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病明星”折射媒体沉沦

文化“精神病明星”折射媒体沉沦
“犀利哥和凤姐都有典型精神病患症状，在中国娱乐媒体红得发紫，让人匪夷所思！”昨天，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副教授的朋友，回国来杭州看我，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提到中国这两个知名度最高的精神病明星。
因混搭服饰潮流一炮走红的犀利哥，原是一个精神病患的流浪者，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受邀上某卫视访谈节目，录播时因恐惧不敢上台，其情其景，犹如在宁波街头仰天长啸一样，令人心酸。
那凤姐可是大名鼎鼎、备受追捧的2010年网络第一雷人。“信凤姐，得自信”。凤姐被粉丝们视为“新时代女性的力量”。怎么会是个精神病患者？
我朋友是美国最权威的心理学会(APA)会员，他很认真地说：“凤姐是典型的自恋性病态人格，并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特征。这种人自以为是、自我陶醉、自我夸大，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西方心理学家认为：自恋是比世界上最善于欺骗的人更加善于欺骗。《韦伯斯特辞典》也把自恋界定为第六种贪得无厌的情感。
他说，在美国虽然媒体很自由，资讯很发达，彼此竞争很激烈，但媒体还是有基本社会道德底线。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诽闻案等，把严肃新闻娱乐化，可是绝不会把人的身心残疾娱乐化，拿精神病患者做媒体娱乐和公众取乐的对象。
我闻之愕然，继而默然。
我联想起台湾2003年底－2004年间头号社会话题人物许纯美。她因其行为、言论处处表现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而被人戏称为“上流美”。这个年近五十、形如枯槁的精神病患女人，自夸有上百亿新台币身价，每晚电视镜头总可见其丑陋形象和无耻辩驳。电视访谈间不断加以调侃、讥讽、甚至戏弄的口吻，形成一股民众一起看笑话的“上流美”风潮，收视率风头一时无两，岛内无敌。全台湾的电视观众都为之“疯狂”。一方是打电话到电视台自称气得要砸电视机的观众，一方是如获至宝捧着现金上门约档期的电视制作人，一方是“孤芳自赏”、誓要将自己“极致上流生活”毫不遮掩展示给公众的许纯美。在奉行“收视率就是一切”的台湾娱乐圈里，话题女王许纯美和她另类的娱乐圈走红方式就此横空出世。
凤姐，不就是大陆一个活脱脱的翻版许纯美吗？
一个自夸有财，身家超过百亿台币、住台北最好的别墅区、出入台湾最豪华的酒店、一月购衣费就超过百万台币的台湾“上流社会”女富豪；一个自夸有才，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主要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
一个在台湾公众视野里，不断上演性伙伴与家庭暴力的故事；一个在大陆媒体访谈中，不断提高择偶标准，从非清华北大硕士生不嫁，到整容后弃用清华男瞄准欧美海归。
一个自夸靓过林志玲，CD香奈等名牌穿在身上却有强烈反效果；一个整容后自夸媲美范冰冰，要做奥巴马情人。
在台湾媒体疯狂追访“上流美”时，曾为许纯美长期看病的精神科医生希望新闻媒体，如果还有一点悲悯之心，不应再戏耍她。台湾文化界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示谴责新闻媒体的冷酷和沉沦。
而大陆凤姐，至今仍频频在媒体面前丢人现眼，媒体竭尽所能挖掘人性的丑陋一面。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到她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及时心理救治呢？人们在享受“娱人小丑”带来低俗、短暂的精神快感之时，是否看到她在大众集体“审丑疲劳”后，将被所有媒体和哄客们冷酷抛弃，那时她的精神世界将面临彻底崩溃，她将生不如死。凤姐是“新时代女性力量的象征”，还是新时代低俗娱乐的一个可悲玩偶？
我在三年前曾撰文批判台湾庞杂媒体群疯抢着有限的新闻资源，各式腥膻、异色gossips，语不惊人死不休，只问收视率，不管社会良心。没想这么快，这一切已同样鲜活展现在我们每一个大陆人面前。媒体自由尚不足，新闻低俗无不及。媒体以猎奇、惊艳、黄色新闻为噱头，以“通俗”和“贴近受众”为名义快步庸俗化。媒介职业道德在新闻娱乐化的背景下急剧滑坡，舆论导向严重偏移。明星代替了劳模，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娱乐覆盖了文化。直至今日，精神病患者闪亮登场，成为大众娱乐的巅峰主角。
如果说，五年前以肢体语言红遍网络的自恋狂芙蓉姐姐，只是表达一种多元化的声音，体现庸众的集体狂欢，并没有直接毁损经典美学和社会伦理；那么，今天精神病患者犀利哥受邀做客电视访谈节目、病态型自恋人格患者凤姐的狂言乱语，持续成为各类媒体社会版、娱乐版的热点新闻，则成了当下中国这个犬儒社会道德崩溃的标志，意味着娱乐媒体责任的边缘化和严重缺失，意味着大众审美向低级趣味的彻底缴械，意味着中国文化和国民道德的可怕沦落。
著名学者朱大可早在“芙蓉姐姐”时代就发出急切呐喊，指出“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成了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中国娱乐依然是哄客的江湖。周星驰式娱乐已经OUT，反讽式话语不再先锋，不但继续背离精英文化，独立自主地反偶像和反美学，而且以个人快意恩仇取代所有文化审美情趣。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全部活动就变成各种花样的感官刺激。公众一方面希望给犀利哥、凤姐这类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一个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但更多的人只是把“精神病明星”当做自己郁闷生活和焦虑精神的调笑品。
中国文化全面沦落。在中国文化领域，欲望的满足是解放了欲望，而不是解放了人；欲望的释放是释放了利润和资本，而不是意义和价值。膨胀的诱惑和欲望一如既往，伴随着资本增长的喜剧，像一个活跃无比的戏子，在社会的前台不停地狂舞，成了各种势力（权力、资本、文化）都要强行攻占的领地。越新奇、越刁钻古怪的东西，就越具有商业价值。“新奇”像一条被权力和资本雇佣的疯狗，追逐并吞噬着更为丰富的民众文化实践的意义。文化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被权力、金钱和各种利益蒙住了双眼，直到倒地休克。这是对文化创造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病态的文化表征，透视出病态的国民心理，更透视出病态的国家和病态的社会。处在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原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瓦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普遍心理焦虑感，在中国尤为凸显。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观念，使得中国传统人伦无处立根，天人合一宇宙观也被西学一扫而空，传统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的失落，导致现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失落。官场的全面腐败，更使社会风气败坏。诚如马斯洛所说：“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
另一角度看，中国传媒业日益与国际接轨，具有娱乐化色彩的新闻，因其有趣、刺激，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受众的从众心理将导致更多的人在媒介中寻找相关的新闻阅听。而由于受众麻木的看客心理，促使媒体绞尽脑汁选题材、找角度、编故事。同时在互动的娱乐时代，媒体利用受众想亲身参与游戏中的心理，提供零距离接触话题人物的媒体平台，让受众感受到极大的满足。于是，犀利哥、凤姐、伪娘之类轮番登场，或被膜拜，或被追捧，或被嘲笑，或被唾骂，只要能哗一下大众、取一下媚宠就行。媒体娱乐节目丑态百出，已经到了无耻之地步。
资讯使人焦虑，何不娱乐使之。娱乐消遣本不足为道，可是当庸俗化成为一种汹涌的趋势，甚至风靡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找回传统优秀文化，净化社会风气，徜徉在精神乐园里，寻求自我精神境界的超越和升华呢？圣经说得好：“你爱着的人只不过是件容器，你真正需要的，容器里放着的，是你自己！”当我们把精神病患者追捧为社会话题明星，其实我们每一个看客和哄客都已经跻身可怜的同一行列。只不过一个露丑，一个审丑罢了。
世风日下的中国，有多少文化人还会在乎社会公德和良知？当色情、暴露能换取名利时，男人们毫不犹豫掏出阳具进行“写作”，女人们不甘落后扒光衣服换取“名气”。在追逐商业价值时，失落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价值。扪心自问，我们还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多少流芳百世的好作品？羞愧面对“四书五经”，汗颜面对“唐诗宋词”，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无地自容。
当我们的GDP节节攀升雄踞世界大国前列，当我们的太空船已成功载人升上太空，我们的文化却在一步步沉沦。我们是否到了该掀起一场精神文明的自我救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