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访问小区，有件事我们街道办事处主任没想到

如果有人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是什么，除了大家都经常挂嘴边的什么经济腾飞等等之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是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转变，而这个转变与街道办事处管理人员的出国学习密不可分，尽管有些转变非常痛苦，但毕竟还是在变。

十年前，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乱搭乱建是一个社会顽疾。以我家居住的小区为例，以前，住宅楼里的楼道堆满了家家户户的旧家具，有时候，连拎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包都很难在楼道拐弯处通过。主要的交通要道两旁都是花花绿绿的商铺，卖什么的都有，就像一个农贸市场，哪像什么大学。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些违建就是屡禁不止?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都没看见?

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新加坡住建局安排的政府组屋安居工程参观，印象特别深刻，希望中国也能效仿。正巧国内一个代表团到新加坡访问，某市的组织部部长和我比较谈得来，我就把新加坡的社区管理情况和他谈了谈。没想到，这位组织部长不仅思想开明，而且办事效率非常高。当他还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和国内联系要派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人员到国外开阔眼界，同时请我帮助安排一下。他回国后不到一个月，这个完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组成的代表团就成行了。坦率地说，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街道办事处主任也算是基层，出国好像还没轮到他们这个层面。

在新加坡期间，他们访问了很多政府组屋小区，也拜访了所谓的区公所。有一点是我们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没有想到的，当问到新加坡类似中国的街道办事处区公所负责人的工资时，他们的回答完全出乎预料：没有一分钱工资，完全是义务的。这些社区积极分子都有自己的正式工作，晚上到这里来纯粹是义务为大家服务。实际上这些人更深的意思没有表达，他们都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党员，每个社区都有支部。这些党员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强党和群众的关系。正是有这些愿意奉献的基层党员，才能使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四十年成为可能。很多不完全了解新加坡政治生态的人总是比较极端的批评新加坡的李光耀比较独断专横，缺乏民主。其实，人民行动党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们只是不大肆宣传而已。我在新加坡住在丹戎巴葛，这是李光耀的选区，我也是在这里见到的李光耀。新加坡的国会议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与自己的选民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新加坡的这些官员非常的平和，很容易沟通。他们常常说这是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支部要建在连上。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特别注意在各种场合淡化政党影响，强调政府作用，这是李光耀的聪明之举。在新加坡，尽管有选举和竞争，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也常被西方民主国家所诟病。

新加坡像花园一样的城市环境给这些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很大的震撼，他们也认为乱搭乱建的临时性建筑应该拆除，但是，他们还是有些不情愿。和这些街道办事处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慢慢了解到，为什么国内的乱搭乱建很难拆除，原来有很多就是这些街道办事处建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拆，原因在于那是办事处全体人员奖金的来源。现在的街道办事处人员的工资和医保都是完全纳入地方财政的公务员，这里面都应该有一点儿我的功劳(自己表扬一下自己)。

直到现在，每年我还会受邀到这些街道办事处做客，而每次他们都会开玩笑说现在绝对没有乱搭乱建了，小区楼道里也禁止堆放私人物品。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天天说这些，把他们都说烦了，所以印象深刻。

很不幸的是，周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调查栏目报道说，北京的菜价为什么居高不下，原因是居民小区管委会提供给菜贩的经营摊位费太高造成的。已经有了工资保障的管理人员怎么又在乱收费?到底工资多少才能满足呢?

到国外访问的中国政府官员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外国政府官员到底有多大的权力，特别是那些带长的。比如：部长、州长、市长什么的。什么部长、州长的不说了，说说市长吧。在澳大利亚，市长到底能管什么呢?以我在悉尼居住的Waveley市为例说明之。

一、可以收的税费：土地税、垃圾税、停车费;

二、需要干的事情：管理所辖区域内的停车场，社区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举办各类讲座(内容众多：科技、文化、健康)，维修小路(大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负责)，清理垃圾。

好像就这些。

每每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官员胸脯挺得特高，因为，和澳大利亚的市长比，我们的市长能够调动的公共资源是太多了。所以，他们总会说，外国的这些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不管哪行啊!

由此使我想到了一个传说：克林顿访问中国的西安时，突然走向路边欢迎的人群，他问一个小姑娘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姑娘说你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又问，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小姑娘说，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克林顿听后大笑说，我可管不了美国人。

领导都是管人的，这是中国人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