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西交利物浦大学4岁了。对于这所矗立在苏州工业园区里的国际合作大学，很多人还尚未了解。对于这所大学所做的教育实践和尝试，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看来，他们只是在做一件教育本质所要求做的事情，也即教育的本质回归。

    在体制内高校已经工作多年的席酉民自从入主该校出任校长后，他把自己不常挂在嘴边的英语又捡了起来，整日和国外招聘来的老师们在一起谈论着他的教育理念。4年的体制外办学让席酉民感受颇深，也对当下的中国教育弊端有了更深的体悟，想要建设一个研究导向、独具特色、世界认可的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这是他对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定位。然而其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什么，他对当今的教育问题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何在？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的学生到大学都依然被看成孩子，一直有人管着你、看着你，好像你什么都不懂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家长对大学教育却依然颇有微词，中国大学在教育理念、组织架构、大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上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您在办学的过程中，觉得最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或者要扭转的理念有哪些？

    席酉民：拿教育理念来说，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把学生当成成人，自我发展、自主管理，没有人管学生太多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学生到大学都依然被看成孩子，一直有人管着你、看着你，好像你什么都不懂。

    我们把学生看成年轻的成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学会判断社会的是非，培养自己的终身学习能力，走出学校就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从小到大的应试教育使得这些孩子没有真正长大成人，那么作为学校就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诱导和扶持，既要强调成人的责任，又要强调我们对他的教育。所以，学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学生自治、学校引导和服务。我们在教学模式和办学模式中都在着力体现这种教育理念。

    记者：那么，在具体的教学和学习中，学校是如何贯彻这种思路的？

    席酉民：在教学中，中国学生习惯于被动学习，上课是以老师讲课为主导，学生听课；西方教育强调积极主动学习，强调学生课堂上的投入，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向已有的知识挑战，不懂的地方要想办法学会。中国学生习惯于听，听完了考试，考完了忘记，没有办法把很多知识整合起来。相比而言，西方的方式更容易培养学生学习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能力。

    具体地讲，同样一门课，中国学生开10堂课，教了10个公式，都学会了，但是最后考完就忘了。按照我们的教学方式，我们一堂课就把这10个公式都教给你，这是完整的知识，我们告诉你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学生要用它解决实际问题，利用课前大量的资料查阅和课后的Teamwork小组活动来实践它，通过寻找知识，利用团队合作把一个问题解决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怎么找知识，学到了整合知识和利用知识，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一个团队怎么合作。

    中国学生从小到大的目标都是怎么上一个更好的学校，这实际上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记者：其实，不管是中国的传统式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模式，都有其不足的地方，也都有可以借鉴吸取的一些优势。那么，作为中国一位资深的高校管理者，您认为中国教育的体制改革最需要改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矛盾又在哪里？

    席酉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10年的副校长，我曾经分管过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在我看来，中国教育问题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应试教育，学生从小到大的目标都是怎么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学习的过程培养孩子对世界的兴趣、对知识的兴趣、对未来的兴趣，让他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

    计划经济时代重视的是精英教育，政府控制资源创建了一批大学。当精英教育到了一定阶段后，社会招聘、招工都先考虑博士、硕士。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考定终身，这样大家一辈子的宝就押在走金字塔的道路上，只有攀上这个金字塔塔尖才有未来。中国社会长期功利化的体制的诱导迫使家长、学生必须以功利为目标，使得我们的教育太多地扼杀了孩子的兴趣，也使得整个教育偏离了它应有的方向。

    记者：学生爱好和兴趣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那您在办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解决好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席酉民：在我看来，不是学生没有兴趣和爱好，是你不准他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很多孩子的专业选择就是家长说了算。

    我们现在的操作方法是，通过一本分数线招考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入学之后你先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哪个专业的学生。我们让学生进学校后自己去发现真正喜欢的专业是什么、适合什么，以及兴趣点所在。到了第一学年年末，再让学生具体来选专业，总体上进行调整划分。我相信，学生进到大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对自己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个可预期的范围之内选择会更加理性。

    更严重的“行政化”不是领导的级别，是渗透在老师、学生和工作人员思想，包括行为习惯、文化的行政化层级色彩

    记者：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去行政化”成为教育界内外热议的话题，有人提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席酉民：我认为，行政化它有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性。当前中国整个社会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计划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只需要最高层非常聪明地做出计划，大家执行计划就行，它是一元决策，不是多元决策。所以“行政化”是有历史背景的。比如，有些大学的主要领导按照省部级、厅局级来划分，这就是一个“行政化”。

    但是，更严重的“行政化”不是领导的级别，是渗透在老师、学生和工作人员思想，包括行为习惯、文化的行政化层级色彩。这个层级色彩来源是什么？来源是资源的配置方式。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大学当下的“去行政化”如何才能行得通？

    席酉民：我们的学校目前定位在非营利学校上，本身就没有行政化的色彩，所以我们谈不上“去行政化”。行政化的存在有什么合理性？行政化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行政化可以拿到资源。但是，如果国家对教育资源的配置，能够通过一种更加透明、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这个行政化的作用马上就被削弱了——因为不管你是哪一级来的官员，我不见得要非常热情地去接待你，也不一定要低声下气地求你，原因是只要我符合相关的条件，按照规定你必须要给我资源。因此，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中国社会的行政化。

    记者：中国大学传统的层级结构是党委、学校、校长、副校长、处、科一直下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层级的官僚体系。“去行政化”难以推行是不是首先和这个体系结构有关？

    席酉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官僚体系在管理上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对哪些组织有效？对生产制造企业有效，对环境比较稳定，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清楚的组织有效，但是它不太适合以脑力劳动为主，以知识工作为主的学校。

    拿我校来说，组织结构就像一个蜂窝状，没有层级，只有一个网状结构，每个人处在网络节点上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只要你把这个角色和作用做到就可以了。这个网是对所有人提供的一个成就事业的平台，这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实际上是很难的。当然，从官僚体系到扁平式的网状结构的改革，背后还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才能形成这样一种良好运行的文化。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教授也是大学股东，所以他应该参与大学的决策

    记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很多人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教授治校”，也就是要强调发挥传统大学里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的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席酉民：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思索另外一个问题：在大学里谁说了算？学位的东西、学术的东西，一定是学术委员会说了算；但更关键的是资源配置由谁来说了算。所以，在国内的大学里招一个处长，很多教授都会愿意竞争，因为他可以掌握资源的配置权。但是在我们学校，教授们绝对不会愿意去当处长，因为他拿的钱也少，它是服务机构，它没有权力。

    这方面说起来有一个很深的理论，为什么要教授治校？因为教授的知识本身就是大学的重要资源，所以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教授也是大学股东，他应该参与大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