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海　情　调

　上　海　情　调
　　
　　1
　　
　　上海是一座以情调见长的城市。
　　
　　自然这种情调是摩登的、洋味十足的。这也许得益于上海曾经扮演“流行转化站”的角色。上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所有先进或先锋的流行风潮若要侵袭中国，第一站必然是上海。譬如巴黎的香水、英国的烟草、 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影等新品，曾经的“大上海”都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
　　
　　回顾中国近代史，一百年来无穷的灾难和耻辱，造成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以及一味崇洋学洋的“非常态心理”。其中经历过十几年盲目自信和民族虚妄的“革命洗礼”后，当我们又可以坦然的“崇洋学洋”时，上海再一次成了我们无法忽略的参考招牌和试验基地。外滩长堤，沿江而筑的一幢幢 “万国建筑”，再次被骄傲地放大渲染，幽静的里弄也被商业的口红涂抹成“中西合璧”的模板，或是酒吧里的紫色红唇，那是绝对前端，或是专卖店的炫丽时装，那是正版时尚，热热闹闹，里里外外，堆砌出洋味十足的新上海。
　　
　　这个城市虽然表象西化，骨子里也留存着浓浓的崇洋倾向，可大上海的文明构架，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引进方面，好象更得益于上海人一种别样的智慧。正如张爱玲女士所言：“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就说这流行，虽然上海的流行文化常与国际同步，可所有的流行又在被引进时巧妙改造，打上浓浓的上海烙印。譬如那旗袍，便是料子用洋机器织的，裁剪借鉴的也是西洋手法，可样式、质地，还是地道的中国味。旗袍可以越来越短、开衩可以越来越高，可以配高跟鞋，可以衬长筒袜，但依然改变不了那浓浓的传统风韵；再譬如这长衫，可以配西裤、配皮鞋、配礼帽、配怀表、配文明柺，依然是地道的名士风流；还有那房子，屋里家俱摆设、电器用具都可以全盘西化，可肯定要配几件古董、几幅字画，依然爱的是传统品味；再如这应酬，可以讲洋文，可以用刀叉，可依然会鞠躬打辑，称兄道弟，端的是一样的文绉儒雅。然而，那个雅致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的上海，虽然在消化和引导流行文化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及独到之处，依旧可以非常时髦，绝对摩登，可缺失了曾有的那种别致味道。事实上，旧上海的情韵早已“香消云散”，追也追不回来，惟留下几个精致的背影，几曲香香的艳歌，或许还有几声幽幽的叹息。
　　
　　城市的情调，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纯物质方面的娱乐刺激，一方面是纯精神方面的文化愉悦。上海人的情趣，自然也不外乎这两方面。只不过，前者的刺激更多样、更精致些，后者的愉悦，更敏感、更有欺骗性。譬如说这纯物质的娱乐，正如茅盾在小说《子夜》中以“Light，Heat，Power”（光、热、力）三个词形容当时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一样，这个城市的灯红，绝对最红，红的是十里洋场，酒绿，肯定最绿，绿的是笙歌悠扬，处处充满了令人悸动的骚动和欲望。也许正是基于注重感官享受的老传统，如今的上海人才会急切地重铸起老上海的“物质外壳”——如“新天地”、如“百乐门”等，然后“粉”饰一番，挂起老牌子，换个新门面，满足新人类对于老上海的怀旧感觉。
　　
　　城市的“摩登”形象，不应该只有油头粉面的服务小生，或是性感装束的摩登女郎，也不应该只是大厦林立的摩天繁华，或是宝马香车的浪漫情调。如今国内大部分城市，正是稀少上海这样的城市智慧，才使得大多城市只知武断阉割自我，一味盲目仿效，最终变得不伦不类，最后只剩下类同得有些恶俗的城市风貌。换句话讲，如今中国已经不缺大楼，但缺的是与这种大楼相配衬的“精致”文化。或者说，我们可以撑起“摩登”的虚表，却无法玩转“时髦”的真义。在这方面，上海缘于历史的教化，缘于经验的积累，自然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多骄傲的资本和可以效法的榜样。换句话讲，上海的洋味也许更地道些，“拿来”的手段更巧妙些、更成熟些罢了。
　　
　　对于先进文化的学习，上海人拿得巧妙，做得漂亮，自然缘于曾经老上海的“精神内核”——海派文化，也许正如五十年前罗兹?墨菲所言，海派文化是打开了解都市文化“中国版”的一把钥匙，然而，这把早已生锈的文化钥匙却无法打开新上海人文定位的困顿之锁。
　　
　　2
　　
　　如何评判当年的“海派文化”，依然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话题。
　　
　　当年左右两派的文化之争，今天依然有人想咬住尾巴不松口，把辩论进行到底。但就我看来，左派也好，右派也罢，在上海都不曾占过上风。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嘈杂的舞台，对于这两派文化而言，这里都不是最好的大本营，他们能争得只是一块宣传叫卖的摊位罢了。民众对此并不卖帐，当文人为“民族”、为“大众”吵得一塌湖涂时，大上海的三百万民众津津乐道的依然是《晶报》、《红玫瑰》等这些通俗得有点腻的报刊，市民们最关注还是上面连载的或是如《霍桑探案》、《侠盗鲁平》等靠猎奇传奇取胜的市井小说，还有就是所谓如张恨水辈的“鸳鸯蝴蝶派”，或如《春明外史》或如《金粉世家》或如《啼笑因缘》，这些通俗爱情小说里的大户人家，不论痴男怨女的恩爱情仇，还是老少两代的矛盾冲突，都是大众极好的闲谈佐料和蜚语演绎，大众自然乐意陪着流泪欢笑。这样的文化小吃，虽有些“小气”，却很可口，于是，大上海的文化格调，便是嘻笑怒骂，便是精致玲珑，也无法摆脱浸入城市骨髓的“市井”品位。
　　
　　也许正是缘于这种热闹而无奈的世俗，上海文人愈发感到寂寞，在这块充满幻灭感的土地上，历史凝滞，文化涣散，生存的意义也不过是玩玩------“白相”罢了。正如当年上海一位叫穆时英的作家，在其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里写道“……中国的悲剧到了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一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管你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管你是鸳鸯蝴蝶的肉欲哀感，还是侦探侠士的重重迷雾，无尽的文字，无尽的感想，饶不过是几支狐步过场，饶不过是过眼西洋景相。
　　
　　也许这个城市太容易滋生诱惑的病菌，也许是市井文化根系被世俗的情欲浸泡得太久，使得如今上海的文艺格调，依然呈现一种病态的妖艳。当年鲁迅先生痛斥“流氓加才子”的靡靡风气，如今依然。或看看那些白领读物，或翻翻这些时尚画册，描述的心态，裸露的表情，呈现的还是精致的香艳、漠然的凄冷和幽幽的哀怨。只不过，那些通俗小说，那些小资呓语，早已扔掉了旧“鸳鸯蝴蝶派”的“清纯”或“痴心”的华丽旗袍。或是缘于现代爱情的绝望或摩登城市的荒唐，如今的“上海宝贝”们，不再有旗袍的华丽和情韵的幽淡，而是一种近乎直露的渲泄，以一种“性文学”的极端姿态，为这个城市贴了一张充满诱惑的唇红标签，出卖的也不过是华丽文字遮掩的廉价色相。
　　
　　绝望的颓废或堕落的快感，依然能激起这座城市潜在的欲望。那些书，那些人，曾被大肆炒作，曾被激烈争论，但终如肉欲激情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曾有的喧闹，曾有的风光，终是悬花一现，终是烟消云散。行笔至此，突然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旧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其价值取向，与她们如出一辙，算得上她们的“开山鼻祖”。他们的刊物称《无轨列车》，他们的书店叫“水沫书店”，招摇的，是空虚惫懒的消极姿态，显摆的，是浮光掠影的泡沫幻灭。 据说这股思想风潮与当年的日欧风潮同步流行的，今天我们的颓废派听说也是吸引了国外同道的“精华”。
　　
　　过于大胆，过于前卫，多是缘于骨子里的自卑，不想让外国人看不起，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急于超越或者逃避生活的压力罢了。文化界的少数人行为说到底只是某些人的个体事件，无需上升，也没有资格代表上海的开放意识以及前卫姿态。大上海绝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如此浮躁与浅薄。但无论如何，上海的人文格调，却多多少少因为某些人的闹腾，变得有些怪味和尴尬。不过，我们也绝不能因为这些宝贝的放荡，从而放大对于上海“色”的成见，“欲”的臆想。
　　
　　上海滩从来都不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它更适合冒险家和野心家来此玩耍。因此，情色之外，上海的风流和传奇也就只剩下打打杀杀，我们姑且称之为“乱世情调”或“流氓情调”。如今电影或电视上演绎的上海滩风流，除却政客，更多的演绎好像只有那些或大或小的“流氓”。虽然他们也把个性张扬得有声有色，人生演绎的有滋有味，可如果以他们来承载这座城市的人文格调，不免单薄了些。便是如黄金荣、杜月笙那般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流氓头子，也只能说明这个城市在非常时代曾有过不正常的疯狂。“白相人”以无赖的姿态，占据了上海半壁江山，一座城市的传奇，除却情色，可怜的只剩下血腥和暴力，而且还是被几个穿黑衣或风衣的流氓演绎，那是历史的悲哀，而如果我们还要津津乐道这些，那就是我们的悲哀了。
　　
　　海派文化的表现和影响，虽然与上海人喜欢的文化读本有关，可城市的人文格调，又不能因此仅局限于读本低俗或高雅，更不能因此产生城市品位或高或低的品评。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如今上海的人文格调，依然呈现出世俗化和猎奇化的倾向。这个城市的人文情趣好象依然局限于香艳艳的小曲儿或嘻哈哈的滑稽戏。关于上海的文化类读物，除却时尚刊物，我们印象最深，发行量最大的也还是一本世俗气息极其浓厚的《故事会》和一摞充斥琐碎消息类的“豆腐”小报《新民晚报》。我总觉得，承载大上海的文化读本应该更大气、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如果仅仅乐道于家长里短，只是迷醉于情欲得失，或是痴迷于感官刺激，或是满足于看客心态，那么，上海的城市格调岂能有质的分跃和突破？缺乏大气导向的城市文化，又如何承担起一个有着恢宏野心的上海新未来？
　　
　　3
　　
　　城市的悸动和渴望，不但留存市民的文化读本上，也常荡漾在“甜蜜蜜”的流行乐曲中。上海的流行音乐最能体现这座城市性格柔软的一面。
　　
　　旧时的上海，其娱乐文化并没有被世界的强势流行文化所同化，反而将古代的江南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城市文明相融，并在将各种异质文化加以稀释后汲纳其现代元素，融入自度之“时代曲”中，打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或如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或如黎锦光的《夜来香》，典雅而细腻，前者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巧妙地将典型的中国民族音调与跃动的现代城市节奏相融合，后者旋律潇洒自若，节奏富于弹性（用了“伦巴舞步”的节奏），它风行于东南亚，在海内外竟有八十来种版本之多。这两首歌曲便是今天听来，也一样悦耳动听。
　　
　　然而，颇为尴尬的是，我们虽然能依稀想起大上海旧时的音乐旋律，可却缺乏对于上海更多的音乐想象力。也就是说，上海缺乏音乐代表作或是音乐代言人。正如提及维也纳，想起交响乐，提及意大利，想起歌剧，想起纽约，想起街头RAP，便是提起港台音乐，你也能提起一大堆的流行音乐或音乐明星来。可说起上海，说起曾滋生丰富流行音乐的上海，却无法推出一个有代表性的音乐代言人来。
　　
　　说到底，上海只是一座舞台，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它终究只是时尚音乐匆匆而过的驿站。正如当年的一句歌词唱到：“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上海的文艺也便无奈地陷入两重尴尬中。无论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形象，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上海都缺乏城市文化的招牌物和代言人。因此，“海派文化”的讨论也就不可救药地陷入旧派琐碎无聊的回忆或是新派天马行空的呓语。
　　
　　4
　　
　　这座城市被情调束缚和矫饰，开始变得不自然，或者说，它从来就没自然过。装腔作势，浓装艳抹，才是它真实的本色。华丽的幕布下，人生的精彩被上海人分割成琐碎的细节，兑换成精致的时尚。于是，大上海的饮食男女，就这样被心甘情愿地上套，奔着“享受有质量的生活”理想，坦然接受了这座欲望城市强加的“伪饰”宿命。正如张爱玲描述的那样：“因为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于是，他们只能有些不甘，有些紧张地在这座城市里拼搏挣扎，努力的方向好象不外乎于几套体面的服饰，几滴昂贵的香水，几杯美味的洋酒，几曲疯狂的舞步┅┅好象惟有痴迷于这些感官的细节享受，方能证明他们曾在这座城市存在过。
　　
　　那么，在这样假设的幸福和虚幻的情调中过活，会不会幸福，能不能快乐，我们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有没有情调，日子都要往下过。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4　09:32:14　
　　尴　尬　天　津
　　
　　
　　天津是一座尴尬的城市。
　　
　　因为常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所以名气很大。可区别在于，说起北京或上海，你可能脑子里满是或传统或现代，或大气或时髦，反正是与其相匹配的大都市符号。可提及天津，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却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也许，还要加几个传播率极高的津腔笑话。这种令天津人心里多少有些“皱巴”的世俗心态或直觉判断，均缘于一个惨淡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文化影响力还是经济辐射力，与其名气相比，天津都太过“局限”、“小气”。于是，谈及这座城市，现实尴尬和尴尬历史都是我们避不开的人文话题。
　　
　　1
　　天津的最大尴尬之处，便是缺乏城格的独立性。这需要从天津的历史谈起。
　　　　
　　600年前，即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刚开始是一座土围的军事城堡，后在卫城基础上砌砖包城，兴建城门，渐渐初具城市的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到了清代，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加上河海航运的交通便利，南北各地商货大量吞吐，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渤海湾西岸盐业也日渐兴旺发达，天津商业空前繁荣，正所谓河水一响，黄金万两。清朝津门举人杨一崑在他著名的《天津论》中开篇即赞：“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由此可见当年桅帆林立，漕运繁忙的盛况。但不论如何，天津充其量只是北京城的“畿辅首邑”，其地位和角色，也不外乎是拱卫京师的军事棋子和经济筹码。近代以来，依附于北京的政治角色城和地理特征，也就决定了天津多灾多难、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目的就是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随着天津的开埠，洋人其实已经到了家门口，西方文明不再是呈铁舰洋炮、座钟手表等“奇巧淫技”的一些片段性的偏见或认识，而是以租界为单位的整体模板，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距京城近，更多的官员能够更方便、更深刻地体验这一文明落差，这使得清政府深受刺激，不但心理安全界线被完全打破，而且自闭自大的狂妄心态也被狠狠地校正。不论源于民族的自尊心态，还是皇朝的自强意识，都使得“师夷技之长以制夷”很快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于是，迫于无奈的开放，缘于自强的革新，终使得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反思自己，求取再次焕发生机。
　　　　
　　这时，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小心翼翼，开始认认真真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将天津作为学习西方的试验基地，先后在天津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又引进新式机器设备，延聘西方技师，兴办颇具规模的军事工业与船舶工业。１９世纪末叶天津的城市公用事业诸如发电、电报、电话、邮政、电车、自来水、下水道以及道路、桥梁、港口建设，无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洋务运动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那段时期，也是天津最值骄傲的一个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邮电局，第一家商场（劝业场）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天津一一精彩亮相，坚挺了民众的自尊心态，激励着国人的“强国”梦想。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天津的人口已经猛增到一百多万，超过了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由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文气人脉，使得天津成为滋生阴谋或阳谋的政治温床。离京城近，便于打探风云走向或对手虚实，又有租界，便是失败或曝光，也容易脱身或保命。因此，凡是不愿放弃政治梦想的人士或政党或团体对于天津都是偏爱有加。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即天津是北京的政治后花园，或说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那时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可实际上幕后的策划都是在天津。譬如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当时深陷圄囵的蔡锷将军便是化装来到天津，在其师梁启超的饮冰室里策划密谋的。
　　　　
　　
　　也正是缘于这一点，满清显贵、民国遗老、迁客骚人、革命志士，都纷纷来到这里，追寻机会，耐等时机。是的，要寻欢，要归隐，天津都不是最佳选择，这里伏蛰的是求变的激流，隐匿的是动乱的祸根。也正是缘于这种畸形的兴旺、飘摇的发达，天津历来都不是富商巨贾的青睐之地，因为这里的繁华和荣耀，风险太多，诱惑太多，绝不是投机的大好之地。
　　
　　然而，无论风云如何激荡，时局如何变换，天津充当的永远只是政治驿站的角色，风波过后，当北京不再需要天津时，天津也随之迅速沉寂，留下的唯有市井里褪色的传奇，还有贴上标签的名人故居。据统计，天津共有名人故居五百处左右。《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一书上做了细细的梳理，不过拣的都是有名的介绍，可也有147处。这些藏在里弄深巷或是闹市一隅的名人故居，如今大多面目全非。曾经引发无数运动狂飙的策源地，如今你能看到的，只是有些破败、有些杂乱的公房民居。历史的风采和辉煌，俱躲在建筑的沧桑深处，史册的寂寞书里。其实，历史从没放弃点滴印记，只是有些事情，我们拒绝想起，有些事情，我们轻易忘记。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马场道是老天津最有故事、最漂亮、也是名人故居最多的地方。其最东头的重庆道小学，是美国总统胡佛的故居，儿童医院对面，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朱启钤的别墅，吴家窑附近，有张学良的别墅，而和新华路交界的地方，则是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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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也奇怪，近百年的文化冲撞突变，近百年的政治风起云涌，天津既没有象上海那样被“洋”化得特色鲜明，也没有象北京那样被“政治”化得霸气十足，只是几近“格色”地留守着局促的特色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格局里，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世界里，对北京而言，天津早就失去其军事屏障、政治后台以及经济附属的作用。于是，天津曾引以为豪的漕运、洋务、通商、开埠都失去赖依生存的基础和意义。于是，一切风光都如过跟烟云，天津依然是个有水陆码头的城市，不大不小，不尴不尬。
　　　　
　　从城市自身发展角度讲，天津历来缺少城市文明营建的主动性和深虑性，从城市性格讲，天津是那种表面洋化，骨子守旧的一派。或兴旺发达，或悄然没落，天津都不会有太多的感慨，而是乐天知命，安然享受现在。如果系统、深入地分析天津的城市文化，你会发现，天津犹如一个文化浮萍，再丰富多样的文化种子，也多是随时代之波任意逐流，无法扎下根来，更不用说结出“果”来。且不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并没有积累下工业的基础或人力资本，且不说作为重要的老牌商埠，天津也没有积下雄厚的商业文明或经济实力，便是曾有剧作家曹禺、导演石挥、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等鲜亮的人物大家，可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却没起到应有的积极意义。
　　　　
　　与上海海派文化的洋气相比，与北京京味文化的大气相比，天津的津味文化就显得太过单薄和土气，显得太过零碎和俗气，俨然撑架不起一座大都市的精神骨梁。稀少现代文明的精神张扬，缺乏本土大家的文化梳理，使得这座城市体面的文化长衫下，一不小心，便促狭地显露出“市井”的痞劲和土气的文化品相来。
　　　　
　　从前有一句俗语：“保定的狗腿子，天津的油嘴子”。讽刺的就是天津的这种市侩习气。当时的天津卫，居民五方杂处，三流九教，无奇所不有，加之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而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天津无不首当其冲，因此，为活命计，为发财计，为出人头地计，早就炼得一副“铁齿铜牙”，天津人的那张嘴，油滑、刁蛮，可若是稍稍点拔升华，也多是句句妙趣横生，满口丽彩华章。这一文化特征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有名的津味相声。
　　　　
　　津派相声最大的特色便是市井气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容易从琐碎的生活小事里挖掘平民的幽默和乐趣。也许是大风大浪中的大彻大悟，也许是风雨过后的平淡从容，天津人更容易乐知天命，更喜欢笑对人生。满口跑牙的嘻笑怒骂里，其实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感悟。市井百相，人生百态，都会被有心而细腻的天津人捕捉到，并加以艺术地放大，然后，一个个津味十足的笑话便诞生了。他们爱开自己的玩笑，而且会和你一起笑，或畅意的，或会心的，一笑之中，开掘了生活的无穷底蕴，咀嚼着人生的百般况味。
　　　　
　　这座平民化的城市，最大的特色便是没有特色。平淡得太过寂静，朴实得太过从容。他们不喜欢太过张扬得生活，他们不愿意思考太沉重的话题。都市再大，变化再多，他们唯一不变的，便是自甘平淡中寻找快乐，要坦然面对真实的生活。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都市怎样发展，天津人的心态和胃口永远不变，他们依然自得其乐，满足于耳朵眼扎糕、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里的“平民”滋味。
　　　　
　　那些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却常常被天津人做得绝妙精到，或如松软清素的喇嘛糕，或如酱香醇厚的罗汉肚，或如粉糯软滑的鲜果馅汤元，或如酥软香脆的贴饽饽熬鱼，都是好吃得紧。
　　　　
　　天津的小吃有名、津道，就在于这近百年的慢磨细理，硬是把普通的谷类杂什、市井俗物，调制得如此有形有色、有滋有味。譬如说这知味斋的水爆肚，且不说它健脾养胃的功效，单表这滋味地道，你要蘸着佐料，趁热大口痛吃，那个鲜、那个脆，那个嫩、岂一个爽字了得？再如杜称奇的火烧，靠着炉火纯青的“绝活”，把烧饼烤得是外焦内嫩，加上里头热腾腾、香腻腻的馅心，咬上一口，真是口艳醇香，满腹舒畅。
　　　　
　　天津的风味小吃如此好吃，制作自然大有讲究。譬如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的恩发德蒸饺，属清真风味，做起来可便是大有文章。先说这制馅，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肉末用开水烙透，然后搅入酱油、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最后将西葫馅投入拌匀，然后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上屉用旺火蒸熟。待这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且看一个个肥头大耳，坦腹端坐，就等你来下口。送入口中，哇，真是外皮劲道耐嚼，内馅肥而不腻，尝起来个个鲜嫩味美，真不亏名家小吃。
　　　　
　　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津的小吃太绝妙、太好吃，才使得天津人这么容易知足，这么容易幸福，这么容易平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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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天津人也举办了个建城600周年的纪念，并沾沾自喜地拉出许多古人、名人来捧场，可依然撑不起天津若大的门面。没有大气的精神气象，没有浑厚的人文力量，除了僵硬的规划，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城市形象依然是一个尴尬得有些不愿细说的话题。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津味文化，便是没有影响和辐射的欲望，可局限于一座城市的的文化，局限于一座城市的喜乐，便是五味俱全，便是有声有色，可也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产物。这种封闭的心态，与这座有着悠久开放历史和雄厚开放资本的城市格调，本应是格格不入的，可这么多年，天津却依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文化裂变，城市文明依然干瘦得可怜。
　　　　
　　一个城市的文化架构，只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天津“本是一个很大气、很贵气的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本不应该这么促狭和小气。而且，今天的天津，无论地理方位、政治角色、还是经济张力、文化资源，本都有很大潜力可挖，本都能大有文章可作。
　　　　
　　看待天津，很容易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看之视之评之判之，埋怨天津不求进取，哀叹天津的自甘平庸。其实，抛开文化不谈，就一种生存状态而言，天津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逆向反思。大家都知道天津的杨柳青年画非常有名。大红大绿，俗到极致，艳到极致，却也漂亮到极致。那欢快的民间色调，那喜庆的富贵娃娃，不求太多的人文意义和深刻命题。图的就是个欢乐喜庆，图的就是个吉祥如意。我以为这一点与天津的性格有相似之处。寻求快乐和幸福本是多元的，阳春白雪有高雅曲调的妙，下里巴人自有通俗歌声的好。
　　
　　对于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我以为也没什么不好。大都市的浩大野心，大都市的高楼林立，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大都市的暄闹繁躁，本不应该，也不绝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有时候，选择一种回归，选择一种沉默，可能更是我们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