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乡案”：舆论与官场的较量

    史鉴散照

    历史学者

    ◎ 洪振快

    公共事件频发，这也是历史中国的一种社会生态。每次事件发生后，公众都翘首期盼了解事件的真相，但官方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玩“躲猫猫”、“70码”之类的把戏，尽管在汹涌的网络民意的逼迫下步步退却，事件的真相也得以一步步被逼近，但最终往往还是难以大白于天下，总有一些疑问被搁置起来，公众的疑虑还是难以尽释，官方的公信力也在一次次事件中受损和削弱。

    真相只有一个，往往也不复杂，但为何总是难以大白呢？

    一百多年前的四川东乡县(现宣汉县)，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史称“东乡案”。该事件发生后，官方说辞和社会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舆论的压力下，案件一查再查，但始终无法水落石出，最后是张之洞揭开了真相。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蓄积已久的民间不满，“东乡案”也是一样。该案的远因，是咸丰、同治年间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在正式税收之外加收“津贴”、“捐输”、“茶课”等项费用，导致民间负担过重。原来正式税收是1两银子的，本来换成铜钱交纳只需1200文，但实际的征收，居然高达13030文，换成银子，约为10两，民众为此负累不堪。后来，他们听说这些征收的钱并没有全部上交，而是被地方官吏和代收“津贴”、“捐输”的地方富绅贪污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东乡人先是走合法程序，到四川省内各级衙门反映情况，要求清查账务，但官方不予理睬。无奈，只好到北京上访，时称“京控”。“京控”被接受后打回地方审理，两个上访代表，一个被收买，不再申诉，另一个被刑讯，在“卡房”(类似现在看守所)里关了好几个月。

    这个被关押的上访代表名叫袁廷蛟，在案子折腾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之后，光绪元年(1875)五月十八日这一天，他约集二三百人一起到县城找富绅“算账”。县令见人多势众，怕难以控制，一方面下令关闭城门，一方面要求上级派兵弹压。官方与民间的矛盾慢慢升级，局势渐难控制，东乡县令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请兵剿“匪”。既然有人聚众谋反，四川总督没有理由坐视不管，于是“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造成数百人无辜死亡的特大惨案。

    “东乡案”发生后，真相如何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四川官方和社会舆论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分歧。四川官方认为，该事件应定性为聚众谋反，袁廷蛟等人是“匪”，所以派兵镇压理所当然，不需承担任何责任。而社会舆论坚决否定和质疑这一定性。除了民间，四川籍京官和朝中清流派也一起制造舆论，力图推翻四川官方的说法。

    先是四川籍监察御史吴镇上奏折，认为官兵“残虐无辜”，要求皇帝饬令四川总督严查究办。光绪二年七月，下令剿杀的护理(总督不在任暂代其职)四川总督文格回奏，认为剿杀是应当的，社会上的流言是袁廷蛟一伙散布的谣言，不足为信。这一结论暂时得到了北京的认可。之后，监察御史李腾箫和都察院右都御史景廉等提出文格的调查结论疑点很多，与事实不符，朝廷决定让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重新审理。丁宝桢审理后的结论与文格基本一致，北京方面再次予以认可。但舆论方面不能认同。光绪四年二月初一，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认为丁宝桢“轻纵”——— 包庇有关人员，“人言藉藉”，请求再核。圣旨下来，要求丁宝桢“再将前案悉心复核，务使情真罪当，以雪民冤”，“不得意存回护”。张佩纶认为丁宝桢已有先入之见，应另外派人调查，建议让告病回乡的四川籍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调查此案。丁宝桢再奏，维持原议，否认“轻纵”。而李宗羲调查的结论与丁宝桢差异很大。朝廷无法判断，只好派出礼部尚书恩承、吏部左侍郎童华为中央专案组领导前往四川调查，但他们仍然没有揭开事件真相。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此案反复调查，四川官方一直在玩“躲猫猫”，其结论一直受到舆论的批评，中央一再要求四川官方严查，但定性难以改变。派出中央专案组，真相仍然难以大白。

    “东乡案”的真相，是张之洞揭开的。“东乡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任学政(类似省教育厅长)一职，他到东乡县所在的绥定府主持考试的时候，秀才们不按规定答题，却在试卷里写了很多“东乡案”的材料和议论，这是舆论的另一种反映，张之洞也因此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光绪五年三月张之洞被调回北京任职，五月份他到北京后连上数道奏折，指出事件的逻辑链条是：“此案之查办在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被四川官方遮掩了数年的真相终于被揭开。朝廷据此论罪，对滥杀负有直接责任的孙定扬、李有恒被判死刑，负有领导责任的文格被革职，其他相关责任人也都得到相应的处罚。

    “东乡案”的审理历时三年，真相始终难以大白，究其原因，四川官方的阻力是第一原因。大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存在基层官员的渎职、腐败问题。由于渎职和腐败，事件发生后，不能及时、公正地处理，为了掩饰其行径，反而采取瞒和压的策略。事件升级后，则歪曲真相，申请动用武力。官兵滥杀无辜，致使罪责加重，势必更要不惜代价隐瞒真相。而官方作为一个整体，上级“回护”下级，沆瀣一气。“东乡案”中，几任四川总督都意图隐瞒事件真相，“回护”涉案人员。丁宝桢在晚清是以干练和清廉著名的，但在此案中仍然处处“回护”李有恒等人。“回护”的官场习气，阻碍了事件真相的揭开。

    因此，公共事件真相难以大白，首先是基层官员为了躲避渎职、腐败的罪责而有意掩盖真相，其次是官场“回护”不愿揭开真相。最后真相能否大白，取决于舆论压力能否胜过地方官场的阻力。当舆论代表事件真相和社会正义的时候，当政者是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当舆论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地方官场的阻力也可能被冲破，公共事件的真相有可能被逼近、被揭开。