此离谱的案发时间认定又是怎样逃脱河南省高院复核法官的“法眼”呢？
佘祥林案发是1994年，第一次判决在1994年，终审是在1998年。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复核是在2003年。但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才能洗冤的命运，法律上的高蹈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
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种“三角模式”进行；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依然被延续。
今天，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更应反思这些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以防范类似冤案一演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