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要和旧模式彻底告别

刘煜辉

现在全球都在声讨华尔街。布什说，“华尔街喝醉了”，意指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的贪婪，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松弛的金融监管。

而从美国政府层面看，美国长期推行扩张性财政、借贷消费，全球经济失衡终无以复加，酿成恶果。但是进一步往深里问，美国消费主导模式为什么可以无限膨胀，直至把全球经济拖至动荡？美元为什么能无限超发，时间跨度五六年，达至天量？是谁在吸收那么多货币？

高储蓄与高投资的密码

坦率地讲，美国之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体不断吸收的话，美国不断发货币的后果，早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最近五六年是全球经济史上的美好时光，高增长几乎没有通胀；而没有通胀，格老不断减息、松货币，似乎就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而为什么没有通胀？是因为有庞大的经济体扩张,在不断吸收货币，中国首当其冲。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他国货币。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的移动，注定是空前的。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如此扩张。在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下，企业的产能扩张一直被推到边界上才告暂停。

全球化要素移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推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

从宏观上看，这种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必然导致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成为今天中国诸多宏观难题的根源(消费不振、高顺差、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失控等)，因为要素报酬的分配是不断向着政府、企业移动，而不是向居民部门。

中国政府消费倾向很低，因为政绩是GDP导向的，官员选择以投资做大GDP，而不会去做民生，而企业只有投资，没有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率不断升高。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占GDP比率为48.1%，2007年初步核算已经高达52％。

而谁在做储蓄？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看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基本没有太大波动，维持在15％～16％，但其在整个储蓄中所占份额却从1992年的52.3％降到2005年的32％，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15年中，中国储蓄率增加的12个点，基本上都和政府及企业部门关系密切。这或许是中国内需消费迟迟起不来，而越来越滑向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真正密码。政府、企业的储蓄在升高，拿了钱干什么？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

储蓄率高，资金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根本不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政府和企业储蓄，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

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这个循环彻底崩溃。如果要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一国国内消费和投资平衡，整个国民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说到底，倚靠中国分配机制上的根本缺陷而持续多年的高储蓄和高投资问题，才是中国深陷这场危机的最大根源。

别总想着去救市、抄底

海啸过去了，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也由于曾饱经坏账历史的中国金融机构们刚刚整合完毕不久，还没来得及展开足够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使得中国侥幸避过了金融海啸的正面冲击。但海啸过后的次生效应也将让中国非常难受。中国怎么办？

有观点认为，中国如果积极参与认购美国国债，能防止美国印钞票解决危机，但反过来问，中国出了2000亿美元，美国就不印钞票了？7000亿、8000亿能否止住血？现在也没有人相信这个钱够了，未来再来一个3000亿、5000亿，中国参不参与？美国还得印钞票解决。

此外，还要看中国是否能托得起这堆美国的烂账。中国现在1.9万亿美元的官方储备中，可动的活钱估计就在4000亿上下，要应付可能的顺差或者3个月的进口支付，存量中能拿出的已经很有限了。

如果要持续地买，意味着过去几年严重失衡的2000亿的高顺差经济模式必须持续。但这一模式给今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型。中国经济很可能需要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一年300亿顺差的状态，那么中国还能掺和进去吗？

而中国真正需要的技术、品牌、物流、销售网络等，能从美国获得吗？给你金融的股权，你把握得住吗？连联储、财政部，还有那么多美国所谓中立的估值和评级机构，都搞不清楚美国金融机构庞大的表外资产的估值。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首先要从根本上放弃去托住美国那个旧模式的想法。美国通过世界铸币权进行财政扩张、借贷消费的做法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冷战时期直至70年代黄金本位的崩塌，它由此获取了太多利益，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改变。只要条件允许，他的铸币权就会无限使用下去，直至把危机的成本最终转移。

所以，中国只能立足于自身，办好自己的事，不给危机的延续创造条件，是应对这场危机基本的原则。中国自己平衡了，结构理顺了，客观上就制约了美国世界货币职能的滥用，也就倒逼美国不得不做出经济的调整，改变其现有经济模式，这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不要冀望短期见效

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外需倒掉之后，很多人冀望于投资能像1997、1998年那样，撑住经济的下滑。现在看来有点勉为其难。

还有人冀望廉租房的大规模投资，政府目前是可以拿出这个钱的，但地方政府愿意吗？廉租房大量推出势必拉低房价和地价，意味着未来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降，而在中国银政信贷合作，一直是国有银行体系谋利的支柱之一。在没有触动中央地方财税分权等深层次行政体制改革之前，大规模廉租房投资推出实在很难。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地产决定因素在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很难想象在收入预期恶化的状态下，人们会为房价去支付一个很高的溢价。有机构测算，若以西方国家月供收入比40％的正常水平衡量，中国核心城市的房价目前居然可能存在40％～60％的下跌空间。如此状态下，靠政府刺激起来、托住，恐怕是痴人说梦。加快降价处理存货，回笼资金，保住银行，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对抗经济下滑，显然已非短期政策可以逆转，降息只能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但不可能重新刺激信贷需求。面对经济巨大的不确定性，供求双方都在主动收缩，没有深陷泥潭的企业早已刀枪入库，现金为王，银行也惜贷，信贷规模指标都用不完，降准备金率、松货币，只会把多余的钱进一步往政府债券市场里填。

治本之道

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崩塌对中国经济外需的重大冲击，是我们为既往的过度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错误经济模式必须要支付的沉重代价，就不如横下一条心，彻底和过去的模式告别，做根本性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改善经济体效率，坚定地转向内需消费主导，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启动内需关键在于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将政府储蓄降下来，政府消费提上去，民生的欠账补起来，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上去；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当然，以上要顺利推进，牵涉更深层次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重新界定等。

对抗经济下滑要靠体制改革提升效率。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而且效果只可能越来越差。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等于货币进去了，没有产出多少实际的物质财富。而通过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对抗经济衰退，这方面其实大有可为。

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越位影响市场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铁路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大幅减低个税，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停止从一般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中抽血，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增值税要转型，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

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型财政体制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才是能带来希望的长远的良方。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