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地头闲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2:50:22
地头闲话 翻过山峁，就看见了那片园子。很美的一片园子，一派青翠葱茏，豆花瓜花开得缤纷耀眼。地头的榴树下，坐着正松老哥。榴花正开，红得如早霞般美丽。老哥抽着烟，很悠闲的样子，淡蓝色的烟雾也悠闲地在他的眼前萦绕。
我走过去。老哥眯着眼看，看清了，说：“回啦？”
我说：“回啦，回家住几天。”
“盖了新房，要常回来住住，开开窗门，透透风，屋里也没霉气。”老哥看着我，说：“天还早，不坐坐？”
我就坐到地埂的草棵上。年青时在老家务农，也是常常这样坐在地头的草棵上歇息。春草很绿很嫩，坐上去有一种柔和的感觉。
我递去烟，老哥接过，说：“我的烟拿不出手，襄阳牌的，一块二一包。”
我说：“我的烟也好不了多少，五块钱一包，红金龙的。”
“够了，抵我一筐菜呢。”老哥把我递过的烟夹到耳根上，依是悠然地抽他一块二一包的襄阳烟，说，“干部抽的都是蓝盒子的黄鹤楼，一包二十七元，好的四十元。哼，抽得钱响，也舍得。”
我直言不讳地相告：“恐怕不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我晓得。公家的人抽公家的烟，不抽不是白不抽。”老哥吐一口烟，语气有些带气，“抽点烟也算不了什么，听说当官的还贪。村里人言传，说是一个什么厅长，贪了三千万。哼，要这多钱做什么，垫棺材？”不等我开口，忽地转了口气，“不说这些了，耳不听，心不烦，说说别的。”两眼看着他的园子，又是那种悠然的神色，“今年雨水好，看看，瓜菜长得还旺。”
园不大，亩把地。菜豆、南瓜、茄子、辣椒，还有苋菜、葱、韭，金枝玉叶，青藤绿蔓，在风中袅袅娜娜，活得生机盎然。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泥土气息和瓜花豆花的清香。
我问：“一年能卖个三两千块？”
“哪能，赚个酒钱。”
“八十了吧？还能喝酒？”
“你瞒了我两岁，八十二了。”老哥笑笑，说：“喝，早餐也喝，一日三餐，一餐二两。酒要喝，菜不论，半盏熟黄豆，一把生花生，都行。再没菜了，就咕几口。嗨，我这身肉呀，骨头缝里都是酒气。”
我听得哈哈大笑。老哥似乎觉得随口说出的话有些滑稽，也哈哈地笑了。
“八十二了，孙子也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老哥还何必这么奔波，该歇歇了。”我点燃一支烟，抽一口，说，“还愁儿女不给酒你喝？”
“话是这么说，可儿女有儿女的难处，不能全指望他们，能做，就做做。不能做了，儿女也不会让我饿着，你说是不是？”老哥又悠然地抽了一口烟，问我，“你好像是壬午年的，六十八了吧？”
我说：“老哥你也瞒了我两岁，庚辰的，整七十了。”
“是呀，也是老人了。”老哥说，“你有退休金，儿女过得也不错，还不是没歇着，一天到黑看书写文章。一支笔划得出多少钱？几个辛苦钱。”顿顿，又说，“也好，来得清，去得白。人这一辈子，讨的就是个清白。”
老哥说罢，好像什么也没说似地坐着，眼光看着他那尽着一个“绿”字的园子。我却在深深地咀嚼他说的话，但不惊讶。其实，那些极为简朴而又极为至真的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早已根植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往往是那些高谈阔论者置之脑后。
“人这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眨眼，就老了。”老哥又起了话头，说，“记得你年青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篮球打得也好，还去黄石赛过球的。如今，怕是不能打了。”
“还打球？怕是球要打我了。”我笑了，说：“说起打球，我倒想起了你老哥为村里做了一副篮球架，在我们全公社的自然村，那是第一副篮球架哩。老哥你可是功德无量。”
“说什么？说什么？功德无量？”老哥挺认真地看着我，“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你们想玩玩球，我就派人砍了几棵树，请了一个木匠做了副篮球架，多大的事？还功德无量，说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你该记得，做副篮球架，说是破坏森林，又是打球误了抓革命促生产，你老哥挨了批的。”
“可那一批，不是批出了好多的篮球架！不说全公社，就算算我们大队，八个村子，不是有四个村子做了篮球架。”
我笑了，说：“所以说，你老哥功德无量嘛。”
“我服了你，服了你。读了书的人，绕来绕去要绕出一个道道来。”老哥哈哈笑着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草屑，“回吧，回去收捡收捡，我也得给园子薅薅草了。”
回到家，收收捡捡，扫扫抹抹，夕阳就衔山了。我正准备淘米做饭，正松老哥来了，他双手端一个青皮嫩南瓜。“老了多没记性，刚才在地头闲坐的时候，忘了叫你摘个瓜。”他把瓜放在桌上，“才出园，尝尝新。”
落霞如火，雀鸟归林，天空中滑翔着鸟们斑斓的翅翼和它们至真至纯的天籁之声，乡村的黄昏总是这样静谧而安祥。正松老哥沿小路走去，他的微驼的背影倒映在路边清清的水塘里，天上明丽的晚霞做了他的背景。我忽然记起乡邻们告诉我的一些事，去年汶川地震，他捐了一百块钱，今年玉树地震，他又捐了一百块钱。在这偏远的乡村，一生与田园相伴，与禾穑相守，无怨无悔，清清白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了过来。八十二岁了，还以劳动为荣，自食其力，这样的人生也该算是完美了，夫复何求！（查代文）
我走过去。老哥眯着眼看，看清了，说：“回啦？”
我说：“回啦，回家住几天。”
“盖了新房，要常回来住住，开开窗门，透透风，屋里也没霉气。”老哥看着我，说：“天还早，不坐坐？”
我就坐到地埂的草棵上。年青时在老家务农，也是常常这样坐在地头的草棵上歇息。春草很绿很嫩，坐上去有一种柔和的感觉。
我递去烟，老哥接过，说：“我的烟拿不出手，襄阳牌的，一块二一包。”
我说：“我的烟也好不了多少，五块钱一包，红金龙的。”
“够了，抵我一筐菜呢。”老哥把我递过的烟夹到耳根上，依是悠然地抽他一块二一包的襄阳烟，说，“干部抽的都是蓝盒子的黄鹤楼，一包二十七元，好的四十元。哼，抽得钱响，也舍得。”
我直言不讳地相告：“恐怕不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我晓得。公家的人抽公家的烟，不抽不是白不抽。”老哥吐一口烟，语气有些带气，“抽点烟也算不了什么，听说当官的还贪。村里人言传，说是一个什么厅长，贪了三千万。哼，要这多钱做什么，垫棺材？”不等我开口，忽地转了口气，“不说这些了，耳不听，心不烦，说说别的。”两眼看着他的园子，又是那种悠然的神色，“今年雨水好，看看，瓜菜长得还旺。”
园不大，亩把地。菜豆、南瓜、茄子、辣椒，还有苋菜、葱、韭，金枝玉叶，青藤绿蔓，在风中袅袅娜娜，活得生机盎然。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泥土气息和瓜花豆花的清香。
我问：“一年能卖个三两千块？”
“哪能，赚个酒钱。”
“八十了吧？还能喝酒？”
“你瞒了我两岁，八十二了。”老哥笑笑，说：“喝，早餐也喝，一日三餐，一餐二两。酒要喝，菜不论，半盏熟黄豆，一把生花生，都行。再没菜了，就咕几口。嗨，我这身肉呀，骨头缝里都是酒气。”
我听得哈哈大笑。老哥似乎觉得随口说出的话有些滑稽，也哈哈地笑了。
“八十二了，孙子也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老哥还何必这么奔波，该歇歇了。”我点燃一支烟，抽一口，说，“还愁儿女不给酒你喝？”
“话是这么说，可儿女有儿女的难处，不能全指望他们，能做，就做做。不能做了，儿女也不会让我饿着，你说是不是？”老哥又悠然地抽了一口烟，问我，“你好像是壬午年的，六十八了吧？”
我说：“老哥你也瞒了我两岁，庚辰的，整七十了。”
“是呀，也是老人了。”老哥说，“你有退休金，儿女过得也不错，还不是没歇着，一天到黑看书写文章。一支笔划得出多少钱？几个辛苦钱。”顿顿，又说，“也好，来得清，去得白。人这一辈子，讨的就是个清白。”
老哥说罢，好像什么也没说似地坐着，眼光看着他那尽着一个“绿”字的园子。我却在深深地咀嚼他说的话，但不惊讶。其实，那些极为简朴而又极为至真的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早已根植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往往是那些高谈阔论者置之脑后。
“人这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眨眼，就老了。”老哥又起了话头，说，“记得你年青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篮球打得也好，还去黄石赛过球的。如今，怕是不能打了。”
“还打球？怕是球要打我了。”我笑了，说：“说起打球，我倒想起了你老哥为村里做了一副篮球架，在我们全公社的自然村，那是第一副篮球架哩。老哥你可是功德无量。”
“说什么？说什么？功德无量？”老哥挺认真地看着我，“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你们想玩玩球，我就派人砍了几棵树，请了一个木匠做了副篮球架，多大的事？还功德无量，说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你该记得，做副篮球架，说是破坏森林，又是打球误了抓革命促生产，你老哥挨了批的。”
“可那一批，不是批出了好多的篮球架！不说全公社，就算算我们大队，八个村子，不是有四个村子做了篮球架。”
我笑了，说：“所以说，你老哥功德无量嘛。”
“我服了你，服了你。读了书的人，绕来绕去要绕出一个道道来。”老哥哈哈笑着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草屑，“回吧，回去收捡收捡，我也得给园子薅薅草了。”
回到家，收收捡捡，扫扫抹抹，夕阳就衔山了。我正准备淘米做饭，正松老哥来了，他双手端一个青皮嫩南瓜。“老了多没记性，刚才在地头闲坐的时候，忘了叫你摘个瓜。”他把瓜放在桌上，“才出园，尝尝新。”
落霞如火，雀鸟归林，天空中滑翔着鸟们斑斓的翅翼和它们至真至纯的天籁之声，乡村的黄昏总是这样静谧而安祥。正松老哥沿小路走去，他的微驼的背影倒映在路边清清的水塘里，天上明丽的晚霞做了他的背景。我忽然记起乡邻们告诉我的一些事，去年汶川地震，他捐了一百块钱，今年玉树地震，他又捐了一百块钱。在这偏远的乡村，一生与田园相伴，与禾穑相守，无怨无悔，清清白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了过来。八十二岁了，还以劳动为荣，自食其力，这样的人生也该算是完美了，夫复何求！（查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