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振亚：绝不能回避 更不可歪曲--读《牛汉自述》

苗振亚：绝不能回避 更不可歪曲--读《牛汉自述》

学林杂俎 2010-11-26 16:24:40 阅读533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牛汉自述》的几个片断


读过《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我觉得这是一部真实记录自己，同时也真实记录历史的书。牛汉曾对他主编的《新文学史料》有个要求，那就是：“要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也是很难”，但“绝不能回避，更不可歪曲”。看来，对这部自述，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应该说，当一段历史还在余音缭绕，牛汉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要达到并不容易，可牛汉还是达到了。我们不妨通过几个片断，来感受一下，牛汉笔下“不回避”“不歪曲”的记忆。


一、政治化鲁迅是打“胡风集团”的前奏

不能回避，最难的是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例如，“胡风集团”虽然早已平反，但打“胡风集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作为曾被定性为“胡风分子”的牛汉，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胡风集团”的诸多珍贵史料，更从历史的细节当中，理出了打“胡风集团”的政治根源。

事情要早到延安时期，要早到树鲁迅为文化旗手的政治决定。

毛在1942年的《讲话》中，为什么树鲁迅为中国文化的旗手，冯雪峰深知内情。冯雪峰是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34年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过红军长征。一直到遵义会议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都很近，有较多的接触。冯在与牛汉闲聊天时，不止一次说到，遵义会议后，毛很高兴，送他两条烟，还送了茶叶。后来，冯为了还礼，特意把自己保存的1938年版《鲁迅选集》送给了毛，但毛并没有认真去看。毛在《讲话》中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那是因为刘少奇已在宣扬与树立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经统一了，是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但国统区的文化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却不了解，这就要找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来团结大家，想来想去只能是鲁迅。这就是说，所以要树立鲁迅，并不像文字表述的那样，实际上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写信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话，共产党会如何看待他？此信后转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郭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想来，如此严肃的政治问题，郭的回答不可能是代表个人观点，对鲁迅的真实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离鲁迅越近，被整得越狠

幸运的是鲁迅已经去世，鲁迅影响下的一批文人还活着，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一些人看来，这部分人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反着的，因而，与鲁迅最亲近的胡风、萧军等人成为主要打击对象，就决非偶然了。1947年与1948年胡风在香港时，胡乔木、乔冠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就通过《大众文艺丛刊》，接二连三地批判过胡风。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时，也受到过批判。而被胡风看重的作家阿垅与路翎，其不幸遭遇也并非自反“胡风集团”始。从1949年开始就先批判阿垅，然后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解放后，鲁迅身边的战友与朋友，都成了文艺界的对立面，如冯雪峰、胡风、聂绀弩、黄源、刘雪苇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理由，落得不好的下场。而通过反“胡风集团”，最终一网打尽。所以牛汉说：“把这些人作为文坛的异己分子是很清楚的。”
 

三、“起义”与“自首”者舒芜

然而，如果没有舒芜的出现，要把这些“文坛的异己分子” 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历史也可能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舒芜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也善于把握时机。1952年，他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讨文章，在绿原所在的《长江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很快转发，并加上批“胡风文艺思想”的按语；1953年，他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与态度；1955年，他交出经过整理的胡风信件，毛泽东在阅读这些信后，指示中宣部、公安部立即成立“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组，一场反“胡风集团”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多少往日的朋友受到栽害，逮捕、隔离、停职反省，人生之路从此改变。做为“起义”与“自首”者的舒芜，得以解脱。对于朋友，他不仅没有负罪感，还到处在学校做报告，揭露与批判“胡风集团”的罪恶。

也许，最具认识价值的是，牛汉找到了舒芜这么做的潜在原因。从个人历史上说：舒芜曾于1938年在老家如入了共产党，后来自首了，连整个党支部都自首了。解放后，自首就是叛变，这成了他最大的人生隐患，内心难免恐惧，就想有新的表现，以抵消这历史污点。从具体文章上说，上世纪四十年代，舒芜曾写过《论主观》的文章，针对的是毛的《讲话》，这时需要主动认错，以免追究起来成为政治问题。再从趋利避害的人生选择上说，原先舒芜与胡风并不认识，1944年由路翎引荐，在重庆认识了胡风，成了胡风身边最信认的年轻人。而那时的胡风，用牛汉的话说：就像罗丹的“思想者”， “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在中国是一个大的形象”。选择胡风，无疑对自己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到了解放后，胡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做出新选择也就成了舒芜最需考虑的事情，写文章，交信件，都是这种选择的题中之义。

胡风恢复自由后，见到那些受他牵连的人，都会表示深深的愧疚，并给予深情的关切，而唯一不给面子并拒绝相见的只有舒芜。
 

四、宁折不弯的阿垅

在“胡风集团”主要成员中，除胡风之外，最牵动牛汉感情的是阿垅与路翎。阿垅骨头最硬，路翎的文学才华最令人惋惜。

阿垅是黄埔军校出身，抗战时期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抗战初期，他在延安上抗大，后因生病，要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去治疗。党组织就给他安排个任务，指派他到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去，给党提供机密情报。他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提供了不少很重要的情报。到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却把他当成特务。这件黑白颠倒的事，最令人气愤。阿垅在被捕后写的材料，最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也能看出为了整人所采取的文字手段。

要表述原意，只有摘抄原文：

“所发布的‘材料’（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 ‘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人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事实本身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质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被压服。”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

 
写这份申诉材料时，阿垅已经重病在身，两年后即因骨髓炎病死在天津的监狱里。牛汉说：阿垅对人十分真诚，非常正值，能给人圣洁的力量。像他申诉材料这样的文章，自己没有写过。阿垅看问题看得全面，敢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是大非上决不含糊，在所谓的“胡风集团”中，牛汉最感念最佩服的是阿垅。

 
五、路翎的下场

提到路翎，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他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八十万字作品时，路翎还只有二十二岁。对于这部小说，胡风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文艺评论家鲁芋称它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此而也奠定了路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其后，路翎又写出了话剧剧本《云雀》、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据说，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对胡乔木与张光年说，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像路翎应当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可见，路翎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与成就，在当时已惊动了高层，获得了认可。

可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牛汉去看路翎时，他家里已经看不到一本书了，连他自己的作品也没有了。妻子在街道麻袋厂干活，路翎靠扫大街，每户一月交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计。屋子里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放杂物的桌子，一个煤炉，两个放在地上的粮食口袋，没有凳子、柜子、箱子之类，衣服都搭在几根铁丝上。路翎妻子用粗瓷饭碗给牛汉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多年没有茶杯了。”问孩子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儿。”而过去，文友们在一起谈话时，路翎总是话最多，也最吸引人，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而“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 ‘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一个天才，就这样给毁了。

 
六、张茜的两个细节

牛汉在自述中写了很多人，同样都是如实地叙述事实，却不做评价之语。所以如此，也许是怕因评论而给歪曲事实提供可能性。

其中有两处写到陈毅的夫人张茜。一处是因“胡风集团”案，把牛汉牵连进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党支部会要牛汉交代。会后，张茜约牛汉留下来谈话。谈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依她看，牛汉和胡风的关系，主要还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但要做诚恳而深刻的检查。而在牛汉被逮捕的前两天，张茜知道了，又特意找牛汉谈话。她要牛汉坐下来谈，说事件很紧迫，但我相信你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党问题，但问题得澄清与解决，很不容易，过程可能会很长。你一定要相信历史，会搞清楚的，你要有思想准备，接受考验，绝不要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一名普通编辑，一位高级政要的夫人，能在这种特殊时刻，用这种口吻与牛汉谈话，并且完全不认同来自上面的政治结论，这让牛汉十分感念张茜。另一处写到张茜，已是十年以后的1966年冬天，“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到处都在揪斗人。有一天，牛汉在北京图书馆西边，看见一辆卡车上低头站着一个被批斗的人，一看，竟是张茜，斗她的是工人出版社印刷厂的人。张茜人很瘦，深深地低着头，后来很快就去世了。

两件事连在一起，牛汉自然会有很多感慨系之的话要说。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想叫一声，张茜呀。”

 

七、诗人艾青

能在每个人都诚惶诚恐过日子的政治运动中，关怀着被打入另册的人，这是一种很高的人品，牛汉是无法忘记的。

在这方面，还有令他敬佩的诗人艾青。1957年8月的一天，要牛汉去参加文艺界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也许，出于自己瘟疫般的身份，更出于对冯雪峰的敬重，牛汉怕人看见，特地戴个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低着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有个人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应声，喊声继续传来，更大，连叫了好几声。牛汉只得抬起头，向喊声望去，原来是艾青。两人相距一丈多远，艾青直盯着牛汉问：“是牛汉吗？”牛汉点点头。他用更大的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牛汉答：“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旁边好多双惊奇的眼睛审视着他们两人。牛汉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艾青正在受着严厉的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说着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朝着牛汉，而是面对大家，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接着他用朗诵诗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谁都知道这是胡风那首长诗的题目。当时坐在艾青附近的就有几位文艺界的大领导，也就是整他的人，但他毫不畏惧；如此挑起话头，很有挑战的意味。

牛汉说：艾青那青铜雕像似地神态，那悲壮的声音，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也永远不会忘记。

 
八、聂绀弩怕“大祸临头”

牛汉在自述中也写了另一些人。这些人要是换了别人来写，或许会只写事，不点名，以避免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人上门纠缠，但牛汉却并不回避。

在写聂绀弩时，他顺手写了件与胡乔木有关的事。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一天，聂的妻子周颖打电话给牛汉，叫他快来，说：“不好了，大祸临头了”。结果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胡乔木看了聂绀弩的诗稿，主动提出要给聂的诗集写篇序言。诗为心声，聂认为自己“内心想什么”， 这一下胡都知道了。那么，为什么胡知道了他“内心想什么”，就会“大祸临头”呢？这就要联系到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件事： “左联”时期，冯雪峰是文委书记，胡乔木是干事；抗战前夕，胡去延安，就是由冯派人护送的。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很亲近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胡曾向冯要了几本抗战时在国统区印的杂文集去看，未曾想到，他竟从冯的集子中选出几篇自认为是反党文章，上报给了毛主席。后来，毛让政治局传阅这些文章，冯雪峰的“右派分子”也就由中央做出了认定。

聂绀弩由冯雪峰的杂文，联想到自已的诗，担心胡乔木迟早也会如法炮制地处理他，所以他和周颖都很紧张。

 
九、萧乾技痒及其它

 “文革”前，牛汉与萧乾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他说萧乾爱打小报告，常常是复写四五份，分发给社领导楼适夷、人事处等，有的小报告还打到了胡乔木那里。 “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他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气得不行。小报告有关牛汉的就有十四处，根据聊天材料瞎编的，尽是胡说。后来编译所自发地开了一次批斗会，要萧乾交代、检查，向大家道歉。他却把这件事说得很好玩：“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有一天军宣队带大家到潮白河去游泳，萧乾被卷进旋涡中，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是牛汉救了他。事后有人埋怨牛汉，说救他干吗，死了活该！但牛汉对萧乾的看法还是冷静的，肯定萧乾确实有学问。原先的《新文学资料》，就是萧乾建议改成《新文学史料》的。把“资料”改为“史料”，虽一字之差，权威性就更强一些，也更有了分量。

像萧乾这样，并不是在政治压力下，主动出击去整人的，牛汉还写到了在“五七”干校的经历。

在 “五七”干校，政治批判活动并没有停止。揪“五一六”之前，有一天晚上，在露天空场上批冯雪峰。牛汉写道：“社里的外文编辑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没完没了，说得很长。具体说什么忘了，记得的是雪峰本来在前面坐着，他断喝一声：‘站起来﹗’雪峰就站了起来。”作为“胡风集团”最先“起义”的舒芜，批判胡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干校还是继续批判胡风。牛汉说：“舒芜写大字报，很长，贴在墙上，揭发批判胡风。绿原写了检讨。我没有写。我在干校一篇大字报都没有写过。”作为同是胡风分子，牛汉既然可以不写，那其他胡风分子也是可以不写的，也是可以不去批斗他人的。由此看来，舒芜的行为更多来自主动，而不是压力。

有人说，是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扭曲了人的心灵。这话不无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

 
十、伟人印象

在自述中，牛汉也偶尔涉及高层人物，虽言不尽意，感情倾向还是看得出来的。如下面的文字：

 

周恩来死时我没有流泪。写了一首诗表示悼念。但对他的死有震动，在食堂吃饭，好多人都哭了。

朱德去世，我个人还更沉痛些。朱德在华北大学作报告，我给他倒过水。但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开成立大会，刘少奇讲话，成仿吾叫我上去倒水，被警卫员拦了——他只喝警卫员带的水。

毛泽东死，没有大的震动，我比较成熟了。

 
十一、一个圈外人

文人圈以外的人，牛汉较少涉及，值得一说的也就是一个叫王增铎的公安干部。

牛汉被捕后，每天接受审查，交代自己的“罪行”，做记录的是王增铎。牛汉每天都要交代一万字以上，才能休息。有一次，交代只有个把钟头，可交给牛汉签字的记录却有一大沓，牛汉不相信会有这么多。在以往，都是王增铎递过来，牛汉就签字，这一次，牛汉一定要看过了才决定是否签字。但对方只叫他签字，就是不让看内容。牛汉怀疑记录有鬼，就一把枪了过来。一翻看，发现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交代，而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材料”。牛汉生气地说：“你们太胡闹，给党丢人！”当然也就拒绝签字。牛汉说：“过去的‘记录’我从来不看，一签了事，我相信党。”没想到“你们太卑鄙，阴险！”要求重看重签过去的‘记录’材料，并要求公安部对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彻查！

不难想像，在审查“胡风分子”牛汉时所采用的手段，很难保证就不会在审查其他“胡风分子”时采用。而就是这位王增铎，有一次诗人张志民告诉牛汉，他“文革”中是造反派，后来升为了公安部司局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