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洪振快：任职回避能扼制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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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任职回避能扼制腐败吗
2010年06月19日06:05新京报洪振快我要评论(8) 字号：T|T洪振快 历史学者
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现代文明成果。
近日，因广东中山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领导干部的任职回避问题再受关注。
据2006年8月7日发布并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县（市）级主要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地级市主要领导干部“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正职。而李启红则是在上述“任职回避”规定发布之后4个月，才开始其“本土市长”生涯的。因此，有论者认为，如果李启红不在原籍担任领导职务，就不至于深陷亲属组成的“政商共生”网而不可自拔。
这种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对任职回避制度寄望过高，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形来看，都是缺乏支持的。
任职回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已发展得极其完备。
清代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大致可分避籍、避亲、避职三类。避籍即回避原籍，或称地域回避，其规定主要有“避本省”和“避五百里”二个方面。“避本省”即不得在本人原籍所在省份当官；“避五百里”指如在原籍相邻省份为官，则其任所与其原籍必须远隔五百里以上。五百里如何计算估计是个难题，乾隆九年（1744）的细则规定，五百里指“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相距五百里。
避籍是任职回避制度的重点，此外还有避亲、避职等规定。避亲，指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系统任职，有师生等社会关系者类同。避职即职务回避，比如军机处是机枢要地，为了避免暗通机密，曾规定道台以上官员子弟都得回避，不得任军机章京等职。又如户部下辖十四司，分别管理各省钱粮等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出任涉及本省事务的那个司的职务，“籍隶山东者回避山东司，籍隶河南者回避河南司”。
清代对任职回避的规定非常严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乾隆年间，一个叫张廷泰的人获任浙江绍兴府通判，乾隆皇帝接见时发现其口音像是绍兴话，询问之后，得知其年幼时曾随父在绍兴居住过数年，因而话中带上了绍兴的口音。乾隆认为，“通判虽系闲曹，但以本籍人居官其地，于体制究为未合”，吩咐将张廷泰交给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内找个通判位置给他。从这个事例中看出，虽然通判是不重要的“闲曹”（闲散小官），而且张廷泰只是小时候在绍兴生活过，但乾隆还是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的“体制”。
严密的规定，加上严格的执行，那么，任职回避制度能否扼制腐败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当时的观察家，还是当代研究清史的人，对清代各个政务领域蔓延难治的腐败，都有深刻印象。
腐败的程度，腐败总金额较能说明问题。1897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述评说，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其数量肯定是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笔者的研究，结论是清代官场腐败总金额大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倍。而研究晚清财政的周育民先生则认为，在晚清腐败总金额应该在2亿两银子以上。按晚清国家财政收入7000余万两到1亿两银子来算，2亿两银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3倍。
由此可知，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并没有扼制住腐败。认为任职回避制度可以扼制腐败，并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实际上，任职回避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为了避免官员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扭抱成团，妨碍中央政令的畅通，挑战皇权专制的权威。当然，无可否定，任职回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扼制腐败作用，只是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不能对之寄望过高。
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其设置的严密已达极致，执行的严格也可以说已达极致。当代的任职回避制度，显然难以望其项背。既然清代任职回避制度，对扼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当代也就不能指望通过这种制度彻底反腐。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现代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